逛濱海灣花園發覺園內「沒有一個中文字」，台灣著名作家龍應台見微知著，指出新加坡在以英語作為工具的同時，或許犧牲了與中文最深層的關係。她呼籲新加坡人在建國50年之際，深刻思考如何真正地紮下文化的根。
1994年她說「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2003年她說「我還是不會選擇新加坡」，2015年她說...
80年代曾以《野火集》一書引起巨大反響的龍應台，25日應邀為＂2015新躍文化中華講座＂打響第一炮。
這個由《聯合早報》、新躍大學和通商中國聯辦的講座，共吸引1600人出席。龍應台以「從村落到都會——我的文化經驗」為題，分享兒時鄉村經驗，以及30年民主洗禮為台灣帶來的草根社區覺醒。
龍應台表示，在民主轉型前，台灣人對自身文化缺乏信心，輕視方言、地方戲曲和民間信仰。而文化及語言偏偏又是相互依存的。
龍應台說：「在文化認同上，我只有一本護照，那本護照叫做『我的中文』。在文化上，我的語言就是我的護照。這對我一點都不是困擾。」
此次來新僅48小時，自稱是「花痴、植物迷」的她忙裡偷閒，到濱海灣花園參觀，卻發現花園裡的植物都沒標示華文名字。
別人眼中的小事，在龍應台看來卻牽涉了「方言與文字為文化之根」的道理。
她指出，新加坡的成功之處，與使用英語作為工具有關，但魚與熊掌不能兼得，過程中犧牲掉的是「中文最深層的關係」。
龍應台認為，新加坡在建國50年之際有許多令人矚目的成就，但在未來50年里，應深刻思考如何真正地紮下文化的根。
民主須實踐夠久才能走進社會底層
擔任文化部長期間，到鄉下親手將一封封遲到的遺書奉還給[關鍵詞屏蔽]家人，龍應台發覺，民主必須實踐得夠久、用力得夠深，才能讓正義走進社會底層。
2012年至2014年間出任台灣文化部長的龍應台，曾負責將當年白色恐怖下遭處決的[關鍵詞屏蔽]的遺書，親手歸還給家屬。
她透露，這些親筆遺書散落在「各個部門鎖著的抽屜裡頭」，而文化部要做的，便是將這些「沒有見過光的遺書，一封一封找出來」並親手奉還。
龍應台本身就曾在2012年到雲林的鄉村，將一名已被槍決的[關鍵詞屏蔽]的遺書，在時隔幾十年後親手交給他的妹妹。
過去15年來，台灣政府共發出了200億新台幣（約8億6050萬新元）的冤假錯案補償金。
龍應台說：「我們當然知道說錢換不回生命、賠不起尊嚴，但是，如果沒有民主轉型，這個最低階的道歉和遲到的正名，大概都發生不了……民主必須實踐得夠久、用力得夠深，正義才可能走進社會的底層。」
最底層人幸福國家才真正幸福
只有當最底層的人幸福的時候，國家才是真正地幸福。
龍應台說，此次來新，她詢問身旁的新加坡朋友，感覺新加坡過去10年來最重大的改變是什麼。
儘管每個人的答覆不盡相同，但其中一個共同點是，新加坡向「左」轉了。
龍應台說：「我對向左轉的理解是，從以前全心全意地擁抱和相信自由經濟、認為公民要靠打拚來照顧自己，到現在政府對那些比較沒有能力照顧自己的底層的人，會有所照顧。」
她認為，當底層人民幸福時，就代表一個國家的基礎建設、人權正義和社會福利，已經從上層一點一滴地滲透到最深底層，而這種幸福才是真正的幸福。
1994年：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
我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告訴你為什麼。
9月，歐洲和東南亞的二十二個外交部長在德國開會。新加坡外長教訓歐洲人：「我們亞洲人擁有足夠的科技與資金去長期發展經濟……冷戰結束之後，歐洲人試圖外銷他們的文化價值；我們可以接受其中一部分，但不是全部。雙方必須學習去尊重對方的不同。」
