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可以的話,我希望這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不要做惠英紅這樣的所謂「女強人」。
此前,57歲的惠英紅憑電影《幸運是我》以大熱姿態摘下影后寶座,這是她繼1982年及2010年後第三度獲得影后殊榮。
她獲獎之後,各種的祝福與讚美將其包圍,一片歡聲笑語。
但她的妹妹Sandy卻選擇在社交網絡,披露姐姐出道多年的艱辛,指她為了負擔一家人的經濟壓力,一度患上抑鬱症,至今仍有復發的可能。
Sandy說,惠英紅每走一步都非常艱難,她沒有後台沒有經濟後盾,往往要比人付出多十倍的努力,才能進步一點點,壓力以噸來計算。
除了工作上的壓力,惠英紅還是他們一家人的頂樑柱,其他家庭成員包括妹妹Sandy(她是容祖兒的助手),月薪微薄,只可以負責房子的水電煤、管理費以及自己的飯錢,其餘的費用,全部要由惠英紅承擔。
惠英紅的收入來源於演戲,她熱愛電影,總是希望做到最好,但偏偏人的承受能力有限,一旦壓力過大,精神崩潰,那就是抑鬱症了。
Sandy不敢要求姐姐退出娛樂圈,但每次惠英紅拍戲,她都覺得那股壓力像傳染病一樣,導致她血壓上升,吃藥也沒能降下來,「我就會開始擔心她(惠英紅)的抑鬱症會發作嗎?我晚上不敢太熟睡,每晚起床看看她是否睡得好。」
惠英紅家裡有八個兄弟姐妹,她是老五,小時候,她冒險去紅燈區賣口香糖賺錢養家,長大後,她出道拍戲同樣負責照顧家人,她習慣了為整個家付出。
她接受《魯豫有約》專訪的時候,魯豫這樣評價她:「惠英紅的特點就是她很獨立,一切都可以自己搞定,然後再照顧別的人,形象小女人,但性格是大女人。不能叫強勢吧,會有一些強的那個東西,這個對事業很好,很投入,很堅強、很能幹、好演員,但在生活當中會阻礙她,獲得一般的人能夠獲得,那樣的平靜的幸福。」
當年,惠英紅在電影圈走紅,弟弟妹妹他們都還在讀書,她會給大家買那種很貴的球鞋,還有供他們去讀最貴的學校,她有一種「長姐」的自覺,即使自己不花錢,也要給家人最好的生活。
惠英紅說,她整個人是矛盾的,為家人付出,她有壓力,有不平衡,有很多埋怨,可是又有當英雄的成就感。
這兩年,惠英紅的事業越來越好,但令她最開心的反而是家人生活穩定,「只要他們平平穩穩的,我就很安心,如果不是這樣,有什麼事情他們先想的,就是找我。很多時候,不是錢的問題,是操心擔憂,為什麼會這樣子,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他們今天過得好不好,是想很多這種,一想就會心跳加速,就有壓力。」
前段時間,港媒拍到惠英紅去看豪宅的照片,記者問她是不是買樓投資,她表現得有點不耐煩,解釋說買樓的其實是她弟弟一家人,她只是幫忙看看樓盤而已。
港媒懷疑,惠英紅其實是出錢幫弟弟買樓,但遭到她否認。
現在,惠英紅與姐姐及妹妹同住,三人都沒有結婚,姐姐因為小時候的一場大火導致失明,妹妹則是之前提過的容祖兒助手。
對於愛情,只談過三次戀愛的惠英紅說年齡越大,機會越少,身邊好的都結婚了,不好的,自己也不想要。如果能嫁得出當然好,萬一實現不了,惠英紅也已做好心理準備,「時代已經不同了,我妹妹都沒有結婚,我們兩姐妹一定可以互相照顧。」
關於惠英紅小時候的故事,估計大家這幾天都看了很多,每次看,都有人感慨,這簡直就是活生生的劇本。
惠英紅的父親是山東大戶人家的少爺,1949年之後,他們一家人遷居香港。剛開始時,家中經濟條件不錯,後來父親沉迷賭博,把從山東帶來的一箱箱金子輸光光,一家人窮得差點要吃土。
惠英紅說:「我爸爸運氣不是很好,他去打工時被人家打傷了一隻耳朵一隻眼睛,所以變得更加自卑,之後就待在家裡,很多事情都是我媽媽去做。」
屋漏偏逢連夜雨,惠英紅一家住的木屋發生大火,姐姐為了救出她和妹妹,被著火的木條打中,不幸毀容、失明。
為了生存,惠英紅一家睡在樓梯底,年長的四個孩子被送到不同的地方寄養,母親帶著剩下的幾個子女到酒樓拿剩菜回家吃,「那時候香港很窮,餐館的剩菜剩飯都會弄乾凈拿到後門分給窮人,我們家就是這麼過來的。」
惠英紅的哥哥惠天賜,就是被送走的其中一個孩子,他也是娛樂圈中人,2012年因為心急復出,減肥過度導致器官衰竭,在家中去世了。
後來,一位好心的街坊告訴惠英紅媽媽,香港灣仔的紅燈區有很多美國水兵,可以去討點錢。於是惠英紅和妹妹就抱著一個木盒,裡面裝有口香糖、撲克牌、紀念品之類的小東西,到灣仔向老外兜售,「我嘴巴很甜,會逗別人開心,所以賺得最多,別人八個小時賣不到100 塊,我四個小時就賣了200塊,然後買了炸薯條和可樂,偷偷去公園盪鞦韆。」
惠英紅長到13歲,她開始明白自己不能長期留在紅燈區,不然下場一定就是出賣身體。
