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賢奮鬥史》序：
文：張丹楓 Zhang Danfeng
圖：鄧珺心 Junn Xynn
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巫統推行新經濟政策，並且成為國陣內一黨獨大的政黨以來，大馬華社經常成為少數巫統極端分子出言不遜，任意欺壓的對象。到了 80 年代馬哈迪掌政的時代，這種現象尤其嚴重，一直到今天，我們仍然不時聽到和看到一些極端巫統分子發表《華人寄居論》，《滾回中國論》；甚至還有馬來學者公認侮辱華裔。說我們的祖先當年南來，男人是當龜公，女人是當妓女云云。
即使華社群起抗議聲討，但是在當政者巫統的庇護，和馬華不敢開口理論之下，這些發表侮辱華人言論的政客學者都不會受到對付。久而久之，許多年輕一輩的馬來人，都認為華人確實是馬來西亞獨立後才從中國來到這裡生活的《寄居者》。這片土地的真正而且唯一的主人，就是馬來人。連馬哈迪也會跟著起鬨，利用《Tanah Melayu》的字眼來證明，這裡原本是馬來人的地方。
更加可惡的是，居然還有類似邱嘉金之類數典忘祖之徒附和馬哈迪，否定了華人先輩開拓這片土地的歷史功績。有鑒於此，一年前我就決定收集大馬華人史料，立志還原大馬華人先輩在這片土地開荒的血淚史。籍此給與那些不學無術的巫統政客和無恥的學者一個強而有力的反擊。
這裡有四個論點，需要先跟大家說明。
第一：華人早在 1 千 200 年前，就已經來到這片土地，華人先輩來到馬來半島的歷史，比馬來人更久遠。這可從考古學者在吉蘭丹，登嘉樓和柔佛州發現的唐代陶瓷古物得以證明（可惜這些出土文物的鑑定結果都被當政者刻意掩蓋了）。在 1998 年的 6 月，馬來西亞政府聘請了一群專業人士參與了一個本地的歷史研究計劃，以證明馬拉西亞的由來，以及最先登陸馬來西亞者。
來自美國、德國、加拿大、葉門和蘇聯的科學家、考古學家、歷史學家以及其他的隨行研究人員，於2000年時在吉蘭丹發現了最古老的墓碑，而該墓碑竟然有大約900 年的歷史！比起所謂的 Batu Bersurat 更爲歷史久遠，而該墓碑是屬於華 裔的。
所以，考古證明先抵達馬六甲者並不代表馬來民族為馬來西亞的原著民，因爲當時的來往交通路途遙遠，讓他們無法知曉東海岸的事情！證據證明當時華裔已經在更早之前登陸這片土地了。 這項考古證明，令馬來特權擁護者面目無光！
第二：馬來民族也不是這片土地的原主人。馬來人事實上都是印尼亞齊一帶移民到馬來半島的後裔。僅有大約 600 年的歷史。
第三：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是原住民 Orang Asli。他們才是從有文字記載以來就一直生活在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就像諾魯族之於紐西蘭，紅印第安人之於美國。
第四：從三佛齊、赤土、狼牙修、盤盤、屈都昆等半島古國的歷史記載及出土文物證明，馬來半島古國都是奉行印度文化，證明印度人移居到馬來半島的時間也比馬來人更早。
知道為什麼在我們中小學校的歷史教科書中，吉隆坡的開埠功臣葉亞來被換成了 Raja Abdullah 嗎？知道為什麼當年被馬來人高調歌頌為民族英雄的馬六甲漢都亞 5兄弟，如今卻只被教科書輕輕帶過，不敢再多說嗎？
因為巫統掌管的教育部要提升馬來民族的歷史地位，所有《有損馬來民族歷史地位》的記載，哪怕是真實的歷史，都必須修改，必須刪除，甚至不惜扭曲。
所以葉亞來必須讓位。真實的歷史上，葉亞來說吉隆坡開埠功臣，這個越少人知道越好；巫統教育部硬硬灌輸年幼的學子：開拓吉隆坡的是Raja Abdullah。
所以當外國考古學者確認 Hang Tuah， Hang Jebat， Han Lekiu， Hang Kasturi 和 Hang Lekir 這五位《馬來民族英雄》其實是華人，是當年奉明朝皇帝旨意，跟隨漢麗寶公主遠嫁馬六甲，協助保護馬六甲皇朝免受暹羅侵犯的武士之後，馬來學者們只得悻悻然承認錯誤。原來漢都亞五兄弟不是馬來人；於是原本是教科書上重點強調的文字，統統刪除，只能輕輕一筆帶過。所以今天你問小學生知不知道誰是漢都亞，他們全都搖頭《莫宰羊》。
http://forum.blogkaki.net/thread-11949-1-1.html
因此，我們大馬華裔公民絕對可以很有尊嚴的告訴全世界，我們也是這片土地的原住民，是這片土地的土著。和其他所有民族一樣，應該享有平等的地位。那些說我們華人是外來寄居者的人，其實等同於在講他們自己！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賢奮鬥史》第一章：
還原歷史真相：誰最有資格宣稱是這片土地的主人？
文：張丹楓 Zhang Danfeng
圖：鄧珺心 Junn Xynn
在進入正題之前，請容許我很簡單的問一問各位朋友，尤其是年輕一輩的朋友，這些有趣的問題：
你或許知道吉隆坡有不少以華人名字命名的街道，像陸佑路（Jalan Loke Yew），陳秀蓮路（Jalan Chan Sow Lin），葉觀勝路（Jalan Yap Kwan Seng），葉亞來路（Jalan Yap Ah Loy）等等，當然全馬還有許多大小城鎮的街道，都有華裔先賢的名字。你們知道這些先賢的背景嗎？你們聽說過他們的事跡嗎？知道他們為了這片土地的開拓和發展，貢獻了什麼力量？相信大家的答案都是模糊的。
你又知不知道，現在許多馬來文的詞彙，其實都是從漢語，福建話和廣東話演變過來的？比如我們都知道《Pisau》就是小刀。而《Pisau》這個馬來文，就是從華人的《匕首》演變而成。
從文字上的影響和融合，就是最好的證據，證明事實上中華文化早在數百年前就已經成為構成馬來文字的重要元素之一了。
在這裡，且讓我附帶的談一談《漢麗寶》這位所謂的《嫁給馬六甲蘇丹滿速沙的中國公主》。這段馬來人最引以為榮的《歷史事跡》事實上也是充滿疑雲的。
《充滿疑竇的漢麗寶歷史故事》
