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來說，藝人的專訪總會被安排在電影發布會結束後當天完成。數十家媒體候在休息室外分秒必爭，點到名字就進去填滿被訪者的20分鐘，像極了Q&A的工業流水線。時間就是金錢，尤其在這個行業。顯然，梁家輝不想這樣。為配合4月15日上映的新片《冰河追兇》的宣傳，他不但提前兩天抵京，把所有的採訪分散排在前後三天，且為有拍照需要的每家媒體，都準備了不同的穿搭：黃色、橙色、黑色、螢光綠……也許只是簡單地換了件毛衫，對他來講再簡單不過，卻能感受到他的細膩心思，早先關於他被拍到逛名店豪買四件同款衫的新聞此時似乎也得到了合理的解釋。在每家媒體採訪前，他都會主動迎上來握手，一句「你好，我是梁家輝」，讓你忽然意識到何為職業間的平等，那不是聯手製造坊間八卦的明星和娛記，而是回歸到相互尊重的演員和記者。
在娛樂至死和紙媒被屢屢唱衰的大環境下，有太多明星懂得「拿捏分寸」，只要沒有攝像機擺在面前可以全程玩手機連頭也不抬，「你好」「謝謝」「再見」這樣的基本禮貌用語更是沒見過，不論是不是真的紅，都恨不得把這五個字貼在臉上：「我是大明星！」。
所以，請原諒這刻我的大驚小怪，很想用德藝雙馨的表演藝術家來形容他，可能聽起來有點老掉牙，但放在梁家輝身上絲毫不過分。在這個奇葩成災的娛樂圈裡，他是珍稀動物。
梁家輝曾和同學劉德華一起在周潤發主演的劇集中跑龍套。
愛犯規的學生
不想一簽八年，從TVB訓練班棄學
就像所有陰差陽錯成名的故事一樣，梁家輝與劉德華本來都是陪同學去考TVB訓練班，結果兩個同學都沒考上，他倆卻成為香港無線電視台第10期藝員訓練班的同學。「那個時候在學校，我跟華仔，還有另一個同學戴志偉，我們都是3A生，表演、唱歌、主持都是滿分A，他們叫我們三條A」。
但，藝員訓練班他並沒有畢業，他說自己是個「總犯規的學生」，「念到九個月的時候，TVB要求籤合約，一簽就是八年的長約，而且薪水很低。我那時候其實在片場也玩過，經常去做路人甲，一個電視劇里可以演八個角色，當完兵當賊，當完賊還可以當天神，我跟劉德華還拍過《無雙譜》，兩個人騎一匹馬當山賊追李司棋，還有動作戲，反正是過癮了。因為那時候還年輕，不到23歲，覺得如果一簽八年，約滿的時候已經31歲了，就覺得不是浪費時間，而是看不到前景。我們是第10期訓練班，前面從第1屆到第9屆很多師兄師姐，不是每一個人都能出來當主角，你很有可能就變成一個路人甲，解約後我的人生還有什麼意義？到時候就好像從監獄出來一樣，也沒前途，因為你沒幹過別的工作，也接受不了這個社會，所以就覺得我不應該再這樣待下去，就自己出來了。」
出過少女雜誌
全部一人包辦，結果一期便停刊
離開TVB之後，他已經不再去想當演員的事情了。「想自己當老闆，想學有所用」，就辦了這本只出了一期的少女時裝雜誌，40多頁，叫《La Bouche》（法文，意為銀唇），提到這個名字，他有點忍不住的興奮，「法國名，很厲害的，浪漫主義」。因為是學平面設計出身，喜歡擺弄相機和暗房，整本雜誌從採訪、攝影、編輯、拉廣告到督印，都由梁家輝一人包辦，在香港話里這叫「一腳踢」，一半是彩印，成本減到最低，「把畢生的積蓄全投了進去」，可惜廣告收益並不好，只找到封底一個皮草廣告，因此成了絕本，「虧得很慘，找不到廣告商，沒辦法再出下一期，光有內容沒用」。
梁家輝回憶，那個時候香港剛開始在時尚方面有點進步，女孩子很流行看這類雜誌，但很多資料都是從日本雜誌翻譯過來的，比如街拍、化妝、美甲，經常用明星或者是名媛做模特或封面。「我覺得找電視、電影明星來做要花錢，乾脆我這個少女雜誌就找一些有內容、有故事的女孩來做封面女郎」，也就是李翰祥的女兒李殿朗，正是因為這段交情，梁家輝被李翰祥賞識進入電影圈。
