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從6月8日到15日的8天西馬之旅，所造成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雖然他在檳城一行只是短暫的逗留兩天，會見了三代首席部長，但他們所釋放的一句話卻 有「振聾發聵」之效，既不是貶斥，也不是讚美；而是發自他個人的評語：檳城落後了，即使道路基建也沒有芙蓉及怡保來得好。這一下子，檳城的政壇又引發一場 政治交鋒，人民的神經線也被震動。這也許是李光耀預料中事。但如果他是從宏觀的角度看喬治市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畢竟檳城與其他國家的大城市相比，其發 展是比較慢的，其變化也不多。許多曾在十年或廿年前來過檳城的人在重遊後也會發出同樣的評論。從一方面來說，是檳城保持它傳統的歷史風貌，變化不大；從另 一方面來說，檳城作為一個大城市，其進度比不上其他大城市，在發展上是落後了。
作為檳城的人民，我們身在其中，也感覺到變化不大，反而有 時也覺得有些矛盾：檳城是在「維古」抑或是在「推新」呢？當這兩者都無法展示其新形象時，我們也只能說：檳城廿年前是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在廿年後，它依 然處在新舊交替的階段，既不十分現代化，也不十分「古蹟化」。這似乎是檳城的特色：它的「落後」因為它「懷舊」？它的「變化不大」也是因為它不能「推陳出 新」，把古的拆掉，把新的換上？因此曾經到過檳城的人或朋友都會聽到：那些名勝你都看過了，沒有新旅遊景點，對不起。
不過，自從2008年檳城喬治市一地段被列為「世界文化遺產」區後，其身價已不可同日而語，雖然我們看來看去都是一個樣，但初來乍到的新遊客則是對檳城「嘖嘖稱奇」，承認它是一個真正反映多元文化和宗教的獨一無二的城市。
這對熟悉檳城的人來說，一點都不出奇。對李光耀而言，也是如此。他主要是在觀察檳城作為一個活力都市，怎麼在建設上反映不出新氣象和新活力來？也就難免一句話道出心中的感慨。
不論我們接受不接受李光耀的評語，但從某種意義來說，它是值得重視的，尤其是我們回顧檳城與新加坡的一段淵源歷史後，我們也不得不承認我們是遠遠被新加坡拋在後頭了。現在唯一值得欣慰和驕傲的是：檳城是世界文化遺產區，這是新加坡所沒有的。
其實在歷史上，檳城與新加坡是一段「父子情」，父親是檳城，兒子是新加坡，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後來又倒轉回來，反讓新加坡後來居上，成為另一個令人刮目相看的國家。
其歷史的進程表是這樣的：
（一） 1786年，英人萊特占有檳榔嶼，寫上英人開拓馬來亞殖民史第一頁。1800年英國再從吉打蘇丹手上占有威省，這樣一來，檳榔嶼和威省合二而一地稱為檳城。
（二） 1805年，英國通過東印度公司委派坦達斯（Dundas）出任檳城總督。他隨從中有一位胸懷大志的秘書萊佛士（Raffles）。
萊佛士協助總督在檳城設立了「街道委員會」，對街道的發展作了規劃。
1811年，萊佛士被調往爪哇出任副總督，但這是臨時性質的，因為英國不想占有印尼，只思及如何對馬六甲海峽的控制。
（三）1819年，萊佛士通過東印度公司向柔佛取得新加坡的占有權，就這樣萊佛士成為新加坡的開埠人，其地位正如萊特開闢檳榔嶼一樣。
