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思明患抑鬱症18年，他因此退學，數度走出村莊到城裡打工，卻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錮回黃土地。
楊思明
原標題：一個抑鬱症男人的18年，陽光下的你不會理解
抑鬱嚴重時，楊思明覺得自己要被掰成兩半。「那種痛苦我說不出來，絕望，就是想死。你們在陽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楊思明站在4米高的屋頂上，猛得嘬了口煙，望著西南方向。那是山西運城的空港經濟開發區，能隱約看到霓虹燈照耀下的高樓。
那是他嚮往的「城裡的世界」。
楊思明患抑鬱症18年，他因此退學，數度走出村莊到城裡打工，卻一次次因犯病而被禁錮回黃土地。「要是有那麼一天，我病好了，還是想感受城裡的世界。」
此時，距山西運城800多公里外的北京，34歲的石浩盤算著再去一趟安定醫院。未出春節，他已經在一周內往返了四次，求醫生減少些藥量。
藥物的副作用讓他雙目呆滯、行動遲緩。停薪半年，他急切地想要在節後開始工作，像個正常人一樣。
抑鬱的開始各式各樣，但過程就像一座相同的圍城。困在裡面的人，對所有事都不再有興趣。在中國，抑鬱症患者已達9000萬，不論老幼、貧富，平均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被抑鬱症打回村莊
18年，磨盡了楊思明的盼頭。
中學時代的他，成績穩居班裡前十，楊思明想著有一天能去城市裡生活，不再像父輩一樣困在幾畝土地上。
可到了高二，成績一次次下滑，他讀了兩年。「越來越自卑，看到鎮上孩子學得輕快還考得好，那我咋這差。」
那是1998年，楊思明一直以為，自己是神經衰弱，伴隨著失眠、頭痛。
他愈發沉默，一天說幾句話一隻手都能數得出。晚上回到宿舍，楊思明想和室友說話，但就是不敢講。
他在上鋪憋得難受，只能跳下床，跑到學校的公共廁所，一個人喘著長氣低吼。
沒有人注意到楊思明的痛苦，大家只覺得他內向少言。直到高三退學時，班主任也只是捶著他的胸口說「你這小子就不好好學。」
2016年1月29日，北京安定醫院。飯廳里，兩名郁友正在跳舞，邊上一名抑鬱患者一直默默落淚。 新京報記者尹亞飛攝
回到村裡，楊思明的狀態仍不見好轉。他找了周邊十幾家診所看病開藥，甚至從幾十公里外的侯馬背回大包大包的草藥。看到電視里播的廣告，他就買回健腦片吃。
直到2003年，他到北京掛了專家號：抑鬱症。這是他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
抑鬱症被稱為精神科的感冒，一個原因是，感冒人人會得，誰都有可能得抑鬱症。
數字令人驚心：兩年前，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抑鬱症已成為世界第五大疾病，預計在2020年躍升至第二位。超越癌症、心腦血管疾病、糖尿病等，僅次於冠心病。
公開報道顯示，中國抑鬱症患者已達9000萬，不論老幼、貧富，平均15位中國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公開資料中，有關症狀的描述為「一種精神疾患」、「食慾睡眠紊亂」、「喪失興趣」、「持續的心境低落」、「身體功能差，影響勞動力」。
抑鬱症的發病機制是什麼？在同樣的壓力下，為什麼一些人會被抑鬱症困擾，另一些人能逃過劫難？答案都是「不知道」。
楊思明仍想掙脫農民的身份，他4次去運城打工，做過水泥工、搬磚，「到幹活時就沒勁兒，做不了。晚上怎麼都睡不著，快憋瘋了。」他和剝洋蔥說。
最終，他還是被抑鬱症打回了村莊。2005年，楊思明在村裡結婚生子，認了農民的身份。
「那種痛苦我說不出來，絕望，就是想死」
抑鬱嚴重時，楊思明覺得自己要被掰成兩半。「那種痛苦我說不出來，絕望，就是想死。你們在陽光下有希望的人是理解不了的。」
抑鬱的痛苦難言而無法體會，這是掙扎在其中的人最常說的一句話。而自殺，是最可怕的症狀。
楊思明琢磨著在屋後上吊自殺，也曾數次站上屋頂，但又怕高度不夠死不了反成殘疾，既拖累家人還要繼續忍受抑鬱的痛苦。
「我真的想死一萬次，」他和剝洋蔥說。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楊思明說自己剩下的只有一個字——熬。
小穎是一個土生土長的北京女孩，23歲，家境優越，在北京一所知名理工大學讀書。
2012年的冬天，大一第一個學期結束，她被確診為重度抑鬱症。她大學休學2次，前後出入北醫六院不下40次。
她買回了大量的安眠藥，甚至想過用圍巾勒死自己。
小穎的父親慌了手腳，每天不止看一位醫生。做心理測試、看中醫號脈、做腦部針灸，甚至領著小穎去河北農村找大媽看手相、請風水師到家裡測風水，將所有家具擺設全換了，重新粉刷了牆壁。