拍攝《垂簾聽政》和《火燒圓明園》（圖）讓梁家輝度過了一段無比難忘的日子，尤其是那個安靜的北京讓他至今記憶猶新。
他是「老北京」
拍《垂簾聽政》那一年 每天都去故宮打卡，那美！
1982年，梁家輝第一次來北京，跟著李翰祥導演在故宮拍《垂簾聽政》。這部混雜著天分與幸運的大銀幕處女作，讓他收穫了人生的第一尊金像獎影帝，他卻謙遜地說，那時自己還不懂演戲。作為最早到內地拍戲的香港演員之一，他並沒有我們想像中那樣對這塊土地有任何好奇，原來，此前他每月都會跟爸爸一起往返廣州、香港，在內地物質還很匱乏的時代，帶著衣服、油、肉、布等生活必需品，去探望當地的表親，所以對內地的印象始終有廣州在不斷更新。但對於北京，這個從未踏足過的首都，他仍滿是興奮。
「一出機場，就覺得跟香港完全是兩回事，尤其頭一個禮拜，我覺得北京是沒有人住的，因為路上根本沒見到人。拍戲的時候，我們早上六點從住的國營賓館出發，街上偶爾能看到幾輛自行車，最多的是驢車，拉著大白菜進城。街道很寬，但就是沒人。」回想起當初的北京，他用古樸來形容，「建築物不是很高，長安街、火車站那邊全是四合院和胡同。偶有一台汽車過去，也是那種老式紅旗車。所以那個時候對北京的印象是安靜，感覺這就是首都，怪不得路那麼寬。」
《垂簾聽政》一拍就是一年多，梁家輝就這麼天天一大早去故宮打卡。在金水橋邊看完升旗，從正門進去拍戲，「太陽剛升起來的故宮、夜晚的故宮，我全看遍了。那個時候還沒有開放那些大戲台，沒有遊客，所以故宮的每一個角落我都走過。」被問及夜晚拍戲時，有沒有遇到靈異事件，他嘻嘻一笑，滿臉小傲嬌，「怎麼會？你知道故宮的夜景有多美嗎？你知道故宮沒人時，那種氣派磅礴的感覺嗎？」
那台灣的故宮呢？「北京故宮是從明代留下來的一直到清末，沒有改變過它任何的建築格局。只是不同的宮殿，在不同的朝代起著不同的作用而已」，「梁老師」為我們悉心科普，「台北故宮完全就是為了存放從這邊故宮帶過去的文物，所以格局比較小，是濃縮版，跟北京故宮根本沒法比。」
回想他最後一次來北京故宮的經歷，定格在1985年李翰祥執導的《火龍》。談及後來之所以沒有再來的原因，他笑著說，「因為現在人越來越多，如果我跑故宮被認出來的話，那我就變成故宮的一景了，也成了一個展品。人家肯定是拍我，不拍文物，會搶故宮裡文物的風頭。」
擺地攤賣手鐲
只要命還在 什麼都不算人生低谷
關於梁家輝當年被台灣文化局封殺的傳聞有很多，其中流傳最廣的是，因為當年台灣曾是香港最主要的電影市場和電影資金來源之處，所以，但凡在內地拍過電影的演員，在台灣一律封殺。由於1983年的《火燒圓明園》是香港與大陸合拍，梁家輝成了目標，被逼寫悔過書，他堅決抵抗，於是由他主演的電影一律不准進台灣影院，台灣一封殺，香港就再沒人找梁家輝拍片了，他不可避免地失業了。1985年，也就是拿了金像獎影帝的第二年，他一份片約也沒有。閒來無事可做，就與朋友跑到夜市擺地攤，賣自己做的皮手鐲。即使現在想起來，他都不覺得那段時間是人生的低潮，也從沒有為此而擔心。
「過去我也不是個追求學問的學生，但我爸比較開明，他曾說，如果你真的不想念書，你就跟我說，去學一門手藝，不當白領也可以當個藍領，但必須是一個技術工人。其實，我爸爸媽媽一直給我灌輸的都是這樣的價值觀，先不要放棄自己，不要想這是低谷、人生要完蛋了。不會，你的命還在，只要你一天不死，就總有機會讓你衝刺，總有一天你的頭是可以冒出來的。」