由於新加坡的戰略地位優勢，很快發展成軍事基地，而檳城則因地理地位偏內，又缺乏造船材料，早在1810年就被英國放棄作為軍港，因此需要在另處再辟軍港。未想萊佛士的「獨具慧眼」，使英國對新加坡的開發格外重視。
（四）1826年，英國正式將檳城、新加坡及馬六甲並成「海峽殖民地」。總部設在檳城。檳城保留自由港地位外，也宣布新加坡和馬六甲為自由港。
（五） 1832年，新加坡的發展凌駕檳城，海峽殖民地的總部遷往新加坡，檳城的地位滑落，它必須聽命於新加坡的管制。
（六）1856年，海峽殖民地三州府各自設立市政局，且有法人地位。1857年，喬治市市政局正式成立，它被視為是喬治市市議會的起點。
（七）1867年，英國政府正式將三州府置於殖民公署之下，成為「皇家殖民地」（Crown Colony）
（八）1877年，英國正式設立「華民政務司」，由新加坡牽頭，檳甲各有助手。這個官職也兼任社團註冊官，啟開了英國對華人的直接控制。
（九） 1890年，英國進一步控制華社，取締私會黨，成立「華人諮詢事務局」，以瓦解私會黨形成「政府中的政府」的組織。
（十）1896年，英國在馬來亞半島的政治統治地位被確認，整個馬來亞半島逐步落入英國手中。
（十一）1898—1900年，康有為及孫中山先後到新加坡和檳城宣揚「保皇」和「革命」運動，鼓起華人興學辦報熱潮；尤其是孫中山在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更帶動了馬新華社對政治的熱潮。
（十二）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新加坡的陳嘉庚倡組「南僑總會」，帳濟中國抗戰，一時風起雲湧，檳城也不落人後，成為南北兩大抗日基地。
（十三）1938年，非常巧合的，新加坡馬共代表黃耶魯（黃望青）被派來檳城推展馬共活動（在《光華日報》任職）。他成為第一位來檳城主政的地下領袖。許多年之後，這位在抗日期間成為備受爭議性人物的黃耶魯，以黃望青的名字在70年代被李光耀委為新加坡駐日本大使。
來自檳城的馬共幹部，如李振宗（死於1942年的黑風洞事件）及陳青山（後回中國出任少將）則被調往新加坡主持馬共政務。
由此可見，當年新檳政治是混成一體的。
（十四） 1941年杪，日軍先占據檳城，翌年再奪取新加坡，血洗抗日份子，無數華人遭殃。新檳及全馬陷入三年零八個月的苦難歲月。
（十五） 1945年日本投降，英軍9月最先開入檳城，繼後登陸新加坡，以新加坡作為總部，收編部分馬共及抗日份子。
這一年，來自檳城的林建材（林建壽胞兄）南下新加坡，聯同其舅父何亞琳及其他人成立「馬來亞民主同盟黨」，打出左派旗號。這個政黨在1945年杪成立，而在1948年停止活動。1951年被通緝的林建材出走北京，直到1956年才獲准返馬。
（十 六） 1946年，英國正式推出「馬來亞聯邦」（Malayan Union）憲制，強行將新加坡分開，左派不予支持，華社也群起反對。另一方面，馬來社會也群起反對，在拿督翁領導下，「巫統」誕生，取得與英國直接談判 的地位，而英國將陳禎祿一派「打入冷宮」。導致1947年陳禎祿聯同新加坡李光前號召罷市一天以示抗議，準備用「馬來亞聯合邦」取而代之，可惜無功而返。
（十七） 1948年，「馬來亞聯合邦協定」於二月份正式生效，取代「馬來亞聯邦」制。同年6月，馬共被宣布為非法組織，轉入地下進行游擊戰爭。新加坡在此協定下被排斥在外，繼續屬於英國殖民地，另有一份憲制出台。
自此之後，馬新華社強烈反對馬新分家，不予承認，持續馬新是一家的政治鬥爭。