離開灣仔之後,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夜總會跳中國舞,「因為我知道很多女演員都是在夜總會被星探發現的。」
跳了兩年舞之後,1976年惠英紅被大導演張徹看中,進入邵氏電影公司,拍攝電影《射鵰英雄傳》。
惠英紅一開始試鏡的是醬油角色——江南七怪中的韓小瑩,張徹覺得她機靈漂亮,就欽點她演了穆念慈。
不過母親堅決不同意惠英紅進電影圈,原因是錢太少。那個時候,邵氏公司以低成本製作著稱,旗下藝人都是拿固定工資的,惠英紅當時一個月能拿到500元,但如果她繼續在夜總會跳舞,月收入是1500元。
不過,那時惠英紅對自己有蜜汁自信,她不惜撒謊騙姐姐代簽了合同,「我對自己有信心。因為我在灣仔,小孩都叫我老大,我是帶頭的那個人,家裡有什麼問題,最後也都是我來解決,我覺得自己能控制所有的東西。」
當時,武打片是主流,「我為什麼可以做第一女主角,就是因為拍《爛頭何》的時候,那個女主角拍了第一個鏡頭,被人打,她痛得受不了就靜悄悄走了。等導演找她,她已經回家了。那怎麼辦?沒有了女主角,立刻要找人。導演就忽然想起我,就說找那個女孩來吧。」
《爛頭何》的導演是劉家良,他拍起戲來一點都不憐香惜玉,從來不會為演員準備任何保護措施,「有一個場戲講我被人打了40多拳,是真的打!挨了幾拳,我衝出去吐,吐完回去再被打。換了其他女演員早就走人了,但我不能走,因為如果不熬過這一關,我就沒機會了。」
拍完這部戲之後,惠英紅就成了劉家良的御用演員。之後劉師傅開拍電影,向「邵氏」老闆娘方逸華極力推薦惠英紅做女主角。那時候300多萬已經是大投資,方逸華表示不想冒險用一個新人,但劉家良堅持,還霸氣側漏地表示如果電影虧了,虧多少他就賠多少,方逸華才勉強同意。
結果,這部片上映後打破了香港電影史上的開畫記錄,而惠英紅也拿到了她第一個影后獎項。
聽起來很風光有木有?然而這是惠英紅用「繩命」換回來的。
拍攝《扭計雜牌軍》期間,她的腿骨折了,但搭好的景第二天要拆,必須按原計劃拍完。「下半身根本沒法站,兩條腿吊來吊去,怎麼辦?別人抱著我,拍上半身打,全景就用替身。有多疼?上身一動,下面的腿就會搖,像一把刀插進來。拍完送醫院,打石膏,一兩天之後又出來拍戲。」
因為常年拍武打戲,惠英紅的身體早已傷痕累累,連鼻骨都折斷變形。直到現在她的一個鼻孔因為變形仍不通暢,只能藉助嘴巴呼吸。長時間的談話,對惠英紅來說是一件艱難的事,因為她的嘴巴既要說話又要呼吸,容易讓喉嚨沙啞。
更悲催的是,當時香港電影市場的風向逐漸由動作片轉向文藝片,為了適應變化,洗掉「打女」形象,惠英紅跑去拍了一套大尺度寫真!
然而惠英紅的彪悍打女形象實在太深入人心,結果可想而知,她轉型失敗,而當時的男友黃子揚無法忍受她的身體被看光光,對惠英紅冷言冷語,她覺得不受尊重,立即提出分手。
隨著張曼玉、鍾楚紅等漂亮女星的崛起,突然某一天,惠英紅髮現自己一部電影都沒得拍,「我咽不下這口氣,從來都是人家找我,我不會主動去敲門,那時候的我也拉不下這個臉。」
那時候,惠英紅的內心是崩潰的,她把自己關在房間裡一個多月,臉不洗牙也不刷,對著鏡子罵自己:「真丑!你沒用,你快去死吧!」然後,她真的吞了一堆安眠藥,還好家人發現得及時,「我一醒來,就看到我媽和我妹妹眼睛都哭腫了。然後我就想,死不了就不死了,沒人愛就自己愛!」
大難不死,惠英紅一個人去看心理醫生,還理直氣壯地跟醫生說:「我想自殺,但卻死不了,所以,你好好給我治病吧!」
病好後,惠英紅去香港中文大學報讀短期課程,還考到了治療情緒病的牌照,當過9個月的情緒病醫師。
2002年,惠英紅決定重新出來拍戲,她給TVB的熟人和以前電影圈的朋友打電話,「我就問,你要嗎?不要也無所謂。」之後,惠英紅當了好幾年的「綠葉」,不是演主角的媽媽,就是某飯店老闆娘。
直到2009年她接到了電影《心魔》的劇本,在片中飾演一個對兒子有極強占有欲的單親媽媽,這部片讓她在各種電影節拿下7個影后獎項,從此,惠英紅的事業再見起色。
拿了這麼多大獎,惠英紅的演藝生涯算是圓滿了,現在她就等著一個劇本作為自己的退休之作,「我現在真的想挑一個好劇本,在輝煌的時候退,不要在掉下來的時候才退。我不願意拍到很老,因為人總會有滑下來的時候,不是為了錢,也不是為了別的什麼,是為了在最風光的時候退下來。」
惠英紅的故事非常勵志,她為家人的付出也令人敬佩,但我反而希望女孩子都不要像她那般「強大」。獨立可以,自強也沒錯,但是,犧牲個人的幸福去成就家人,甚至因此而患上抑鬱症,這,不值得提倡。
人要先自愛,才有能力愛別人,你為家人的付出,是不是就是對方想要的一切,你會不會扼殺了別人獨立以及成長的機會呢?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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