漢麗寶公主到底是誰呢？很多人會說：哦，不就是中國皇帝送來馬六甲和滿速沙蘇丹成親的公主囉。也許還能加一句：隨漢麗寶嫁來的，還有 500 名宮女哦。
如果說漢麗寶公主是中國來的皇帝女，為何中國人自己卻無法交待這名公主的身世呢？為何中國大量的明史文獻中，竟找不到這名皇帝女和她下嫁馬六甲蘇丹的蛛絲馬跡？
其實原因很簡單，漢麗寶是從馬來人自己寫的文獻《馬來紀年》中走出來的。原來公主不是《源自》中國宮庭，而是《典出》書寫馬六甲王朝的一本古籍。這幾乎可以當成笑話來看待了！
著名的東南亞歷史專家許雲樵形容《馬來紀年》是雜湊傳說和神話而成，其歷史價值遠不及中國的演義小說。但因為它集合了馬來文學的精華，因此其價值不在於歷史，而在於它是馬來民族唯一的文獻。
從這裡，又可以看出馬來民族從一開始就不注重本身的歷史傳承。他們甚至連自己民族的源頭都搞不清楚。
《馬來紀元》有一章形容馬六甲與中國的親善邦交，全篇約15段文字。漢麗寶的倩影，便出現在這一章的中間部份，共有3段文字。
第一段文字說，中國的王（沒有提名字）很欽佩馬六甲王的偉大，很想與他結交，便要求前往中國朝見的馬六甲使者，將公主漢麗寶帶回去與蘇丹成親。中國的王準備了 100 艘船，和 500 名極美麗的官家小姐為公主的侍女。
第二段說蘇丹滿速沙用一千樣儀仗來迎接中國公主，並在見到中國公主時，用阿拉伯語讚美公主的美麗。
第三段說漢麗寶公主和全體官家小姐都皈依了回教，蘇丹便指定一座沒有城堡的山給她們居住，這山被稱為中國山（後來的葡萄牙與荷蘭地圖都標示現在三寶山的位 置為中國山），中國人就在那中國山下造了一口井。這些人的子孫就叫做 Beduanda China，意思是中國隨員（那時候還不叫峇峇娘惹）。公主為蘇丹生了一名兒子 Paduca Maimut，孫子是 Paduca Sri China，曾孫是 Paduca Ahmed，玄孫是 Paduca Isup。。。。
《中國皇帝喝馬六甲蘇丹的洗腳水？》
最令人驚訝的部份在《馬來紀元》本章最後部份，說中國的王如何喝下蘇丹洗腳水的故事：
馬六甲蘇丹與漢麗寶公主結婚之後，寫了一封信感謝中國的王，並以《僕》自稱，《拜上吾父中國之王》。中國的王收到信後兩天，便全身發癢，遍醫不癒。
有一位老醫師說，此病是因馬六甲王以附庸身份相稱，而中國的王卻承受不起這樣的謙稱所致。此怪病必需喝蘇丹的洗腳水才會治好。果然，喝了蘇丹的洗腳水，中國王的怪病便好了，並從此與蘇丹平等相稱。
寫這段《神話故事》的馬來學者毫無疑問是自大狂。因為根據歷史記載，因為馬六甲王朝長期受到來自暹羅（今之泰國）的威脅，因此通過鄭和向中國明朝皇帝明成祖朱隸求助，中國於是同意將馬六甲列為附庸邦，給與軍隊保護，並警告暹羅不得輕舉妄動。而馬六甲王朝對中國的回報則是每年必須朝供天朝。
許雲樵在他的《馬來紀年》譯本中形容，馬來人對時間的觀念非常淡薄，甚至有些鄉下人在孩子出生時種一株椰樹，將來就以這株椰樹的高低來表示孩子的年紀大小，因此很難期望他們會有嚴格的歷史觀。
也有人奇怪，中國明朝皇帝並不姓漢，為何公主卻姓漢。其實，如果把《漢》字當作《中國／漢人》的冠詞，便很容易理解，因為馬來王朝武功高強的五位著名勇 士，與漢麗寶同一時期，他們也「無獨有偶」的都姓漢，叫漢都亞 Hang Tuah、漢日拔 Hang Jebat、漢卡斯杜里 Hang Kasturi、漢利球 Hang Lekiu 和漢利格 Hang Lekir。是不是很像馬來語文常常在人與動、植物名詞前置冠詞，如 Sang 和 Si ？
因此，有歷史學家相信，所謂的漢麗寶公主，其實只是中國商賈或船長的女兒，卻被美化為《中國公主》，具有同時抬高雙方身份地位的作用。而中國公主下嫁蘇丹，即是馬中皇室典型的聯姻故事，因此成為今天馬中政治聯姻的重要戲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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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藝術也應該敢於褪下華衣美服，走出冷氣廳，不需要聚光燈來製造光環？也許，我們都應該認真考慮，廢除《漢麗寶嫁蘇丹》這出戲碼，回到真實的現場，以更接近真實的面貌出現？
只有觀眾的目光如炬，公主與蘇丹都拋開服過偉哥的政治和民族感，讓《船長嫁女》還原為歷史的面貌，這樣做才是尊重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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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歸正傳。現在，就讓我為大家細說從頭，馬來西亞華僑苦拼數百年的血淚史。給大家一個比較清楚的歷史輪廓；還原大馬華裔先賢辛苦奮鬥的真相。
這些歷史真相是真實的，而且，肯定是大家在國民中學歷史課本上看不到，讀不到，也找不到的。因為，國陣政府多年來都在努力抹殺華裔先賢開拓這片土地的功勞！
《華人最早期的峇峇社會》
馬來西亞華人先賢的奮鬥歷程和政治思潮的演變，是必須從歷史事件去追溯的。由於華人幫派林立，思想繁雜，要全面的剖釋思潮的發展是極其困難的。鑒於資料有限，因此我只能儘量從歷史片斷去概述，掛一漏萬及主觀上的錯誤，在所難免；尚請大家見諒。
華人移居東南亞，包括馬來亞，是很早的事。例如歷史學家姚丹在他的著作《馬來亞華僑史綱要》一書中指出，在唐代末葉以迄五代，華人流寓蘇門答臘島者已多，散居馬來半島者，亦為數不少。他們習慣稱呼自己為《唐人》，就是一種口傳的證據。
不過，《馬來亞華僑史》的作者維特巴素博士則認為，十四世紀馬六甲王朝成立後，華人的移居比較規模化，而在 1511 年葡萄牙占領馬六甲後，華人才存有永久居留的意念。但是，截至十七世紀，華人在馬六甲的人口不過三、四百名。（註：荷蘭人於 1641 年打敗葡萄牙，占領馬六甲。）
