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oto Credit：Daniel Chodusov CC BY ND 2.0

泰國面對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應對方法與馬哈迪如出一轍：透過低附加值的產品組裝，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以帶動出口。

在韓國，新生工業的保護結合了出口規訓，加上不同市場主體之間的競爭，使得韓國製造業政策在確保技術升級上成效極佳。而在馬來西亞，其工業政策缺乏出口規訓，而且對培育市場競爭的必要性關注不足，最終走向失敗。對於東亞地區在製造業發展領域的成功與失敗，除了韓、馬兩國之外的其他東北亞和東南亞國家，也能提供大致類似的佐證。

在東北亞，發展出亞洲的新生工業提振模式的正是日本，這無需贅述。然而，從最初頗為粗糙的明治時期工業化到二戰後的再次發展，這種東亞模式在日本出現了一種更強調雙方合意、 更具社會民主色彩的轉變，那就是勞資關係的對抗色彩更淡了。

這種現象同樣也出現在二戰後的西德，當時勞資雙方開始合作，體現了社會關係上的成熟。在戰後的日本和西德，儘管家族企業在兩國經濟中仍占有重要地位，但兩國的企業領導層屬性已由家族主導，轉變成較不具個人人格特質的專業主義。

與戰後的日本和韓國相比，台灣的公有制發揮了更大的作用，而且台灣也未對規模最大的企業施加足夠的出口規訓。這種不足同樣也就意味了國家缺乏對小型私人出口企業的支持。這種狀況讓人回想起19世紀的德國和20世紀早期的日本所遭遇的問題，當時兩國居主導地位的企業，均未有效發揮身為出口商所應發揮的作用。同時，它還讓我們提前見識到中國在不久後所要面對的問題。

然而，無論具有何種警示作用，台灣和中國皆屬同一類型，二者在獲取製造業技術上均實現了意義深遠的進步。我們該擔心的是東南亞國家。

在東南亞最大的國家印尼，蘇哈托在1980年代受到馬哈迪（前馬來西亞首相）向東工業化政策的極大影響。不幸的是，他所推行的工業化與馬哈迪有一模一樣的缺陷：沒有出口規訓，也幾乎毫無競爭。 與馬來西亞一樣，上述缺陷導致國家出現這種局面：沒有足夠的壓力可迫使企業攀上學習技術的階梯。

印尼富豪謝重生的經歷就是對這個問題很好的說明。謝重生的家族獲准與豐田合資，建立在印尼居主導地位的汽車裝配廠。謝重生回想起自己年輕時代的理想主義，當時他試圖說服父親及其他公司主管開發真正的印尼汽車。馬來西亞推出寶騰汽車專案讓他激動莫名。「當時我認為，我們也應當去竊取技術，」他這麼回憶當時自己懷抱的「工業民族主義」情懷。這正是印尼的政府政策應該促使其家族企業阿斯特拉公司（Astra）去做的— 就像韓國現代從三菱和其他公司那裡乞求、抄襲和竊取技術那樣。

馬來西亞有2億2千萬人口，市場規模是韓國的五倍。然而，由於國家在競爭和出口方面缺乏強制性的命令，阿斯特拉公司的主管便自然而然地要求年輕的謝重生閉嘴，告誡他在受關稅保護、沒有競爭的國內市場埋頭賺錢就好。阿斯特拉公司的收入來源一直很穩定，但它在技術上的運作則完全依賴日本豐田公司。

印尼工業化計畫的意識形態推手是優素福.哈比比（B. J. Habibie），他是一位曾在德國深造的航空工程師，在蘇哈托執政期間擔任研究與技術部部長，後來又擔任副總統。他在印尼航空工業上傾注了大量心血，試圖在本土飛機製造上實現大幅跨越的發展。哈比比的野心可謂不小， 即使是日本，在培育飛機製造公司上也遭遇了失敗。