說得理直氣壯，好像亞洲人整個的尊嚴都在裡面了。地主國德國的報紙也以顯著的排版突出新聞。主題是「亞洲和歐洲的文化衝突」。美國學者亨廷頓的說法當然又被引用：講究自由和個人尊嚴的西方文化對峙強調權威和集體利益的亞洲文化。」
新加坡外長的話有什麼不對嗎？表面上沒有不對。歐洲的文化輸出當然不僅只是冷戰後的幾年；對中國而言，應該說已有一百五十年的歷史，如果我們從[關鍵詞屏蔽]戰爭算起。風水輪流轉，歐洲人向別國學習，也是時候了。令我不舒服的是，最近新加坡政府頻頻與西方對話，口氣中儼然以亞洲的代言人自居。開口就是「我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樣怎麼樣……」西方的媒體竟然也跟著說「他們亞洲人的價值怎麼樣怎麼……」兩造一唱一和，好像新加坡代表了亞洲，新加坡的文化價值就是整個亞洲的文化價值。
什麼時候，李光耀變成了我的代言人？
鞭打美國人的案件剛過去，新加坡在9月弔死了一個販毒的荷蘭人。已經廢除死刑的歐洲人議論紛紛。我並不特別同情這個荷蘭人——他知法犯法，而且，新加坡沒有理由因為他是歐洲人而對他法外開恩。但是，新加坡政府沒有傲慢的權利——至少，它沒有資格代表我這個台灣人，而我可是個道地的亞洲人。
我不贊成死刑。我不贊成將死刑犯五花大綁拍照。我不喜歡看到丟紙屑的人被警察當眾羞辱作為合法的懲罰。我不喜歡人家來規定我能不能吃口香糖。我不願意買不到想讀的外國雜誌。我不願意任何人告訴我我能看什麼書不能看什麼書。我不能忍受一小撮人指定我怎麼想，怎麼說，怎麼活，怎麼ML生幾個小孩。我不能忍受一小撮自以為比我聰明的人告訴我我的文化價值是什麼。給我再高的經濟成長，再好的治安，再效率十足的政府，對不起，我也不願意放棄我那一點點個人自由與尊嚴。
而且，有這種想法的人絕對不只我一個亞洲人。日本，韓國，台灣……多的是。新加坡理想國內也很多，只不過我們外面的人聽不見他們的聲音罷了。
新加坡人當然有充分權利依照他們的價值準則去過日子——什麼樣的人民有什麼樣的政府。但是拜託，下次再有什麼西方人被打被吊的，說「我們新加坡人如何如何？』吧！不要把我這一類不可救藥的講究個人尊嚴與自由的「亞洲人」包括進去。
還好我不是新加坡人，如果是的話，寫了這篇文章可不好玩了。
2003年報道：龍應台:10年後…我還是不選擇新加坡
重訪獅城，龍應台雖然認為新加坡的管理文化比台灣成熟，但是，她還是不會選擇新加坡。
「最好把新加坡和台北合成一個國家…因為台北缺的是管理方法，而這正是新加坡的長處。新加坡的短處是文化厚度不夠，而這正好是台北的長處，所以，如果能把這兩個城市合為一個國家，我認為就是最理想的國度。」
在世界多個地方生活過，問她心目中理想的城市在哪裡？她毫不猶豫的說：台北加新加坡！原因是台北欠缺的，新加坡有，新加坡欠缺的，台北有。
十年後的龍應台，經過歲月和官場生涯的磨鍊，語氣雖溫和些，卻依然慶幸自己不是新加坡人，只不過，如果所住的酒店半夜發生火警，那她不希望自己在西安，不希望在上海或台北，寧願自己在新加坡！
但是作為文化人，特別是以華文為媒介的文字工作者，她絕不可能選擇在新加坡，因為這裡沒有她生存的文化土壤，也沒有她重視的自由空間。因此，龍應台客氣的表示，自己還是「不太適合住在新加坡」。
她指出：「作為表演藝術家也許不一樣，但作為文字工作者，要很厚的語言土壤，要非常自由的思想空間，這兩個是必要條件，卻剛好是新加坡所欠缺的。」
「但是如果半夜發生火警，我就希望自己是在新加坡的酒店裡。」她補上了這麼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