延至十八世紀中葉，居住在馬來亞的華人總數只是數千人。他們多是商人和礦工。在這初期的遷居移殖階段，他們亦有與馬來婦女、暹羅、馬達（BATAK）和巴里（BALI）婦女通婚。在有文字記載的馬來半島歷史上，首次誕生第二代的華巫混血子弟。
這些早期留居在馬六甲的混血華人，終於組成一個《峇峇》（BABA）社會，較後這類的社會也在檳城和新加坡順序建立起來。在馬來文里，他們的名稱是《Peranakan》。並且自組《海峽華人公會》。
所謂《海峽華人公會》，就是由一批已轉化為峇峇的華人所組成。根據約翰甘默（JOHOR CLAMMER）所著《海峽華人公會》─書中，對峇峇社會有下列的分析。
他認為，峇峇是一個與中國沒有聯繫的社會，而且生活習慣已經《土生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保存中國的舊傳統，但語言方面的《福建馬來化》和裝飾上的改變，使到他們成為特殊的社群。
其實，華人比較有規模的移民，是英國於 1786 年占領檳榔嶼（檳城）後。到了 1824 年，英國將檳城、馬六甲及新加坡合併為海峽殖民地（Straits Settlement），華人移民在這三個地區的人數激增。
1874 年，英國與霹靂蘇丹簽署邦咯條約，揭開英殖民勢力介入半島的序幕。
1884 年，馬來聯邦成立，1909 年馬來屬邦成立。
到廿世紀初，整個馬來半島落入英國手中，華人的移民也就更進一步增加。
根據統計，1911 年，馬來半島及海峽殖民地人口中，華人共有 87 萬 4200 人。
由於華人大量移入，海峽僑生（或稱土生華人，即峇峇）所扮演的角色也受到衝擊。一般而言，峇峇的思想是西方化的，接受英國為宗主國，因而成為英國人樂於聘用的政府部門文員。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初葉，峇峇的政治意識與行為，大都是效忠於大英帝國與海峽殖民地政府，而不是中國。
請看下回：《血淚交織的年代；華裔私會黨的崛起》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賢奮鬥史》第二章：
血淚交織的年代；華裔私會黨的崛起
文：張丹楓 Zhang Danfeng
圖：鄧珺心 Junn Xynn
昨天的第一篇文章發表之後，引起了大家許多議論；也招來不少對馬來亞歷史有深入研究的專家發表見解言論，我們深感榮幸，也很感激大家能夠將真實的歷史風貌呈現出來；讓更多網民了解，原來真實的歷史竟然和國中歷史課本所教導的完全不同！落差那麼大！
我們呈獻這個系列文章的宗旨，不是在於貶低任何民族，我們只是要還原歷史，要告訴那些自以為是，夜郎自大的巫統極端種族主義份子：我們華人也是這片土地的真正主人！馬來西亞不是屬於任何一個單一族群的，馬來西亞是屬於全體國民的。
話說回來，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馬來民族似乎是不重視歷史淵源的。也從來不注重歷史考究工作。他們，尤其是巫統的權貴，地方上的權貴，都把《馬來紀元》當成了馬來民族神聖不可侵犯的《聖書》。但其實《馬來紀元》充滿著神話傳說，年份的編寫根本不經考究；充其量只能跟《西遊記》，《封神榜》之類的中國神話文學相提並論而已。
神話故事怎能成為一個民族歷史文化發源、興盛、衰敗、復興的佐證？
巫統的權貴都是對歷史一知半解，甚至是藐視歷史，完全不尊重歷史的。看看他們怎樣對待馬六甲荷蘭街，雞場街古蹟？看看他們曾經怎樣對待馬六甲三保山？怎樣企圖摧毀柔佛新山古廟？再看看現在他們用什麼態度對待吉隆坡蘇丹街古蹟？大家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們只會保護、發揚自己民族的所謂歷史古蹟文化；非土著的文化古蹟，能夠消失的就最好統統消失！
這是一個懂得歷史文化遺產價值的民族，所應該持有的態度嗎？這個問題，值得大家深思。
言歸正傳。
上文說到南來的華裔誕生了獨特的《峇峇文化》，同時組織了《海峽華僑公會》結社，成為馬六甲，檳城和新加坡這三個英國海峽殖民地獨有的民族文化。峇峇學習的是英文英語，長期接受英國文化薰陶，因此在政治取向方面，他們是支持英國的。
1900年，滿清政府的義和團事件，導致八國聯軍進攻中國，當時有一名海峽僑生，投稿《海峽華人雜誌》（THE STRAITS CHINESE MAGAZINE），呼籲海峽華人組成一支分遣隊到中國與英軍並肩作戰，共同對付義和團。
1901年11月，有100名海峽僑生加入新加坡義勇軍步兵隊，表現對英國政府的忠貞。不過在十九與廿世紀交替間，清廷、保皇黨與革命黨三股勢力在馬來亞和新加坡的活動，曾導致若干海峽僑生領袖的思想激盪。他們熱望中國能變法圖強，躋身世界強國之林。其中如林文慶．伍連德、曾錦文與阮添壽等人，更毅然回中國服務。
另一方面，從中國移居馬來亞的華人，歸屬於兩種包含著政治體系的制度，其一是受公開承認的《甲必丹制度》，其二是容許存在的幫會組織。
所謂《甲必丹》，就是英文的Captain。也就是華人統稱的《酋長》或《蕃長》。受委蕃長者，通常是當地華裔族群中德高望重或有相當影響力者。比如吉隆坡開埠功臣葉亞來，就是受封的甲必丹。
在馬來亞，第一位被葡萄牙殖民政府委任的甲必丹是鄭啟基，又名鄭芳揚。荷蘭殖民時代的甲必丹則為李君常（原名李為經）。
一些華社研究學者認為，鄭啟基是馬來亞最古老寺廟青雲亭的創建人。不過也有學者認為，鄭啟基於1632年在漳州出生，於1677年，委任他為甲必丹的是荷蘭殖民政府。
不論哪一種說法比較準確，我們可以肯定的是，在英殖民勢力侵入馬來半島之前，華人甲必丹制度已在馬來亞存在。華社研究學者認為，華人在馬來亞建立本身的社會，自然帶來既有的社會和政治結構。殖民政府當局也允許華人這樣做。華人建立自己的學校，而華人社會的福利及社會服務制度，通過自己主動獲得確保。
早期的中國滿清政府，也通過賜封南洋〈華人甲必丹〉制度，來維持南洋當地的法律與秩序。從歷史事件顯示，早期華人甲必丹是一種家長式的統治，與清朝有著一定的聯繫。
