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你所不知道的周總理：為何周恩來一生都沒回故鄉淮安？因為他最恨《衣錦還鄉、光宗耀祖》那一套！
周恩來自12歲那年離開淮安去東北求學，然後投身民族解放與民族振興的偉大事業，直到78歲在北京去世，整整66個春秋一直沒有回過故鄉淮安。周恩來一生 對故鄉情深意篤、魂牽夢縈。1965年7月，他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石河子農場看望支邊青年時，對來自江蘇淮安的姑娘李正蘭說：「熱愛祖國的人是沒有不愛家 鄉的。」那麼，周恩來為何一次都沒有回故鄉呢?這裡面確有其原因，而這些原因又集中體現了周恩來崇高的道德風範和人格精神。
心繫人民安危，怕影響地方政府的工作
1941年春，周恩來在重慶曾作過一次情理交融、十分感人的露天演說。在演說中，他提到「母親冷落的墳地還在日占區，自己多麼希望能回家鄉去清掃墳上的落 葉啊」!抗戰勝利後的1946年5月，國民政府由重慶還都南京，周恩來也率領中共代表團從重慶遷到南京的梅園新村。在重慶的送別會上，他對記者說：「36 年了，我沒有回家，母親墓前想來已白楊蕭蕭，而我卻痛悔著親恩未報。」「直到今天，我還得感謝母親的啟發。沒有她的愛護，我不會走上好學的道路。」因為南 京到淮安只有300多華里，周恩來的思母、思鄉之情倍增。
淮安近在咫尺，而且是解放區，但為什麼沒能成行呢?1991年10月25日，周恩來的生前衛士韓福裕對淮安周恩來紀念館的秦九鳳揭開了謎底：1950年1 月，周恩來在中南海懷仁堂為動員幹部過好「土改關」所作的報告中，曾坦陳自己的思鄉之情，以及4年前沒能回老家的原因。他說：「那時我就想從南京到淮安去 看看，因為淮安還有我兩個母親的墳。」他接著說：「但我考慮再三，終究沒有回去。當時我考慮是下邊三個原因：一、淮安當時雖是解放區，但從我和蔣介石等國 民黨要人的多次談判中，我判斷出蔣介石遲早是要打內戰的。如果我當時回去了，淮安的周家、淮陰我外婆的萬家都是名門望族，親友很多，一些因我回去而見過我 的親友等人，有的必然會遭到國民黨反動派的迫害。二、當時我們中共中央華中分局所屬的蘇皖邊區政府正在搞土改，我回去後，周、萬兩家我的親戚中會有部分人 因為與我這層關係而給地方土改帶來困難。三、當時時局不穩，我回淮安就必然牽動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地方各級領導，給他們增加安全保衛和接待工作方面的麻煩。 所以我終究沒能回到我日思夜想的故鄉淮安去，沒有到我母親的墳前盡兒子的一份孝道。」
由此可以看出，周恩來之所以沒能如願以償回故鄉，除了擔心給地方領導增添麻煩、帶來負擔，更怕影響地方政府的工作和親友安危，心裡裝的只有事業與他人，唯獨沒有自己。
平生最恨「衣錦還鄉、光宗耀祖」那一套
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來》一書中曾談到，她的爸爸周恩壽最大的遺憾之一，就是在有生之年沒能回淮安老家看看，而其原因是「伯伯在時，伯伯不准」。
周恩壽因身體原因，按照兄長周恩來的意見提前內退回家。退休以後，他經常叨念：15歲離開老家淮安，轉眼已經四五十年了，真想回家看看!為此，他曾不止一 次向周恩來提出回家看看的請求。有一回，周恩壽被周恩來叫到中南海西花廳觀賞盛開的海棠花，周恩壽乘著周恩來興致很高的機會委婉地說：「哥哥，聽爾輝來信 說，駙馬巷老家的房子太破舊，尤其是你住過的房子，再不修就要倒塌了。淮安縣委已經說了，要幫著把房子修葺一次，先把住在裡面的幾戶人搬出來。要不要我回 去一次，看看怎麼修?」
周恩來隨即明確回答說：「不用了。淮安縣委來人，我已經給他們講過了。院裡的住戶不需搬遷，我們的房子，尤其是我住過的房子，要塌就讓塌掉，塌平了最好， 不許翻蓋維修，更不允許搞什麼紀念館組織群眾參觀。我平生最恨的就是封建主義的那一套：衣錦還鄉、光宗耀祖。只要活著，就不許搞。」
