3月27日下午，熊培雲做客單向空間，一同出席的還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劉建平、日本專欄作家加藤嘉一以及學者止庵，眾人開展了一場以中日關係為核心的對談：日本社會的特點、中日社會的差異、中日和解之困……
熊培雲一直思考探索的問題是，為什麼法德可以和解，而中日和解這麼艱難？障礙到底在哪裡？這也是孫歌的心結。
2013年8月15日，日本銘心會·南京第28次友好訪華團的日本友人在和平集會上憑弔南京大屠殺遇難者。圖片來源：網絡
近日，學者熊培雲的新作《西風東土：兩個世界的挫折》問世，記錄了他受東京大學之邀訪學期間的所思所想。他觀察受「西風」塑造的日本，更關注中國與日本的關係，並「在日本發現中國」。
3月27日下午，熊培雲做客單向空間，一同出席的還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研究員孫歌、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劉建平、日本專欄作家加藤嘉一以及學者止庵，眾人開展了一場以中日關係為核心的對談：日本社會的特點、中日社會的差異、中日和解之困……
熊培雲認為，人常常無可避免地做出心理學家所稱的「盲視」行為，即我們只看得到我們想看的東西，忽略了不想看到的那部分。因此，在旅日寫作的過程中，他採訪了各色各樣的人——議員，百姓，右翼，學者……以此來減少「盲視」對寫作的影響。
石橋湛三與「小日本主義」
2014年，熊培雲接受東京大學的邀請赴日本訪學。訪學期間，熊培雲不斷地閱讀、採訪、整理筆記、思考，每天用日記體記下他在日本的所思。本來計劃只在日本待幾個月，隨著觀察與寫作的不斷深入，他覺得幾個月遠遠不夠。
國家主義、個人主義、左翼、右翼……它們是《西風東土》中的關鍵詞。從明治維新一直到二戰結束，國家主義在日本不斷地發育、膨脹。「福澤諭吉說的『爭國家之獨立，先爭個人之獨立』聽起來很個人主義，但其實有很大的問題。這還是以國為本的思想，福澤諭吉他們把個人的自由當手段謀求國家的自由。國家主義正是從近代慢慢培育的。」熊培雲說，「在近代，國家主義一直有很大的保障，日本把擴張國權當成很重要的使命。」
而上承國家主義、下啟「小日本主義」的人是石橋湛山，熊培雲認為。到日本的第二天，他便將研究重心放在石橋湛山上，認為石橋是戰後日本經濟崛起中的「關鍵性人物」。石橋湛山於1956年12月出任日本首相，三個月後便辭任。石橋希望日本走「小日本」主義，即小政府，大社會。他強調個人自由，推崇個人主義，在戰前，他反對滿洲侵略，希望日本戰敗。熊培雲將日本1960年代的經濟增長歸功於石橋推崇的「小日本主義」。而與之相對的，「大日本主義」是國家主義的表現，對外表現為極右，發動侵略，把國家和社會破壞掉了。
《西風東土》的腰封上有這樣一句話：「日本是中國之藥。」熊培雲解釋道，「中國有兩個地方可以向日本學習，一是組織系統，比如社團；二是意義系統，比如道德，社會自治等。這兩個中國以前也有，只不過大革命把這兩個都摧毀了。」熊培雲對中國的社會發育不是很樂觀，認為中國的組織系統和意義系統仍需要慢慢培養。
仇日的民族情緒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著，網上能看到大量的仇視日本的言論。但熊培雲觀察到，在日本，和平發展的確是主流。「國家（state）處於被壓制的狀態，被剝奪了發動戰爭的權力。對東方來說日本的和平憲法是很重要的成果。我們常說要把權力關進籠子裡，最大的權力就是發動戰爭的權力。」這個壓制一方面是源於日美安保條約，另一方面是日本的民主。熊培雲援引了康德的一句話「民主國家之間是不會發生戰爭的」，他並不完全同意康德，但他認為民主國家結束戰爭更具有優勢。
在民主國家，「大家都有選票，而戰爭是需要成本的，他們要考慮這對自己的利益的威脅。但在集權國家人人都只是螺絲釘，是國家整體的一部分，戰爭成本用多用少都一樣，發不發動都不是自己說了算。此外，在極度洗腦、渲染仇恨的情況下很可能為了意識形態赴湯蹈火。而如果民主社會，意識形態自由的情況下大家可能會適可而止。」熊培雲解釋道。
媒介素養與對外情緒
熊培雲在東京訪問的時候，一個朋友問他是否安全，並發給他一張圖片，圖片上是一些人在遊行示威，而內容類似於「xx人滾出去」之類。熊培雲說，他天天在東京，沒有遇到這些事情，大家都很友好，就覺得沒什麼。「這就涉及到我們對媒體的理解。同樣的照片，我看到後覺得只是某地方舉行了示威遊行，結束了就沒事了。而如果媒介素養不是很好，或許會認為整個國家都發生了這樣的活動，就像看抗日劇一樣（亢奮）。」
孫歌說：「媒介素養核心在講一個問題，在接受媒體內容之前，自己先做一番處理，選擇角度，信任還是不信任。」 在傳媒社會，我們都在接受事實，但所有的事實都是二手的，這意味著我們直接看到的表象都是經過處理的。在一些較為複雜的問題上，如果不加思索地便接受信息，那麼情緒可能會很容易受到煽動。