甲必丹辜禮歡傳奇
他們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維持著封建式的地位，基本上，政治思想是傾向中國的帝王制度，最突出的例子是檳城的第一任華人甲必丹辜禮歡，約在1790年被萊特委任，距離萊特占領檳城不過三、四年時間，當時華人不過二百名左右。
辜氏借著英國人的勢力，成為酒稅承包人，躍居富豪，他的次子辜安平，少時被送往中國，最初在林則徐幕府服務，後調往台灣。中日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被迫將台灣割讓給日本後，辜安平尚被封為貴族。
至於辜禮歡的孫子辜鴻銘（辜禮歡的第三子辜龍池的兒子），被英國貴族布朗（FORBES SCOTT BROWN）收為養子，後負笈英國愛丁堡大學，榮獲文學碩士，精通法語、德語和現代希臘語。因受清朝帝制影響，辜鴻銘開始留辮子，拋棄洋服，穿中國衣。1873年，辜鴻銘回中國，考中進士，出任兩湖總督張之洞的幕僚。他的著述甚豐，其中《怒吼之聲》表達的世界倫理觀念，備受歐洲人重視，而譯成數種西洋文。
可是他的頑固思想，使他在清朝滅亡後，仍然主張保留辮子、纏腳、納妾與抽鴉片等惡習，竟叫囂辮子為〈中華民族之標誌與徽號〉。更叫人不齒的是，在民國成立後十年，他依然背著潮流，只有遜帝宣統對他的〈忠貞不渝〉表示激賞，曾死後追封他為〈唐公〉（溥儀遜位後，被日本人利用為傀儡，建立偽滿洲王國)。
私會黨崛起爭奪勢力
如果說，英國人先是藉助馬來亞當地的華人領袖或有地位的人來控制華人社會，以為英殖民政府牟利，那麼，到後來英國人則是利用私會黨魁來擔任甲必丹，以駕馭華人社會，監督他們和灌輸大英帝國的思想。
私會黨傳入馬來亞，也是與中國移民同一時期。根據巴素博士說：《馬來亞華人私會黨，大體來說，出於天地會分脈，亦稱為洪門或三合會，在中國已生存有好幾個世紀，原本屬於宗教或慈善自助的團體，而在滿清時，具有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 》
三合會大約是成立於1674年，即清朝入關後約卅年。他們打起反清復明的旗幟，並發願：〈嚴守秘密，歃血飲酒，結為義兄弟〉。檔案顯示，在檳榔嶼開埠後的十三年，即1799年，私會黨已在檳城公開活動，且曾鼓起暴亂。
據檳榔嶼的海山會領袖劉亞昌供述，1825年，他們已備有300隻小船，結集1萬5000暹羅人，1000華人及8000馬來人，準備在檳起事，意圖推翻英國殖民政府。如果此說確有根據，那證明早期的私會黨，也擁有反抗英殖民統治的政治思想，但因力量不足，有需藉助暹羅人的支持。不過，有關的舉事最終功敗垂成。
歷史資料也指出，其實華人並不真正支持暹羅入侵，有的只是為了支持吉打蘇丹所展開的維護尊嚴和地位鬥爭，確保吉打安寧。
吉打州，早年某些華人領袖對馬來王室的效忠，幾乎變成了傳奇的故事。李氏兄弟（李欲修及李欲正）和甲必丹戴春桃（又名戴春華），對吉打當地社會的忠誠服務的事跡，長久遺留在當地人民的記憶中。
1821年，暹羅占據吉打，迫使大批馬來人集體逃往檳城和威省。但吉打蘇丹在當地人民，包括華人的合作下，致力維護社會秩序和各族人民應有的權利。直到1909年，英暹條約簽署後，吉蘭丹、丁加奴、吉打及玻璃市的宗主權歸英國。
巴素博士發現，1825年時，馬來亞有下列四個私會黨組織：義興、和成、海山及華生。
他們的初期組織結構是：海山與義興，散布於殖民地各處，會員均服從會中領袖的命令及約束。他們稱其領袖為大哥。這些私會黨分作四個、八個或十二個主要幹部，然後分成許多支派，每個幹部及每個支派，都有一位頭目管理。
從唐山（中國）南來的移民，叫做〈新客〉，他們來到任何一個地方時，這些私會黨便會派人邀請他們入會，假如他們拒絕的話，便會受迫害。
由此可見，早期的華人結幫立會，在表面和名義上是講求兄弟義氣，有福共享，有難同當，但實際上卻是領袖在培植勢力，以向英殖民政府爭取更大的利益。在政治方面，他們沒有濃厚的傾向，雖然標榜反清復明，但在利益爭奪底下，私會黨已淪為爭奪地盤的組織了。
儘管如此，英國人還是沒辦法控制他們，以致巴素博士形容私會黨組織是〈政府中的政府〉，儼然是馬新華人的〈地下統治者〉。萊佛士的私人秘書文西阿都拉在其自傳中，有描述私會黨強制華人入黨的情形，迫使他們就範，否則受到毒打，甚至被殺害。 以當時的情形看來，南來的華人一無所有，他們別無選擇，只有被迫參加這些私會黨，才能求取生存。
請看下期：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華裔開始紮根馬來亞。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賢奮鬥史》第三章：
英殖民政府分而治之，華裔開始紮根興學
文：張丹楓 Zhang Danfeng
圖：鄧珺心 Junn Xynn
上文說到，私會黨的壯大，令英國殖民地政府非常不舒服。不斷花心思企圖分裂私會黨，削弱他們的力量；而初次南來的中國人，往往必須接受被私會黨欺凌的命運。
根據史載，私會黨後來竟分成兩大派系，一為義興，一為海山。這兩大派系吸納不同省籍的人士，且以拉律（即今太平）的暴亂為最嚴重的衝突實例。
霹靂的暴動也稱拉律暴動。拉律以產錫聞名，起初歸《海山》黨人開採，首領是鄭景貴，地盤是在吉利包礦區（即今太平監獄地）。另外，在太平甘文丁，則歸《義興》黨人所發掘，首領為蘇亞昌。
兩黨之間為利益而爭鬥不休，兼之籍貫互異，蘇亞昌領導的《義興》屬粵之四邑：集結了來自廣東省江門、珠海、新會、台山、開平、鶴山、中山、佛山、順德、東莞，廣州、肇慶、番禹等地的番客，即廣東幫。
鄭景貴率領的《海山》屬閩南五縣：結合了來自福州，漳州，安溪，永春，廈門等地區的番客，即福建幫。
義興幫與海山幫之間所引起的首次暴動發生於1862年，繼之1872及1874年再發生第二及第三次暴動。
私會黨鼓起暴動之前，已斷續在各地發生暴亂，如新加坡、檳城、馬六甲以至砂勞越，例如新加坡1851年的大暴亂，起因於私會黨不滿一些華人改奉天主教，結果造成500人喪生。檳城於1867年也發生在三合（義興）與督公（大伯公）之間的毆鬥，竟展開十日大械鬥，使全市陷於癱瘓。