小穎一天吃數十粒西藥，再喝30多包藥草混成的中藥。家人甚至讓她去香港、新加坡遊學，卻不見好轉。「就是想吐，一吃東西就吐。」
她買回了大量的安眠藥，甚至想過用圍巾勒死自己。
極端案例比比皆是。2007年，還在湖北襄樊做義務兵的石浩被查出患有躁狂抑鬱症。
去年9月，躁鬱症復發，石浩砸了兩個手機，和警察對峙，在醫院裡鬧跳樓，他被父親送進了安定醫院，雙手雙腳用繃帶緊緊捆綁著，嘴上還不閒著，想找人對峙開罵。
出院後，他服用大量藥物抑制躁狂，藥物的副作用讓他肌肉僵硬、行動遲緩、目光呆滯。餐桌上，他提起茶壺倒水，手抖得拿不穩，水灑出了杯子。
他覺得自己是家裡的累贅，在物業做電工的父親不會主動和他聊天，也不會探討他抑鬱後的心情。夜晚，家裡常常是一潭死水，只有電視機發出聲音。
9年間，石浩換了多份工作，每一次都因躁鬱症發作而中斷。他不再是那個從北大附中一路升至中國農大的驕傲。
那時，他參加大大小小的數學競賽，獲了不少獎項。他懷念學生時期，智商是144+的時候。
可是，他已經戒不掉了
曬在地上的柿子黑爛了，楊思明的母親一點點撿起，殘汁沾到手上。
「抑鬱症」、「心理治療」兩個詞，從這個一輩子還未去過省城的母親口中說出，並不相襯。
直至今日，說起兒子的病，她主要回憶的仍是1998年時「好好的學就不上了」。
即使去年楊思明在運城市精神病醫院住院20天，她也沒有去一次醫院，「家裡的地得有人種。」
關於抑鬱症，她知道那是種必須花錢去治的病，會和老年痴呆混起來說。
「是藥三分毒，我就怕他吃上癮嘍。」相比和兒子說貼己話，母親更多做的是在楊思明狀態不好沒法兒幹活時，多在地里犁幾排地。
她不斷念叨著這幾年生菜一簇能賣到將近5塊錢了，以後日子會越來越好。
「我不知道這是個啥病。花錢就花錢吧，能看好就行。」楊思明的妻子和剝洋蔥說。
她能做的，只是陪他去太原看病，在運城參加心理治療，「我想著蓋起新房病就好了，結果房子蓋起了還沒好。生個兒子就好了？現在娃快2歲了病還沒好。」
事實上，醫生並不懼怕抑鬱症，雖然還不能確認它的發病機制，但醫學上已經發展出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療法——有改變大腦化學失衡的抗抑鬱藥，有解決情緒劇變和創傷的認知療法，還有能快速緩解重症病人症狀的電痙攣療法。
遺憾的是，中國的數據觸目驚心：根據加拿大學者費立鵬在2001-2005年間的調研，中國的抑鬱症患者達到9000萬。有多少人得到了治療呢？被廣為引用的兩個數字是5%和10%。
為了治療抑鬱症，楊思明借了700塊錢坐一天硬座到北京看病，錢僅夠回家的路費，他拿著北京開出的藥單在運城買，卻沒有買到。
他每天服用大量的氯硝西泮片，長達8年。直到2012年才被運城市中心醫院告知不該大劑量服用，可他已經戒不掉了。
「你腦子被驢踢了吧」
掩藏，是大多數抑鬱症病人選擇與外界接觸的方式。
作為精神疾病的一種，抑鬱症被一些人視為精神病——在中國的語境中，這是負面意味極強的詞語，和「瘋子」沒什麼區別。
楊思明所在的村子，坐落在中條山山腳下。舉村搞起了蔬菜大棚規模經營，不少人家年入十幾萬，開著私家車；本不閉塞的村莊，對精神類疾病卻諱莫如深、談之色變。
楊思明走在田間的土路上，向迎面而來的村民介紹同行的記者是「網上認識的朋友，來拍溫室大棚里做農活兒的」。
楊思明最羨慕的是別人能順暢打牌，這是村裡最常見的消遣方式。
得病後，他明顯感覺到思維遲鈍，村裡人叫他鬥地主、打麻將，他不敢去，怕別人知道他腦子不好使。
「就這麼點兒快樂消遣，我都獲得不了。這回不玩兒，下次也不玩兒，你就沒有朋友了。」楊思明強迫自己坐到了牌桌上，可是一手頂好的牌，他差點兒打輸，牌沒出完他就扔在桌上，「我不幹了」。
打麻將輸了錢，他算不出該給贏家多少，嘴快的夥計脫口而出「你腦子被驢踢了吧！」
村裡人隱約覺著楊思明不對勁兒，有點兒傻、又有些不合群。局裡三缺一，楊思明硬生生站在一旁，沒有一個人叫他一起玩兒。發小從街上迎面而過，他的話都憋到了嘴邊，卻打不出一聲簡短的招呼。
「太孤獨了，我就一個人傻，一個人挺著。」楊思明習慣右手捂著眉心蹙眉，經年累月，眼尾有著他36歲的年級不該有的深深褶皺。
2016年春節，石浩被催婚了。81歲的奶奶盼著孫子能趕快結婚，畢竟已經30齣頭。
3年前，他養了一隻折耳貓，成為他最親密的陪伴。更多時候，他會一個人坐在家裡，對著貓說話。一度，他一天在床上躺20個小時，即使毫無睡意，也會慢慢捱過。
小穎仍記得她幼年時的願望，躺在床上，天花板湊巧砸下，然後生命結束。到現在，她依然希望自己死亡的方式是自殺，「命是我自己決定的，我想死於死亡本身。」她和剝洋蔥說。
楊思明喜歡把摩托車油加滿，加足馬力，在去運城的柏油馬路上，漫無目的地疾馳。風吹打著頭髮，他有一瞬覺得，所有煩惱都被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