從1985年開始，印尼航空工業（IPTN）底下18個工業門類的人員規模已達到近萬人，主要集中在西爪哇的萬隆市（Bandung）。但就像馬來西亞一樣，印尼上游工業專案的失敗也要歸因於自己無法生產出基本的製造業產品，如優質鋼。

印尼實際上的工業學習進程是一連串半技能過程的簡單拼湊，彼此之間的連結鬆散，這和韓國環環相扣的學習進程迥然不同；韓國從鋼鐵工業開始，經過造船和汽車工業，再到電子和半導體領域，將韓國工業緊緊地捆綁在一起。

印尼對其工業政策的資金支援能力也遭亞洲金融危機腰斬，此時距離印尼在1985年嚴肅承諾要工業化的當時，也正好過了十年。從這時起，印尼工業專案的運營從當時起便被削減到形銷骨立的程度，印尼航空工業等企業的大批技術要員紛紛移居海外，他們大多前往已開發國家。過去15年內， 印尼的實際技術能力很可能已倒退了。

東南亞的泰國在奉行進口替代工業化政策上是創紀錄的，從1950年代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始終如一。該國負責制定工業政策的官僚機構在全東南亞可能也是最能幹、專業程度最高的。但是，正如日本發展學者末廣昭所觀察，泰國享受優惠待遇的製造商在出口上幾乎沒有任何壓力，他寫道：「這些企業無一例外地皆屬同一類別，也就是進口替代工業，它們完全依賴國內市場。」

與東北亞國家不同，泰國的政府機構從未實施出口規訓，因為統治泰國的軍隊將領和政客們並沒有把出口規訓當成優先選項。相反地，進口替代工業化立基於對零件的低進口關稅和對製成品的高進口關稅之上，導致合資裝配工廠的建立— 合資方主要是美國和日本的企業— 在這些工廠內部幾乎沒有技術學習可言。

當然也有短暫的例外，例如泰國電視製造商Tanin在1970年代開始向歐洲出口電視機。但到1980年代，泰國再次開放外資，國內廠商得到的支援也相對地變得更少。末廣昭寫道：「我們可以得出結論說，跨國公司的『存在』已強大到完全或實質上控制了泰國的經濟。」 泰國的工業政策也唯獨在農業企業領域帶來國內加工產品的強勁出口增長，不過這卻是以犧牲長期處於苦難中的泰國農民的利益為代價。

泰國面對1980年代中期的經濟衰退，應對方法與馬哈迪如出一轍：透過低附加值的產品組裝，吸引外國投資者投資，以帶動出口。亞洲金融危機結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介入之後，泰國的工業政策及其財政支撐受到了更為嚴重的擠壓。

菲律賓在1962年放棄了失敗且腐化嚴重的進口替代工業化計畫。從那時起，菲律賓再也沒有試圖提振其新生工業的舉動。這個國家和其他東南亞國家不同的是，菲律賓擁有土地的幾大家族主導了該國獨立後的進口替代工業化專案，而且破壞了國家試圖改善技術學習的任何努力。這些家族在高關稅壁壘的保護之下，從事跨國公司最低限度的產品組裝業務，其產品只銷往國內市場；唯一的出口商品是農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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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仕任職時期的菲律賓與韓國一樣，累積了巨額外債，但國家並沒有把這些資金用於發展出口導向的工業能力，而是投入國內的房地產業、賄選和非生產性進口中。當1980年代初的區域性衰退襲來之際，菲律賓經濟在無法承受的巨額債務的重壓之下走向崩潰，經濟縮水達到驚人的20％。這個局勢最後到了1990年代中期才穩固下來；直至今日，菲律賓的經濟再也沒出現過任何持續性的增長。這個國家缺乏本土價值附加型製造業能力。

二戰結束時，全亞洲人均收入高於菲律賓的也只有日本和馬來西亞。但菲律賓在1950年代被韓國和台灣超越，而且在1980年代落後於泰國，最近又被印尼超越。菲律賓曾一度處於亞洲的領先地位，如今卻成了第三世界名副其實的缺乏科技的國家，而且還有著與之相配、如影隨形的貧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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