然而最為重要者是拉律的第三次暴動，終於啟開英殖民政府干涉聯邦內陸的序幕。著名的邦咯條約就是於1874年簽署的，英國的參政司制度於是逐一推進馬來半島內陸。
私會黨的政治意識是隨著首領而發展的，他們曾反對英國的施政，也抗拒任何對他們利益的約束，更建立了自己的小王國。
但是狡黠的英國統治者，在這方面是隨機應變的。當無法鎮壓時，便採取攏絡手段，例如義興黨和白旗會（WHITE FLAG，由馬來人及印度人組成）的領袖陳亞炎被委為甲必丹，而海山黨三合會首領鄭景貴，也同樣出任甲必丹。他們之間既是敵對，但在拉律事件後，也有合作的地方，在霹州議會上為華人利益據理力爭。
甲必丹亞貴（鄭景貴）和陳亞炎，身為華人社會的代表人物，自從出任甲必丹之後，都肯把大眾利益放在個人利益之上。這二位舊敵表現出一種令人仰慕的特性。
自從兩黨糾紛媾和之後，他們反而變成親密朋友。據知，陳亞炎後來成為鄭亞貴第四子的契爺，這個孩子就是當年赫赫有名的鄭大平。
儘管私會黨存在著違反法律乃至不良的記錄，到了1877年被政府控制其活動，但私會黨並不因此而絕跡。在19世紀下半葉，仍然在政治潮流的衝擊下，表現其不定動向。
不過，在華人社會的公開影響之下，私會黨已經漸漸式微，由合法的華團組織取代了。綜而觀之，私會黨當時的政治潮流不是傾向西方的，因此他們與英國的合作除了保護既存的權利外，領袖更想從中獲得更大的利益。
一般而言，他們繼承了舊中國的傳統和宗教。譬如檳城海珠嶼的大伯公張理，即被認為是最早來檳的華人，因此拜神成為華人思想的重要部份，封建的意識十分濃厚，同時也由於華社自成一體，對於街道的命名也與英文的意思截然不同。
接受感召效忠清廷
由此可以想像，他們是在英國的殖民地土地上建立自己的社會。不過，他們已缺乏反清復明的政治意識，現實主義已經取代他們對於理想的追求。
尤有進者，加上賭博與抽鴉片大行其道，華人的思想即被麻木，而對政治顯然不熱忱，除非是關係到切身的利益，才起而反抗。利益的衝突和爭奪，及對工人的剝削已使私會黨變質，而在後來的社會發展中，成為一種絆腳石。
不過，這些私會黨也不完全對政治沒有意識，尤其是擔任首領的，或多或少存有對中國的關心。鄭景貴是其中一個例子，他在發跡後，偶爾返回家鄉，捐輸救濟中國水災及戰爭救濟金。他是在李鴻章提督指揮下的法越戰爭時期捐獻的（清廷支持越南，以阻止法國威脅中國安全）。滿清政府為酬答他的捐獻，特封賜予二品官銜頭。這又顯示早期的華人領袖，有部份在一定程度上是支持清廷的。
1877年，英政府任命白麒麟（WALTER ALEXANDER PICKERiNG）為華民護衛司，是為英人直接干預華人事務之開始。華民護衛司亦為社團註冊官。
1882年危險社團法令生效後，白麒麟宣布海山公司為非法組織。1889年社團法令通過，1890年，海峽殖民地政府援引新的社團法令，封閉所有華人私會黨組織，並將一部份私會黨徒驅逐出境，所有的社團必須重新登記才能公開活動。
同時，就在英國設立華民護衛司的同一年（1877年，即光緒3年），清廷也在新加坡設立領事館，首任領事為胡亞基。1890年，清廷接著在檳城設領事館，首任領事為張弼士（張振勛）。領事館的設立意味看清廷認定當地的華人是它的子民，因此有受保護的必要，而在這方面與英國的華民護衛司制度起了衝突。
因為英國認為，住在馬來亞的華人必須接受英人的統治，無其他勢力可以在殖民地施行治外法權。英國堅持不讓清廷對華人產生政治影響，只是允許通商的連繫，以致兩者關係不能協調，且演變成一種政治對抗。但是，鑒於華人的傾向，清廷在喚起華人對中國的關心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其中一個實例，是一位新加坡富商陳金鐘獨捐4000元，給清廷作為救濟饑荒基金。
很顯然的，清廷最後對英國人妥協，只委當地人出任總領事，而不是由清廷遣派，這進一步激發馬來亞當地華人對清廷的效忠。
雖然是住在英國統治的地方。這種通過領事館的活動，使清廷占了優勢，尤其是在政治意識的灌輸，儘管當地的華人服膺於英國的法律。從華文教育和華文報業的發展，即可見諸一斑。
在當時清廷的政治思潮影響下，華人對文化和教育乃告熱心起來，雖然於1729年，清代雍正年間，檳城設有一所五福書院及1888年（光緒十四年戊子）又設一間南華義學，但屬於私塾性質，學校規模尚未形成。
第一間的正規華校，當推建立於1904年（光緒卅年）的檳城中華學校，接著雪州有尊孔學校，霹州有育才學校，此風一開，全馬各地紛紛興學辦校，教育風氣至為蓬勃。華文教育於是在馬來亞這片土地上萌芽，並茁壯成長。從此以後，馬來亞華文教育的火炬，再也沒有熄滅過。
請看下回：支持清廷還是支持革命？海外華人左右為難。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賢奮鬥史》第四章：
支持清廷還是支持革命？海外華人左右為難
文：張丹楓 Zhang Danfeng
圖：鄧珺心 Junn Xynn
上文說到，十九世紀末期，馬來亞華裔社會受到滿清皇朝光緒皇帝的感召，紛紛出資興學。第一間的正規華校，當推建立於1904年（光緒卅年）的檳城中華學校，接著雪州有尊孔學校，霹州有育才學校之設，此風一開，全馬各地紛紛興學辦校，教育風氣至為蓬勃。
當時華人辦學，並沒有得到英殖民政府的資助，完全是在自力更生的情形下，傳播華文教育。直到1920年，英殖民政府實施一項法令，要求對學校及教員進行登記和統制，並對華校實施津貼制度，雖然這只限海峽殖民地及馬來聯邦，而馬來屬邦不包括在內，不過華人還是不斷發展華校。
據巴素博士統計，1938年，單在海峽殖民地與馬來聯邦的華校生逾9萬名，英校生有2萬7000餘名。換句話說，讀華校的人數遠超過英校的數目。同樣的情形，也反映在華文報業的興起。
雖然馬來亞的第一份華文報，是1815年8月5日在馬六甲創刊的《察世俗每月統計傳》，是由教會主辦，富宗教色彩，前後刊行六年半；但真正具有規模和有啟迪作用的，是1880年在新加坡開辦的《叻報》。