即便如此，周恩壽仍希望有商量的餘地。他感嘆道：「唉，人生苦短。屈指一算，我15歲離開老家。到今天已經快40年了。哥哥你比我早離開8年，沒回故鄉已 近50年了，你難道一點不想家嗎?」「故土難離，我也是人，我也有感情，怎麼會不想家!那裡還埋著我們的爺爺、奶奶、娘和十一嬸，幾十年沒回去了，也不知 道墳頭的那幾棵樹長得多高了?」周恩來深情地說。
周恩壽趁熱打鐵說：「哥哥，那你就不打算回家看看?」周恩來斬釘截鐵地回答：「沒有打算!」
周恩壽仍據理力爭：「你是總理，你回去有光宗耀祖之嫌，我平民百姓一個，難道也不能回去看看嗎?」
周恩來沒有絲毫退讓之意：「不能，就因為你是周恩來的弟弟!你想想，如果你回去，縣委能不派人接待你陪同你嗎?明擺著要給地方的同志增加負擔。添麻煩的事，你又何必去做呢?」
1965年春節前夕，周恩壽得悉周恩來要平掉淮安祖墳時，再次提出專程回故鄉料理此事，既為哥哥分憂、帶頭移風易俗，又實現自己探望故鄉的願望，一舉兩 得。當他提出這個請求時，周恩來還是拒絕了，堅持讓侄兒周爾萃回去辦理此事，還是那個道理：「你的身份不同，是周恩來的弟弟。你回去後，省里、縣裡都要接 待你，既影響人家工作，又造成浪費。還是等在西安的爾萃回去辦吧，他母親在淮安，是探家，不會驚動地方領導。」
這一思想，貫穿了周恩來的一生，也是周恩來沒能回老家的主要原因。周恩來不僅自己堅持這樣做，而且他的同胞兄弟也被迫作出情感上的犧牲，在有生之年沒能回 淮安老家看看，留下終身遺憾。周恩壽臨終前曾動情地對夫人說：我死以後，你們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淮安去，在我老家的後院小時種過菜的地方深埋，讓我回到家鄉 去看一看。
不想讓自己的家獲得任何特權或照顧
華裔英籍學者韓素音在其所著的《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98)》一書中認為：「周恩來沒有回淮安，因為他明白，他如果回去，他的各門親戚馬上會 得到地方官員青睞和特殊照顧……這是難以避免的。…『儘管他在那裡的童年生活並不愉快，但是他並不怨恨那裡的房屋，也不討厭淮安。他只是不想讓他家獲得任 何特權。」
周秉德曾聽成元功等幾位在周恩來身邊工作的人員算過一次，僅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一兩年間，前來敲西花廳大門、自稱是周恩來親戚的不少於100人。
1963年7月22日，周恩來在為北京市高等學校應屆畢業生所作的報告中，談到過好「五關」時也曾提到：「我參加革命的時候，一個親戚也不來找我。解放 後，來到北京，當了總理，都來了，有100多人。」這些人當中，難免有些人是想要得到特殊關照的。正因為如此，1964年6月，周恩來在京劇現代劇座談會 上再次談到過「五關」時說：「我常說改造並不是把共產黨除外，而是把我們自己擺在裡面。每個人都要一直改造到老，改造到死，這才是一個徹底的革命者。」比 如：「對親屬問題，建國以後我就下了個決心。我說，我那個家暫時不要回去。為什麼?我是個封建家庭出身的人，你回去，你不一定見他，他就可以拿你的名字到 處吹噓，他說他是總理的什麼人，那個地方就受壓力。」由此可見，周恩來之所以沒有再回故鄉淮安，不是因為對淮安沒有感情，而是不想讓他家乃至家鄉獲得特殊 照顧。
事實也確是如此。住在故居的八嬸母一次患病，被縣委送到淮安縣人民醫院治療。周恩來獲悉後，寫信給淮安縣委：「前幾日接到縣人民醫院一信，知我嬸母的病最 近又復發。陶華來信說你們也常派人去看望和治療。謝謝你們親切的關心和照顧。」他在信中還特別提到：「我嬸母的病我知道是無法治療的，今後一切治療還要麻 煩你們(請縣人民醫院治療好了)，不要向外地轉治。如果治療無效，一切後事也請你們代為辦理。但要本著節約和簡樸的精神辦理。現寄去200元作為治療和辦 理後事的費用。如不夠時，請你們先墊付，事後說明支付情況，我再補錢去。」八嬸母去世後，他再次致信淮安縣委的負責同志，寄去嬸母安葬費、善後費及尾欠墊 款25元，並叮囑：「我嬸母家還有陶華等人，今後她的生活費用均由我這兒接濟，請當地政府對她勿再予以照顧。」