在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當新加坡不被列為馬來亞聯合邦一員時，檳城華社也大力反對，甚至有組織性地通過平章會館（華人大會堂前身）及檳州中華總商會等集體議決 脫離馬來亞聯合邦，繼續保有殖民地地位。它們擔心檳城納入聯合邦一州後，自由港的地位將不保，結果在檳州立法會議上，在不被英國人支持下，以15票對10 票敗下陣來。這就是說，檳城不能向新加坡看齊，它不能離開聯合邦，命運註定這兩者在政治上越行越遠。
雖然如此，英國還是將檳城與新加坡聯繫看待，比如在1948年在新加坡推行市選舉，又在1951年在喬治市舉行市選舉，嘗試推行民主政治。這一南一北成了英國的「民主」試驗品。
1957年馬來亞獨立，檳城出現第一位華人首席部長王保尼（林蒼祐不出任，推薦王保尼取而代之）。
1959年新加坡舉行自治邦選舉，人民行動黨大勝，李光耀出任新加坡首任總理，但尚未將獨立提上議程。
非 常有趣的是：檳城早年不想加入馬來亞聯合邦，而李光耀在成為自治邦總理後，則一心一意要回到馬來亞，以成為獨立國的一部分，但機會並不在他這邊。直到 1961年5月，東姑突然在新加坡一項午餐會上發表馬來西亞計劃的概念，以將新加坡和北羅納入。李光耀也就打蛇隨棍上一百個支持馬來西亞計劃。這個時候他 面對左翼的阻力，反對馬來西亞但支持馬新重新統一。在這種情形下，李光耀在同年9月在電台作系列開講，與左翼公開決裂。他引用的理據也提到檳城。他說新加 坡的加入馬來西亞的條件與檳城不同，檳城在1948年加入馬來亞聯合邦時只有檳城出生的人才自動成為公民；若新加坡也這樣，意味著有一半人民（約卅二萬） 不能自動成為公民，因為他們不是在新加坡出生的，而是必須經過申請這一程序。
他也提出新加坡保有教育與勞工自主權，與檳城情況完全不同。
但李光耀以堅決的口氣說，新加坡人民獲得獨立的唯一道路就是通過合併而成為馬來亞聯合邦的一個單位。當時的李光耀認為脫離聯邦而新加坡自行獨立是不可想像的事。（見李光耀《爭取合併的鬥爭》）
經過全民投票後，新加坡終於在1963年9月16日成為馬來西亞一州，另兩個是北羅的沙巴和砂拉越。加入馬來西亞的新加坡，並沒有使到人民行動黨成為中央一員，反而在國會編到反對黨議席。這使到李光耀決心要在下來的鬥爭以取代馬華在聯盟的地位作為目標。
1964年，李光耀決定放手一搏，在各大城市派出9名國會候選人，但對檳城情有獨鍾，他不但在丹絨國會派出候選人，也在此國會議席下的三個州議會派出候選人，顯見李光耀特別重視在檳城建立另一個橋頭堡。
他這樣說，新加坡人民行動黨員有12個國席，如果再加上9名候選人勝出，就是21名國會議員，就成為巫統之外的最大的政黨，必然能夠達成社會變革。
為什麼還要多派三個州席候選人呢？李光耀有話說：
如果行動黨在丹絨區獲得壓倒性勝利（指一國三州歸行動黨所有），檳城將非常有利連同各地的行動黨人來一個改變。
他還例舉新加坡與檳城有所不同，前者有地方財政自主權，後者則沒有。他語意深長地說出下列的重話：「這一區（指丹絨）的國會議席，責任重若泰山，十分可能不但代表一區講話，而是代表全檳城，全馬來西亞要社會變革，乃至要實施新政策的萬萬千千的人民講話」。
為什麼在當時李光耀也不支持重新出道的林蒼祐（民主聯合黨）在丹絨取勝，反而派不具家喻戶曉的候選人陳崇美上陣？這也許是尋找適當的候選人不易，再說陳崇美原為社陣州議員，退出後加入行動黨，正想藉助李光耀的聲勢突破。