它是一份形式較多樣化的華文報，創辦人是薛有禮，一位新加坡土生土長的華人。他受過英文教育，但對中華文化酷愛。新加坡報人陳蒙鶴女士在《新加坡早期的華文報，1880年至1912年》的英文專書中，曾經分析《叻報》創辦的動機，她認為《叻報》不是為利，而是為推廣中華文化，改進華人社會風氣，且具有愛國意識。
《叻報》內容包括新聞、社論、通訊及廣告。新聞有本坡新聞、外埠新聞及國際新聞，前後刊行51年，第一任主筆葉季允，乃被禮聘從中國南來主持筆政，達41年之久。
學校和報紙俱是傳播智識和文化的所在，對於政治思想的灌輸，也是至為重要的工具。因此，從早期的華校和華報性質看來，清廷所要宣揚的是一套維護帝制的封建思想，對於儒家學說的重視，不遺餘力，目的是要鼓起華人對清廷的效忠和跟隨保守的政治潮流。
華人社團取代私會黨
必須提起的是華人社團，在促進民族意識和保護會員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一般認為，華人社團的組織是伴隨華人南移的產物，雖然它很早就存在，但因早期私會黨的勢力龐大，支派很多，以致成為華人社會的〈保護者〉，社團的重要性也就相對減低了。
直到英殖民政府在1890年對付私會黨組織後，公開註冊的社團便如雨後春筍而起，取代私會黨的作用。當然，這不是說社團較私會黨發源遲，而是其功能在較後期才表規出來。
馬六甲的青雲亭是華人最古老的結合組織，檳城的廣福宮，建於1800年。就是最早期的華人社團。
初期，廟宇與地緣性存有混合為一體的跡象。 1801年，檳城嘉應會館的前身〈仁和公司〉成立，建築為廟宇，檳城的廣汀會館前身為〈廣東公司〉，成立於1801年。馬六甲的應和會館成立時，初稱〈梅州眾記公司〉，1825年改稱為〈應和公司〉，嗣後始再改為〈應和書館〉。
較早時期成立的會館，多與私會黨組織脫離不了關係。同鄉團體，從故鄉帶來家族制度以及一切風俗習慣，會黨亦是其中之一。所謂的會黨，是指來自同一個鄉下的村民所成立的組織，負責照顧所有鄉黨的福利和生活。會黨對黨員來說，是有絕對的義務，無條件扶助的團體。當權者認為，可以利用為支配的工具；農民和勞動者認為，是結合同人再好沒有的組織，革命家亦認為它是具有重要意義的。
在馬來亞檳城的福建公司，和海山黨大伯公會，就是這樣的會黨組織；廣汀會館，寧陽會館和義興黨，亦有不能分離的聯繫。若以縣會館而論，新加坡寧陽會館的創辦人，在義興黨的洪家祠中安有牌位。無疑的同鄉團體具有封建性格。同時孫中山在華僑中，能夠組織同盟會，原因就是可以動員私會黨，所以會館事業，是有利維持封建社會的秩序。
除了地緣性的同鄉會，血緣性的宗祠外，亦有一種被認為是代表工商業和職工組織的業緣性團體，如建造行、興和打金行、魯班行等。華社研究學者認為，英殖民地政府鼓勵帶有商業性質的代表性組織，包括同鄉會和宗祠在內，一個有名望的人，可以一身兼數職，而成為一方領袖。
當英國發現私會黨的組織已尾大不掉，且滲入一些早期的會館（前稱公司）時，乃改弦易轍，通過扶持會館、宗祠和商團來取代會黨（私會黨）的地位。廿世紀初葉，華團應運大量而生，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英國人也希望有名望的溫和派華人領袖，特別重視受英文教育的僑領，來領導社團，直接歸屬英國統治，而又能協助政府推行政策。
華社團體百花齊放
就拿檳城來說，嘉慶5年（1800年）建立了廣福宮（廣東及福建人合作）後，又於光緒12年（1886年）在毗鄰，掛起了市政府招牌的平章會館，商業與社團結合的機能，發揮的淋漓盡致。從教育、報業及華團三方面的發展來看，馬來亞華社對封建制度的維護表露無遺。尊孔學校及孔教會的中華學校，即旨在推行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學說，華文報宣揚封建文化也有其功效；華團拜祭神位，除削減私會黨力量外，亦在於鞏固封建體系。
雖然這些發展和所傳播的政治意識，不全然與英國政治思潮相符合，但並未危及英國的統治地位和經濟利益，因此英殖民政府也就任由華人的政治思潮自行發展。不過，英國人認為，通過法律的控制，對於華人的政治意識的控制是有效的，更何況當時，華人並無驅趕英國人的觀念，只是側重在經濟發展和謀生，在政治上不很關注中國的政局變化。但是，上層的華社份子則以取得滿清皇廷賜封的官銜為榮耀。
第一位獲得清廷賜封官銜的華僑，是新加坡的章芳琳，時為1869年，所得的官銜為道官，以褒獎他慷慨獻捐福建省的防務基金。
之前，海外華人得不到清廷《皇恩》之賜，是因為滿清政府對海外臣民，採取敵視態度的一種表現。滿清當局一向把海外華人看成罪犯或中國文化的背棄者。認為他們私自逃離國家到海外謀生，是一種被祖叛國的行為。但是到了19世紀末，清朝政府對華僑政策，發生重大的變化。 1893年，清廷頒布的一項通令，對華僑撤消傳統的限制和懲罰，並獻議保護那些回返祖國的華人。
通過捐款而授予官職是另一種攏絡的手法，以使僑民忠於滿清帝國。這是因為清廷在後期的經濟出現危機，不得不藉助海外華人的經濟力量。演變到後來，授官之舉成為清朝確保華僑效忠的一種手段，後來被利用做為一種政治武器，以對抗保皇黨和革命黨在新加坡、馬來亞華族社會的影響力。
兩種政治思想鬥爭
從歷史發展看來，在20世紀之前的新馬華僑政治潮流是不顯著的，一般上是低調的。他們擺脫了清朝統治下的民不聊生的困境後，投身怒海，移居到馬來亞，目的是為了謀生，而不是從事政治活動。只是在被動的情況下，他們依附著領袖及首領的政治意識，不過從未正式的集體表明政治態度。
基本上，從甲必丹之設立，到土生華人社會的形成，到私會黨的蓬勃，吸納新客成為黨員，到被英殖民政府封官收買，到最後被清廷封官收買，及後便在上層社會展開兩種政治思潮的鬥爭。第一種思潮，是效忠清廷，協助腐敗的滿清政府致力鞏固江山，取締反抗清廷的份子；第二種思潮，則是追隨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出錢出力支持推翻滿清政權。