止庵這些年有一半的時間都在日本。談及媒介素養，他想起了自己在池袋的一次經歷：「那天周日，我看到路口有一輛右翼宣傳車，車上有個人在講演，聲調很高，可以說是聲嘶力竭，非常嚇人。車下面全是人，特別多的人圍在那裡。我當時想，這要是拍一個照片，那日本就挺危險了。這個時候是紅燈，過了一會綠燈了，人就退潮了，一個人都沒有。非常奇怪，講演下面一個人都沒了，我才反應過來都是等紅燈的。」要是在這個情況下拍兩個照片，一個是舉國都是右翼，一個則是舉國沒有右翼。止庵晚上回去後和朋友聊起，朋友說那個講演的人也是雇的，日本有專門做這個的職業，你別信。止庵說，如果你缺乏媒介素養，對看到的現象做很簡單的判斷，然後憤怒或者高興，這都很可笑。
加藤嘉一說，日本較為強調媒介素養是有原因的。「我們是二戰發動國家，戰敗國，軍國主義國家。老百姓認為國家、媒體都無所作為，國家欺騙了國民，讓國家陷入崩潰的邊緣，一片廢墟。我們從那個情況下回歸國際社會。所以如果再不強調媒介素養，那麼民主和社會可能就會退潮，我們今天也可以看到國民時刻抱著警惕的態度。」
為什麼中日和解這麼難
熊培雲一直在思考、探索的一個問題是，為什麼法德可以和解，而中日和解這麼艱難？
孫歌說這也是她的心結。她講到，「我記得有一次我在大學做講演，問台下的學生，假如今天日本政府對我們做了明確的謝罪，你會原諒嗎？我們知道和解分兩部分，一個是謝罪，一個是原諒。台下學生說我們不原諒。」這個抽樣雖然很單一，但多多少少能夠說明學生們的民族情緒很嚴重了。
中日之間的和解需要很精細的分析。
「在國家層面上分析的話」，孫歌說，「我們發現德法和解與中日和解幾乎沒可比性，德國最難和解的是猶太人，不是法國。而德國和猶太和解不是在1950年代，而是1970年西德總理勃蘭特的華沙之跪。」孫歌分析道，1950年代德法的迅速和解是在美國的控制下發生的，西德和法國簽訂了和平條約後立刻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德法是冷戰結構里西方一側的同盟國。
提到中日和解最常說的是1970年代的中日邦交。但事實上，孫歌說，「我們都忘記了1951年日本首先是和台灣（而非大陸）簽的《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這個也是在美國的控制下簽訂的，條約排除了社會主義陣營的國家，如中國、蘇聯。所以說，看起來和解是兩個國家的事情，但是和世界格局密切相關。」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48個戰勝國與戰敗國日本於1951年9月8日在美國舊金山所簽訂和平條約。
而中日和解要比這個複雜得多。中國傳媒大學教授劉建平說，「中日為何沒有和解？因為中日沒有正式的外交。」他解釋說，和解是非常規範的國際政治概念，需要在契約層面上結束戰爭狀態，賠償，謝罪。「日本雖然和台灣簽過和平條約，台灣卻沒能拿回賠償，因為日本說戰爭的受害者在大陸。」劉建平說，而在1970年代田中訪華時，再討論賠償問題，日本的回答是我們已經簽過條約了，因此賠償依然沒有要回。
國家之間的和解僅僅是締結和平條約，孫歌認為，而老百姓在談和解的時候有不一樣的意義，並且包含了很多情感因素。「今天妨礙中日和解的，民間的問題比國家間的問題更嚴重。國家可以一夜之間轉變政策，但社會呢？我們可以達成沒有隔閡的和解嗎？如果不能，障礙是什麼？」
「真正的障礙源於中國人的自大和自卑，還有日本人的優越感。」孫歌說，中日最大差異在於中國是高度流動的社會，在空間上人員不斷流動；功能上看，即使人不流動，環境、政策也在不斷流動。而日本的流動性比較小，對它的歷史、現實、未來都比較有把握。在不同的環境下，孫歌說，「過於流動使得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從不缺少自由。從亂扔骨頭，到隨地吐痰，這些亂象對日本來說都是落後的、不夠現代化的標誌。但中國人就覺得我們有幾千年文明，日本近代才發展起來，國土有限，不過是占了個便宜。中國人有這樣的自大，因此也具有自大反面的自卑。」
孫歌認為，國家和平與否每一個人都有責任。「而當一個個個體有意識的克服障礙的時候，戰爭的基礎很可能就會瓦解掉。國家的和解就是內部的問題，如果我們在內部可以瓦解歧視、優越感、自大、自卑，那麼這個社會是最自由的社會。奴隸是發動戰爭的最好工具，自由人是很難產生戰爭的。很遺憾，中國和日本都不能說是自由人組成的社會。」孫歌說。
止庵對此表示悲觀，他說中國人的種種毛病魯迅那一代人早就提出來了，「日本是中國之藥」這句話最早是魯迅說的，可是這藥「中國人會吃嗎？吃過嗎？現在之所以說魯迅的作品很有現實意義，不就是說他的作品還沒起什麼作用嗎？」
加藤嘉一在中國遊學多年，關注中日關係已久。他認為國家和解是一種終結，是一個歷史節點；而民間和解注重過程，是兩條不斷碰撞交流的線。加藤嘉一說，在這種過程中，「像熊培雲這樣的中國人，去日本採訪右翼、議員、官員、平民各種人，這種態度是每一個研究中日關係的人都應該學習的。」中國和日本什麼時候平等過？「古代日本向中國進貢，近代中國被日本侵略，而現在，中國和日本在歷史上首次平起平坐，」加藤嘉一說，「我覺得中日和解這才開始。」
文章來源: https://www.twgreatdaily.com/cat34/node1046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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