周恩來的11個親屬都安葬在故鄉淮安東郊的一塊普通墳地里。他考慮到墳地會占用耕地，影響農業生產，多次提出平掉祖墳，墳地交公。1964年除夕，按照他 的囑託，周爾萃奉命組織人把祖墳平掉。春節後，周恩來還給淮安縣城郊公社閘口大隊第五生產隊寄來70元錢，「支付生產隊平墳工資和賠償青苗損失費」。
平時日理萬機，確實難以抽出時間探望故鄉
1958年7月，淮安縣副縣長王汝祥受縣委委託專程去北京見周恩來。其間，當周恩來深情回憶童年在故鄉的趣事時，王汝祥趁機發出邀請：「總理，您老離開家 鄉這麼多年，現在家鄉變化不小，請總理回去看看唄!」對故鄉人的邀請，周恩來點了點頭。他感慨地說：「是啊，我何嘗不想回去看看!1946年，有一回，我 在南京梅園新村，夢見自己在文渠划船，醒來後便想，將來全國解放了，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可這些年有多少事情等著我們去做。有時候工作忙，遇到特殊的事情， 難遣的煩惱，緊張得連飯都顧不上吃，覺都不能睡，真想立即回去約幾位童年時的朋友，爬爬鼓樓(鎮淮樓)，放放風箏……」言至此，周恩來的眼睛濕潤了。
言談間，王汝祥見周恩來面龐憔悴，懇切地說：「總理，工作再忙，您老也要注意休息啊!」周恩來微笑了一下，給王汝祥講了個故事：「有這麼一個擺渡的，他在湍急的河流中，把船劃到河中心。這時，他感到很疲勞，而對岸又是旅客很嚮往的地方，你說這個擺渡的該怎麼辦?」
是啊，作為操持著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的「總管家」，周恩來實在是太忙了，而他的責任心也太強了。1959年1月，當他獲悉他乘坐的飛機從廣州回北京途經 淮安時，請求機長：「快到淮安上空時，能不能拉下一些高度讓我看看老家?」飛臨淮安上空，機長見周恩來在飛機上俯瞰故鄉是那麼急切、專注，便問道：「總 理，要不要再盤旋一周，讓您再仔細看看?」周恩來搖了搖頭說：「不用了，那又要多費汽油了。我們還是趕回北京吧。」
1960年春，淮安縣委書記處書記、淮城鎮人民公社黨委書記劉秉衡受縣委委託去北京看望周恩來。其間，周恩來仔細地詢問淮安城裡的東嶽廟、三思橋、文渠、 駙馬巷，並談及河下、板閘。當周恩來陷入思鄉情景時，劉秉衡再次請周恩來回家鄉看看。周恩來感慨地說：「是啊，我也想回去看看呢!12歲離開淮安，到今年 整整50年了!」他邊說邊伸出右手比划著。他接著說：「但有好多事要做，只有等有時間再說吧!」
而這一等，卻等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面對動亂狀況，周恩來成了「救火隊長」。為保證國家機器正常運轉，他拚命工作，苦撐危局。到1967年，即「文 革」第二年，他基本上無法休息了，甚至連短暫的喘息機會都沒有。在身患心臟病的情況下，有時連續工作30多個小時，一般每天只能睡兩三個小時。他甚至囑咐 工作人員，在他休息時每15分鐘提醒一次，以免誤事。面對身心疲憊的總理，他身邊的工作人員十分焦慮，不得已採用「文革」中特有的方式給周恩來寫了一張 「大字報」，貼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請求他注意休息。就連國際友人胡志明，也希望他能為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著想，每天多睡兩個小時。他雖然表示「誠懇 接受」、「儘量做到」，但事實上無法做到。到1972年，他身患癌症之後依然是不顧一切忙於工作。1974年，已經76歲高齡且重病在身，他仍44天連續 每天工作18至24個小時，以致多次因缺氧而昏迷。
為了維繫共和國這艘載有8億人口的「大船」不致傾覆，進而到達勝利的彼岸，他至死堅守在「擺渡人」的崗位上，哪還有心思顧及他所眷念的「小家」故鄉呢?!