這種鬥爭一直延續到20世紀，而掀起了一場波瀾壯闊的運動，並且在一定程度上，激發整個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紛紛加入了政治鬥爭。先是改良派的康有為到來爭取華人，繼之是孫中山先生的革命運動，接著便是抗日的鬥爭，隨後是國共鬥爭的衝擊，轉入五十年代，民族主義興起，華人政治思潮有了一個巨大和劃時代的轉變。
清朝統治下的中國，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時代，在鴉片戰爭（1839年至1842年是第一次鴉片戰爭，1856年至1860年是第二次鴉片戰爭）前後，改良主義的思想即已在中國興起。
尤其到了中日甲午戰爭階段（1894年至1895年），由於清朝一再對外來霸權主義讓步，促使一批知識份子提出改良主義學說，其中以康有為及梁啟超為代表人物，推出了維新運動，但是遭到了當權派的反擊。以譚嗣同為首的《四君子》被慈禧太后下令拘捕斬首。
戊戌政變的失敗，迫使康有為及梁啟超向外逃亡。他們的思想是保皇的，與光緒皇帝有密切聯繫，所痛恨的是慈禧太后為首的當權派。
他們譴責慈禧太后30年來的反動統治，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公敵，且是《大清十一代之罪人》，而《欲醫中國之病，唯有將此惡政府除去，而另立一好政府（指光緒皇帝復辟）則下來俱妥矣》。
康有為及梁啟超是屬於《保皇派》的代表人物，不主張推翻帝制，到海外宣揚思想時，也促請華人支持光緒皇帝，對抗慈禧太后的頑固派。
康有為逃難的時候曾經到過馬來亞，怡保的旅遊景點霹靂洞，也有留下他的墨寶。不久之後，以孫中山先生為首的中國革命派也來到馬新等地宣揚革命，以推翻滿清政權，另立國民政府。
這兩種對立的思想，在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衝擊，但在爭取華人關心中國的政治前途方面，卻是沒有多大的差別。保皇份子曾先後在新加坡創辦了《天南新報)（1898-1905年）與《南洋總彙報)（1905-1946年)，他們也在檳榔嶼創辦了《檳城新報》（1895-1936年）。
康有為在另一方面也宣揚辦學，鼓勵華人籌組孔廟與社團等。孔教會乃先後在馬星各地成立。有人指出，今日南洋各地，尤其是馬來亞，有許多的華文學校，是由康有為在當時奠立基礎的。
請看下期：馬來亞華裔先烈流血流汗，助孫中山革命成功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賢奮鬥史》第五章：
馬來亞華裔先烈流血流汗，助孫中山革命成功
文：張丹楓 Zhang Danfeng
圖：鄧珺心 Junn Xynn
來自雪蘭莪州董聯會的朋友告訴我，現在的中國教育界文人學士，對馬來西亞華人是充滿敬意的。
他說，中國學術界人士普遍上認同，馬來西亞華校生的中文水平程度，是東南亞各國當中最高的。其他印度支那半島國家不說，即使是印尼和泰國最近十多年致力發展中文教育，鼓勵當地公民學習華文華語，但是程度上還是遠遠不及馬來西亞華校生。
新加坡的華文水準，自從70年到過後就不斷滑落，今天要跟馬來西亞華校子弟相比，落差也是很大。
這當然是因為過去數十年來，馬來西亞華文教育鬥士們的不屈不撓，堅定立場維護華教所致。
中國學者對馬來西亞華教人士肅然起敬，還有另一層原因；那就是：馬來西亞華人在中國近代革命歷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孫中山推翻滿清建立中華民國的革命史上，馬來亞華人的貢獻是很大的。馬來亞華裔先賢不但大量捐贈金錢物資，還讓子弟們回返中國投入戰場。
後來的中共建國歷史上，馬來亞華人的功勞也不可磨滅。中國建國元老之一，已故李先念，就是來自馬來亞森美蘭州的華裔子弟。還有，中國大學學府的教授和講師，也有不少是從馬來亞回去中國服務的。因此，中國學者在談起馬來亞華裔的時候，一般上都是充滿敬佩的。
言歸正傳。
上文說到，革命黨和清廷爭相籠絡馬來亞華裔領袖，希望得到海外華人的支持。
在當時的上層華人社會，分成兩種不同的看法，其一是海峽華人峇峇的親英國思想，對中國政局不表關心。比如由峇峇薛有禮創辦的《叻報》，即向康有為潑冷水。
其二是與中國有關係的，尤其是獲得清廷賜封官銜的上層份子，他們寧可支持保皇運動，也不支持孫中山的革命運動。因此，保皇黨初時在南洋社會占了優勢。
例如英籍華人領袖林文慶就極力詆毀孫中山的革命，稱他是《魔王》。
孫中山結合海外私會黨勢力
儘管如此，孫中山並不氣餒，他在極為艱辛的不利條件下，組織他的革命團體。私會黨的組織就成為他的結合對象之一。孫中山也是三合會的會員，他在中國、檀香山與海外其他地方都與三合會的支會聯絡。
後來，在1894年，孫中山自行成立的《興中會》，也是依據傳統的秘密會社的方式而行，會員同樣用血宣誓，也同樣傳用秘密信號與言語。孫中山在革命運動中，曾利用私會黨的協助。他於1903年在檀香山毅然加入致公堂，並被推舉為《洪棍》，在洪門組織，稱元帥為洪棍。
孫中山的《興中會》，總會設在中國，分會散設各地，痛斥滿清腐敗無能，要求振興中國。到了1905年，演化成同盟會，發出宣言表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同盟會於1906年在新加坡設立，隨後在吉隆坡、檳城，森美蘭、馬六甲及瓜拉比勞紛紛設立分會，但在怡保計劃不得逞，因為遭受保皇黨份子的激烈反對。
保皇黨與革命黨的政治鬥爭，亦可從同盟會創辦的報紙打對台戲窺見一斑。同盟會在新加坡設立《圖南日報》（1904-1905年）與《中興日報》（1907-1910年），也在檳城設立《光華日報》（1909年─迄今）。從歷史資料顯示，目前仍然是檳州最主要的報章《光華日報》，就是在孫中山先生的《同盟會》支持下創立的。
除了通過報紙之外，革命黨人也通過演講和一些社團從事活動，最著名的便是檳城的《閱書報社》（於1908年11月在社團法令下登記）。
