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麗君最後那五年教給我們的：踏入名利場，用情須謹慎

踏入名利場中的人，要想好感情的位置

隨著年齡變化，對同樣的事物，會有不同的看法。鄧麗君後期的日本經紀人鈴木章代的回憶錄《純情歌姬》很早以前就讀過，但在2016年，

在紀念鄧麗君的浪潮 即將到來的時候，重讀這本書，卻有新的發現和新的感受，尤其是這本書里，對鄧麗君最後五年生活的描述，讓我有了許多從前沒有過的想法。

鄧麗君曾經兩次去日本發展，一次是在1970年代初，1973年，她和日本渡邊經紀公司簽約，開始跟日本的寶麗多唱片合作，她的唱法、形象，

以及唱片的錄 制效果有了一個質的飛躍，我們熟悉的那個鄧麗君，其實是從這個時候才真正誕生的。另一次是在1984年，她簽了日本的金牛宮唱片，

重返日本歌壇，她歌唱生 涯的又一個高峰隨之到來，鈴木章代則在1987年成了鄧麗君的日本經紀人，而她之所以能夠得到鄧麗君的垂青，是因為她的未婚夫也在金牛宮工作，

負責鄧麗君 唱片的宣傳，後來因為意外事故去世，鄧麗君聞聽此事，主動要求跟鈴木章代見面，鈴木也很幸運地成了鄧麗君後期歌唱事業的聯絡人，

也成了鄧麗君走向凋零的見 證人。

1989年秋，因為哮喘和腎病，鄧麗君開始到氣候和醫療條件更好的巴黎生活，並在巴黎錄製唱片，也是在錄製唱片的時候，認識了吉他手的朋友史蒂芬·保羅， 保羅的外形，

正是鄧麗君喜歡的那一款，鄧麗君於是主動追求保羅，兩個人感情迅速升溫。

鈴木章代把鄧麗君的巴黎錄音，視為她人生的拐點：「也是從那個時期開始，Teresa的人生急轉直下，進入了悲劇的肇始。」

鄧麗君一生中，較為重要的戀愛經歷，有三次，一次是和企業家林振發，鄧麗君去日本發展後，他們的感情變淡，1978年，林振發因為心臟病去世，

另一次是和 企業家郭孔丞，鄧麗君和郭孔丞已經發展到了訂婚的階段，卻因為郭孔丞家人的反對，最後無奈退婚。最後一次，就是和史蒂芬·保羅了。

鄧麗君對保羅格外珍惜，和保羅在一起後，和合作夥伴麥靈芝疏遠，過著一種近似於與世隔絕的生活。他只是個攝影愛好者，她卻想用他拍的照片做專輯封面，

他基 本沒有收入，全憑鄧麗君負擔生活開支，她也常常因為給保羅買東西而刷爆信用卡。但她也深知保羅對她並沒多少情意，在和別人會面時，從不介紹保羅，

也任由他 在旁邊沉默寡言，曾經擔任鄧麗君助理的西田裕司，對此深感震驚。而在鄧麗君去世當天，他們曾爆發爭吵，她臉上的紅印，一度被疑是因為保羅掌摑導致，

當酒店 經理告訴保羅，鄧麗君已經被送到醫院後，保羅卻回房蒙頭大睡。

與此同時，鄧麗君的唱片開始滯銷，因為身體和心境的原因，她最後錄製的幾首歌，明顯缺乏底氣，也不夠甜潤。

但她和金牛宮唱片的合約規定，由她先墊付唱片制 作的全部費用，等唱片銷出後再予返還，唱片滯銷，她投入的製作費用就很難收回，而鄧麗君在巴黎的住宅，

是從唱片公司借款購買的，算是一筆預付款。緊接著發 生的連鎖反應是，唱片公司開始冷落她，不幫她約歌，但還不了那些借款，她又無法解約，從此，她「日漸凋零了」。

1993年2月，有家日本公司想使用鄧麗君 的歌做背景音樂，洽談錄音事宜時，鄧麗君要求唱片公司墊付錄音費用，鈴木章代覺察到，她連錄音的費用也承擔不起了。

許多女性名人一生中的致命事故，往往是一段不大美妙的感情。鄧麗君、許美靜、酒井法子、黃奕，乃至張愛玲，都是如此。

感情事故，重創了她們的形象，影響了 她們的自信心，讓她們走向凋零。也有許多女性名人，從沒受到感情事故的影響，因為她們從不曾把感情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也不把感情的喪失當做生命中最重要 的事。

踏入名利場的人，的確要想好感情的位置，要想好該怎麼對人生事務分區，情感又要占多大比重。而在感情變成事故的時候，又得對自己硬下心腸，及時止損，及時築起防火牆。

不只名人如此，普通人也該這樣。事業和婚姻戀愛，都只是人生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必須做出判斷，自己在哪個領地更具有優勢，該怎麼給這些領地分區，

該不該給感情一席之地和多大一塊地，在故事變成事故的時候，也要對自己冷酷一點，才不至於沉湎於自憐之中，讓人生凋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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