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去年出版的歷史類著作中，周恩來侄子周爾鎏撰寫的《我的七爸周恩來》是一部重磅著作。
周爾鎏祖父與周恩來的父親是嫡堂兄弟，1946年起，周爾鎏就由周恩來與鄧穎超直接撫養。由於周總理夫婦沒有孩子，因為夫婦二人將周爾鎏視如己出，十分疼愛，而周爾鎏在周恩來身邊，也親歷了共和國歷史上的許多大事。
在周爾鎏所追憶的往事中，鄧穎超曾對他坦言周恩來總理去世的真正原因，這段史實無疑一顆重磅炸彈。那麼鄧穎超是怎麼說的呢？
周爾鎏在書中寫道，鄧穎超給他總結了總理去世的兩個原因。
「其一是『文革』期間，眾多的重要幹部包括國家副總理在內，相繼落馬，被罷免職務，遭受迫害，處理國家政務的擔子主要落在總理身上，長期過度身心疲勞，嚴重地損害了他的健康。」
關於這一點，我們不難從史料中找到佐證。
眾所周知，新中國成立後，周總理雖然日理萬機，但一直很少生病，但到了文革時期，他就長時間處於超負荷工作狀態，並且由於內心的極度焦慮，導致身體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影響。
1967年2月2日，醫生診斷周恩來患有心臟病。後來，因為過度疲勞引發心絞痛與「頻發室性早搏」，周恩來不得不每晚睡覺前開始吸氧，並每天服藥4次。
1970年9月5日，周恩來因過度勞累導致心臟出現異常。此後，周恩來辦公時均有醫護人員守在門外以便隨時搶救。
1972年5月18日，74歲的周恩來被確診為患膀胱癌。
周 恩來工作累到什麼程度？有一個歷史細節可以參考。1970年11月12日，周恩來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巴基斯坦總統葉海亞·汗進行長時間會談後，又不得不接 著會見到訪的羅馬尼亞對外貿易部部長布爾蒂卡。周恩來此時已經累極了，於是罕見地要了一支煙，他對布爾蒂卡抱歉地說：「我困得不得了，只好抽菸。現在，即 使我不跟你談話，我也不能睡覺，還要做別的事情。」
周總理太過勞累，以至於不得不當眾告訴外賓自己困得不得了，聞之讓人心酸。
那麼，除了過度操勞，鄧穎超認為周總理去世的原因還有什麼呢？
「其二，（周總理）沒有得到及時的手術治療。在確診為患膀胱癌的時候，成立了一個治療組，王洪文為治療組長，治療組的意見是暫時不向七爸透露病情真理，進行保守治療。」周爾鎏寫道。
「七 爸病情惡化後，醫護人員堅持上報，建議及時手術。此時，七爸也知道了病情狀況，親自寫報告給中央要求手術治療。但那時手術為時已晚，手術後發現癌症已經擴 散轉移。據許多醫療專家相告，膀胱是一個像口袋似的器官，在癌症沒有擴散前及時摘除膀胱的話，在當時的醫療條件下，掛上一個尿瓶，生活雖有所不便，不致有 生命之憂。」周爾鎏寫道。
周總理的治療遭到了四人幫的干擾，這一點可能更加嚴重地損害了周總理的健康。除了在患癌症之初沒能及時手術，在治療期間，此類干擾也十分頻繁，我們不難從史料中找到佐證。
例如，據工作人員回憶，1974年4月的一天下午三四點鐘，周總理正躺在醫院臥室床上接受輸血治療，王洪文的廖姓秘書忽然打來電話，通知總理到大會堂去開政治局會議。
當時，為了不打擾周總理的治療，主治醫生張佐良拿起一張便簽，用鉛筆給周總理的秘書寫道：「小紀，總理睡著了，大概再過20多分鐘，輸血就結束，請你報告一下鄧大姐，如果她同意，你給廖秘書打個電話，請他報告洪文同志。」。
然而，王洪文卻堅持叫醒總理去參加會議。護士只得叫醒了總理，當向他說明情況後，總理還不悅地說：「你們為什麼不早一點告訴我？這個血，我不輸了，馬上拔掉針頭，我起床去開會。」
事後工作人員聽說，那次政治局會議，並沒有特別重要的議程非周恩來總理出席不可。
就是在這樣的干擾之下，周總理的病情日益加重。周爾鎏在書中這樣寫道：七爸不幸逝世，舉世悲慟，送別葬禮空前壯觀，震撼中外。我在悲痛之餘，不由自主地想起他生前說過：「這場文化大革命使我少活了十年。」此話確實毫不誇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