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周報特約記者 許驥 發自香港

「我希望，我的孫輩們能活在一個和平的世界。」

10月17日，在香港，當美國小布希時代的財政部長、前高盛CEO亨利·保爾森（Henry M. Paulson）被問及為什麼要寫《與中國打交道：親歷一個新經濟大國的崛起》一書時，他如是回答。在書的扉頁上，保爾森把它獻給他的孫輩：Willa、Cassidy、Finn和Addie，並寫道：「想讓你們知道為什麼祖父要花這麼多時間在中國。」他的聲音輕柔，語言幽默，常常逗得滿場大笑。

保爾森認為中國要繼續開放市場、對美國企業保持開放態度；又認為無論誰人當選美國總統，實施保護主義對中國及美國經濟均會造成負面影響。

無論喜不喜歡、接不接受，所有國家的人都必須承認，今天的中國早已是個不容忽視的存在，區別僅在於面對或背對這個龐然大物—背對它，顯然不智。全世界的精英階層，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渠道加深了解中國。保爾森是其中的先行者和佼佼者，早在高盛（Goldman Sachs）擔任要職時，他就開始深入中國，接觸中國政治和經濟方面的高層人物。他看到許多普通人不會看到的細節，例如當時一位中國政府領導人西裝褲下面露出的一小截秋褲。

保爾森這本2015年的著作在香港出版了繁體中文版，因為他對香港簡直太熟悉—過去幾十年和中國打交道，常常都是通過香港作為橋樑。保爾森非常了解中國，當他說出「在中國，很容易出現這樣的情況，對方說著同樣的話，意思卻相當不同」時，你便知道，他確實與足夠多的中國人打過交道。而作為一名外國人，和剛剛打開國門的中國合作時的種種，是很多今天的中國年輕人沒有辦法想像的。例如，1997年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開，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稱：「國有經濟比重減少一些，不會影響我國的社會主義性質。」於是，許多老牌的國企啟動改革。當時，所有人都把目光集中在中國電信身上，因為幾周後它就要在香港上市。

在那之前的整整一年，時任中國建設銀行行長王岐山拜訪保爾森。保爾森對王岐山甚為激賞，稱他是「堅定的改革者，精明而前途無量」。當時，中方已經確定與高盛合作，推動中國電信在香港上市。三個月後，保爾森來到北京，去見郵電部長吳基傳。

雖然保爾森接受了任務，但他必須獲得更多支持。他清楚在這個項目當中郵電部（後與電子工業部合併為信息產業部）的重要性，因此非常謹慎。可出師不利，前往郵電部的當天就遇到堵車。眼看只有5分鐘了，他當機立斷，下車跑了起來。當他於北京寒冷的12月，穿著西裝在長安街上狂奔時，路人都對此景忍俊不禁。而他知道，想要獲得支持，除了官方的交往，還必須和高層建立良好的聯繫。顯然保爾森做到了，1997年5月20日高盛正式獲得郵電部的授權。

一切看起來如此順利。6月末，保爾森來到香港，準備見證香港回歸，他非常得意。但只得意了幾天。

7月1日香港回歸，第二天全球的投機者們便把矛頭指向東南亞。泰國率先撐不住，從而引發了亞洲金融危機。他們不得不把上市時間由1997年9月推遲到10月，但在中國電信上市的前一天，香港股市仍下跌了14%。

中國電信就在這種情勢中上市，股價一路跌跌撞撞，驚心動魄。王岐山後來告訴保爾森，在市場的狂亂中，時任國務院總理朱鎔基曾把他叫回北京。在得知中國電信股價回升時，朱鎔基問王岐山：「你拿到42億美元了嗎？」王岐山回答：「是的，真金白銀。」朱鎔基說：「錢到了你口袋裡我才放心，只有這樣才能確定是你的。」保爾森評論道：「今天也許很難相信，中國會擔心錢的問題，但那時的確如此。」

中國一路走到今天，排除了太多的困難，親歷過的人都不敢小看。保爾森的同事在目睹中國電信上市後告訴他，起初他覺得中國方面對股票定價的反覆令他特別擔心，但事後，這位同事反思道：「也許我才根本不懂中國交易定價。」中國事，中國人都未必全懂。

當然，像保爾森這樣一個「老奸巨猾」的人，他能說的全都在書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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