他引用了《我要成名》里自己的一句對白，在戲裡他是說給想放棄演員夢的劉青雲，某種程度上那也是他自己的心聲，「在大海裡面，要你往下沉的話，你放棄了，你就沉下去了。你要不停地踩水，你要不停地努力，拚命把頭冒出來，總有人看到你的頭在水面。總有一天，有出頭天」。
這麼多年，每一次看到梁家輝與家人在一起時，都會發現他的手從來沒有離開過太太。
暖老公
相識在最潦倒時，一紙手繪結婚證走到今天
梁家輝與太太江嘉年正是在他擺地攤的那段時期相識的。那時女方在香港電台擔任製作人，聽說了梁家輝的遭遇，為其不平。她看過梁家輝的影片，認為他是不可多得的實力派演員，於是打電話給他，問他願不願意參加廣播劇的錄製，梁家輝欣然答應。正是這段工作經歷，助推了二人最終走到一起。
兩人交往了半年之後，準備結婚。為了婚禮梁家輝花完了銀行帳戶里僅有的8000多元港幣，其中買戒指花了800元港幣，剩下的用在了蜜月套房的那兩桌喜酒上。談及此事，他並不覺得那時一窮二白的自己會讓妻子的安全感降低，「我不會讓她難過，我們的感情和幸福不是建立在金錢上的。」為了不讓父母知道，省得喜酒錢還要父母出，他和太太辦了一個小範圍的秘密婚禮，兩人各自的妹妹擔當了證婚人，梁家輝自己畫了一張結婚證，他笑言「比政府的那張還好看，我們都很滿意」。
後來隨著經濟生活日漸富足，為補償太太，他們每十年都會換一次結婚戒指，「就好像每十年我們的感情都會翻新一次」。有時戴在手上，有時掛在項鍊上，但前不久不小心弄丟了他們的第三枚戒指，「因為工作關係要掛麥，不得不摘下來，放到口袋裡，然後就丟了，也不知怎麼丟的」。現在，他已經有第四枚戒指了，是枚再簡單不過的銀戒指，「希望不會再丟」。至於那張手繪結婚證，和後來補領的真證書卷在一起，放在家裡雜物櫃中，「證書也就是那麼回事，只是一個你不會丟掉的東西而已。」
酷老爸
她們心裡都很清楚，我是一個寵她們的爸爸
人人都知道梁家輝有一對雙胞胎女兒，大女兒Nikkie只比小女兒Chole早一分鐘。1993年，她們降生的時候，梁家輝還在英國拍戲，早產又遇上香港颱風飛機不能降落，所以，直到女兒們來到人間的第三天，他才終於趕到醫院，把她們從氧氣箱裡抱出來。
不同於那些父母喜歡把雙胞胎打扮得一模一樣，梁家輝從不會給她們買同樣的衣服、梳同樣的髮型，在他眼裡，她們從小就是兩個不一樣的生命個體，「經歷，每一個人都不一樣。即便是同個家庭、同位老師，但路該怎麼走，還是你自己定。我作為父親，只能從旁協助，而不是提點或是教，因為你怎麼知道她會遇到什麼人，她會怎麼和別人相處。」他給予女兒極大的民主和自由度，「她們想怎麼樣就怎麼樣，只要不傷害到自己，這就是我對女兒的態度。」
梁家輝講，他與太太從不會討論對女兒的看法，他們都有各自相處的一套方式，「我們只會討論比如今天我知道妹妹成績沒有姐姐好，是不是該多注意一點妹妹的學習。但是她怎麼跟她們講，我不參與任何意見」。
有幾年不拍電影的時候，他專門負責接送姐妹倆上學，給她們按摩、講故事、哄覺。如今女兒都已是23歲如花的年紀，梁家輝說大女兒像太太溫柔，小女兒像自己狂妄不顧一切。那女兒眼裡父親又是怎樣的？「她們都很清楚，我是一個寵她們的爸爸，可以放任她們做自己的選擇，而且她們知道，從媽媽身上拿不到的東西，在我身上一定能拿到。不一定是物質，精神上的也是。」回首這二十餘年為人父母的經歷，他覺得自己給女兒的最好禮物就是精神上無限量的支持，「比如，如果突然我其中一個女兒跟我講，爸我不想讀書了，我第一句回的就是可以。支持完了以後再從旁打聽了解，看該如何引導。其實在某種程度上，也是讓她們自己去經歷。」
采寫/新京報記者 田穎
攝影/新京報記者 郭延冰
編輯：李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