姚崇所提上述10條意見，總結了以往幾代存在的主要弊端，有些意見相當尖銳。如他提到的燕欽融本是一代骨鯁忠義之士，只因上書唐中宗李顯，指斥韋皇后干預 國政而遭到「撲殺」。此事發生後群臣憂懼，朝堂上一片沉默。姚崇以此為鑑，直截了當地要求唐玄宗允許群臣「批逆鱗，犯忌諱」，頗有置生死於不顧的況味。好 在當時唐玄宗初登大位，銳於成事，政治氣候適宜，君臣之間達成了共識。所以毛澤東稱姚崇為「大政治家」，並讚揚：「如此簡單明了的十條政治綱領，古今少 見。」唐玄宗後來耽於享樂，折辱大臣，與前期判若兩人。如監察御史周子諒在開元二十五年（公元737年）上書忤旨，竟然在朝堂上被杖死，可見進諫的時機也 很重要。
唐朝「開元盛世」，姚崇與宋璟齊名。姚崇長於應變，以成天下之務，而宋璟則長於守文，以持天下之正。有次唐玄宗準備巡幸東都洛陽，恰在此時朝廷供奉祖先的 太廟朽壞了，宋璟認為這是上天降咎，皇帝不宜東行。但姚崇不這樣看，他上書稱太廟本是前秦時苻堅所建，距今有幾百年了，朽壞很正常，不過「偶與行期相 會」，因此不必顧慮。他說東都洛陽已作好準備，如果皇上取消行程，反倒「失信於天下」。舊廟既已毀壞，不堪修理，不如暫時將祖先靈位移於太極殿安置，再改 建新廟以申誠敬。唐玄宗聽從了姚崇的意見。毛澤東在比較了姚、宋的行事風格後，認為「二人道同，方法有些不同」。所謂「道同」，即對皇帝的忠心不貳。
姚崇為相時不信鬼神，不畏災異，相信人定勝天，有一種敢作敢為的氣派。這一點猶為毛澤東所讚許，稱其為唯物論者。開元四年（公元716年），山東發生蝗 災，官民不敢捕殺，百姓皆燒香禮拜，設祭祈恩；汴州刺史倪若水認為蝗蟲是天災，只有修德方能禳除，如果以人力捕殺則為害更甚。姚崇為此事憂心如焚，上書唐 玄宗，批評「庸儒執文，不識通變」，強調「事系安危，不可膠柱」。民以食為天，如果任憑蝗蟲害稼，勢必導致百姓顆粒無收，流離失所。他建議山東官民立即在 晚上設火引蝗，邊燒邊埋，即便除之不盡，也勝於養以成災。在他的大力督責下，山東官民滅蝗10餘萬擔，一場滅頂之災得以化解。
唐代盛行佛教， 許多皇帝如武后、唐中宗，還有許多公主、外戚十分佞佛。到唐玄宗時，此風仍未衰減，朝野上下爭先造寺廟，度人為僧尼。姚崇為此上書，提出「佛不在外，求之 於心」：「但發心慈悲，行事利益，使蒼生安樂，即是佛身。何用妄度奸人，令壞正法？」他以梁武帝蕭衍三次捨身同泰寺，仍不免亡國殄家等事實為例，說明佞佛 並不能消災免禍。唐玄宗認為他說得有理，於是將1．2萬名偽濫僧人還俗。姚崇身體力行，告誡子孫「但平等慈悲，行善不行惡，則佛道備矣」，什麼抄經鑄像一 類行為，都是惑於凡僧的無知之舉，非但無益，反倒損耗生人，甚至有因此而破業傾家者。古代社會，人們迷信神佛，像姚崇這樣具有清醒頭腦的人，可算是鳳毛麟 角。毛澤東對姚崇的「上書」及誡子弟文作了多處圈畫，並批註：「韓愈佛骨表祖此。」唐憲宗時期，韓愈寫下著名的《論佛骨表》上呈憲宗李純，不遺餘力地抨擊 佛教，結果被貶為潮州刺史。毛澤東發現了韓愈與姚崇之間的思想聯繫，認為韓愈的唯物論植根於80多年前的姚崇。這也顯現出毛澤東讀書由此及彼、觸類旁通的 功夫。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轉眼間，毛澤東離開人世業已30餘載。對其功過是非，人們各有評說，但無不承認其是一代歷史家。他讀《二十四史》，最喜歡讀人物 傳記，而在人物傳記中又特別留意包括「上書」在內的可靠文獻，並給予獨到的評說。這是一種帶有個人風格的讀書方法，也是一種政治家的歷史記憶法。中國的 《二十四史》，內容極為豐富，其中經驗教訓既可以開示未來，同時也會帶給人一些包袱。毛澤東飽讀《二十四史》，受其影響當然也是多方面的。新中國成立後， 毛澤東擁有無上的權威，權力未能得到有效約束和監督，「萬歲」的呼聲一直不斷，這是他晚年不斷失誤的根本原因。他經常援引古代君臣納諫和上書的事例教育干 部發揚民主，此種觀念在現代社會是比較落後的，實質上是有些建議他接受了，但許多可貴的意見他非但未能採納，反而給予批判和打擊。因此，只有持續不斷地建 設民主政治，才是治國安邦的根本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