但 林蒼祐是以一位「民族英雄」的姿態上陣（他因與東姑鬧翻退出馬華，被華社視為民族鬥士），插足丹絨，不僅使社陣的陳撲根黯然失色，而且也使得陳崇美靠邊 站。儘管李光耀的群眾大會（在舊關仔角）人山人海，算萬以上，卻無法使群眾消化其言語。李光耀是在不適當的時機打了一場益了馬華的戰爭，他無法震撼林蒼祐 的威力，也不能打動檳城人民的心。如果是借著1969年的大選，情勢肯定大不相同。
無論如何，李光耀不厭其煩地指出新加坡與檳城的特殊關 系，也給人民留下深刻的印象。這包括新加坡的大法官黃宗仁及另三名法官是來自檳城的，後來出任財政部長的韓瑞生也是來自檳城浮羅山背的。因為檳城與新加坡 有許多共同之處，所以李光耀說左翼的社陣擬以檳城作為基地，化成跳板進攻中央政府。（見李光耀《一個偉大的社會變革時代》，1964年）
由 此可見，檳城在李光耀的心目中是非常重要的戰略地，它是邁向中央的一塊基石，不但林蒼祐看到這一點（終於在1969年出人頭地起而執政，更將民政黨推進中 央政府），而且李光耀的不入室的「政治徒弟」林吉祥也看到這一點。他在1986年採用李光耀的戰略，終於旗開得勝地開展丹絨一役和接下來的丹絨二役，但後 勁不繼地在丹絨三役栽了筋斗，斷了奪權路。直到2008年才由他的兒子林冠英化夢成真，躍居檳州首席部長。李光耀和林吉祥做不到的，反倒讓林冠英專美於 後。政治的千變萬化莫過於此，但千變萬變，離不開李光耀的「斷言」。
1965年李光耀不得不承認林蒼祐的魅力猶存，也就拉攏他參加由人民 行動黨發起的反對黨陣線一團總。林蒼祐雖在1964年被李光耀形容為難成大器的人，無法起決定性的作用，但他並不記恨，反而與李光耀一同合唱「馬來西亞人 的馬來西亞」（只有到1972年加入聯盟的聯合政府後，他才改調為實現馬來西亞人的社會而鬥爭，但實質上已與李光耀的口號劃清界限）。未想不久之後新加坡 退出馬來西亞（同年8月9日），團總這一台戲也就唱不下去了。
沒了李光耀，人民行動黨也就化身成為民主行動黨。當1969年林蒼祐轉身成為民政黨人後，他就一馬當先擋住行動黨再插足丹絨。不信邪的林吉祥卻在1990年（丹絨二役）扳倒林蒼祐，但無緣奪權。
因為新加坡已是一個獨立國，它與檳城的歷史也就被切割得無法再續前緣，李光耀即使對檳城有所偏愛，正如英國人對檳城的迷戀，他還是無法對檳城再施加影響力，只能以一名外國領袖的身份於1989年重臨檳城。此時已是物換星移，林蒼祐以島主的身份歡迎這位亦敵亦友的老相識。
事隔20年後，李光耀再一次蒞臨他所熟悉的檳城，其政治變化來得更大，但不變的是檳城在他眼中還是過去的檳城，也就有了前面的評語。
持 平而論，檳城在林蒼祐的治理下（1969—1990）是有驚人的改變，從一個「鄉村」變成一個電子工業城，創造萬千個工作；而許子根的接位（1990— 2008）除了肅規曹隨外，也側重把檳城帶入一個軟體革命的時代，只見森林，不見大樹（即意沒有代表作。林蒼祐的代表作是檳城大橋和光大摩天樓），以致被 人指為檳城改變不大，反而是城市美容大為退步，垃圾處處，舊樓年久失修大煞城市風景。來到林冠英主政的年代，他幸運地承接檳城喬治市登陸世界文化遺產之 列，一下子迎來了無數的外國遊客。但要如何打造檳城成為世界級的大都市，則要動大手術；尤其是兩個市政局都未達五星級水平，非得從內部改革不可。林冠英 說，要用10年來改變檳城給李光耀10年後再回來看看，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因為李光耀的一句話，林冠英要下十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