儘管保皇黨在馬新的政治活動，曾在初期占上風，且得到上層份子的擁護，但同盟會則藉助秘密會社的力量和中等階級的支持，展開了一場針鋒相對的尖銳化鬥爭；漸漸的後來居上。直到1908年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於同月內死去後，保皇黨已失去一個《挾天子之名》的號召力，而且清廷日益腐化，眼見大勢已去，一些上層份子也掉轉方向，支持孫中山了。
根據史料顯示，華人群眾並未全力介入保皇黨及同盟會的活動，這是由於他們並不十分了解這些的政治鬥爭。而且，這兩派的人多數周旋在中上層社會，尤以孫中山的身份更為特殊，他備受英國殖民政府的監視，不能自由活動，以致需要通過其他團體及報章來宣揚它的理想。
辛亥革命為海外華社帶來激盪
1911年，中國辛亥革命成功，推翻滿清帝制，建立中華民國政府，這個歷史轉變給海外華人社會的政治醒覺，帶來巨大的震盪。究竟同盟會有多大的政治力量呢？根據一位革命黨領袖鄧慕韓統計，1908年在東南亞有3000名同盟會的會員，大部份來自馬來亞、新加坡兩地。當年新馬一帶的華裔總人口約為60萬人。
日本的歷史觀察家估計，從1909年到1910年，在新隆檳三地約有2500名會員。如果此說無誤，則其成員只占當時馬新華人十五歲以上人口的0.3到0.5巴仙。但是，在孫中山先生於1911年12月29日在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許多中立派及保皇派份子轉而支持孫中山先生，形勢為之一轉。尤其是在武昌起義後（導致清廷的滅亡），檳城有5000人剪掉辮子，怡保也有2000人返回中國參加孫中山的革命。
在捐款方面，檳城有6000到8000元，怡保有4000到5000元，吉隆坡有4000到5000元及其他市鎮也響應，總計3萬元到4萬1000元不等。參加同盟會的人也增加至占當時華人15歲人口的4.4巴仙至5.9巴仙。總的來說，馬來西亞華人政治思潮雖然已有所改變和較為積極，但上層社會仍有分歧，有人拒絕支持孫中山，吉隆坡的礦商陸佑及姚東生即為兩個明顯的例子。
他們不介入革命是有一些因素的，譬如不願捲入任何與現存政權對立的活動，同時他們是在英國的保護下，得以成為巨富，他們因此與英國的關係較為良好，而對中國的效忠缺乏熱忱。不過，也有富商轉變他們的思想立場，如霹靂的礦商鬍子春。他本是保皇派的人物，較後讚揚孫中山的革命是中國的先鋒隊。鬍子春是霹靂華教中堅份子胡萬鐸的祖父。
正由於孫中山在為理想奔波時所遭受到的挫折，乃轉而向中下層人民，以爭取他們的支持。特別是受過教育的中層階級，在閱讀孫中山的言論及報紙的鼓吹文章後，華社思潮起了急速的變化，對滿清的暴政起惡感，對外國的侵略產生抗拒心理，他們甚至本身也成為宣傳家。
據知，在此時期，霹靂有2000名華工返回中國，那些尚在礦地的礦工，也合捐了1萬元。這說明了孫中山的政治宣傳已打進馬來亞華人的中下層社會。除了工人以外，低層的人物包括私會黨員、小販、三輪車夫，乃至妓女及乞丐也捐款給革命運動。
儘管現代一些學者提到辛亥革命時，認為對整個馬來亞和新加坡華人社會的衝擊並不是很大，也不是澈底；但他們並沒有否定對20世紀初，華人的閉塞，保守與冥頑思想起了很大的衝擊。
王賡武教授在其論文《1900-1911年海峽殖民地華人保皇黨份子及革命黨份子》中指出：《介於1900年與1911年間，最主要的不是經濟與社會的變遷，而是海峽殖民地華人，傾向中國的思想與態度的轉變。 》
民族主義思潮風起雲湧
二十世紀初期，根據顏清湟博士形容，在這個時期馬、新華人介入中國的革命活動是史無前例的，雖然革命活動主要在於拯救中國，但對海外華人確有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可以分成三類：海外華人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海外華人團結力量的增長及新思想的湧現。
其一，由於民族主義的思想鼓吹，遂使到數以千計的海外華青，回到中國參加推翻清朝，甚至犧牲生命，並有許多捐款支持孫中山的革命。從1911年啟開的民族主義思潮，成為馬新華人與中國維繫關係的主要指導源泉。同時，這種思潮也帶著反對外來勢力的意念，一直發展下去。
其二，在孫中山先生展開革命之前，海外華人是不團結的，也有幫派的鬥爭。不團結阻礙了革命思想的傳播，幫派鬥爭影響華人社會的經濟成長，並阻止了不同方言集團的合作。
當孫中山先生於1906年，在吉隆坡主持同盟會支會成立儀式時發出警告說：本地華人的不團結，最終將導致整個華人社會的崩潰。
他於是通過同盟會，展開各種宣傳運動。如閱書報社、夜校、戲劇表演，使到不同力量的集團，為孫中山的革命而在一起工作，他們學習相互了解，相互合作以解決共同的難題。通過不間斷的聯繫，華人的團結精神和國民意識乃被加強和發展起來。
1909年在霹靂打巴成立的《集群社》，就是灌輸團結思想的組織。另一項最主要的發展，便是在學校傳播華語，逐漸打破用方言教學。當然保皇派在這方面也有其貢獻，它使到華人有了共同的媒介語。
我們也注意到，在這個時期各州成立的中華總商會（最初為華人商務局）。雖然這些組織是清廷所贊成的，有傾向清廷的思想意識，但對殖民地政府也沒有壞處，因此先後被允許成立起來，這類組織容納各幫派代表，而在促進諒解及團結方面，有了多少的幫助。
請看下期：戰後馬來亞華社四分五裂！
《追溯馬來亞華裔先賢奮鬥史》第六章：
五四運動影響深遠，馬來亞華裔興學辦報
文：張丹楓 Zhang Danfeng
圖：鄧珺心 Junn Xynn
上文說到，孫中山先生終於成功爭取到廣大海外華裔的支持，鼓舞了推翻清廷，建立中華民國的士氣和信心。
我們也說到，新馬兩地華社在20世紀初期，開始紛紛創立工商組織與商會組織。
在這個時期各州成立的中華總商會，雖然是清廷所贊成的，有傾向清廷的思想意識，但對殖民地政府也沒有壞處，因此先後被允許成立起來，這類組織容納各幫派代表，而在促進諒解及團結方面，有了多少的幫助。
成立最早的是檳城中華總商會（1903年），繼之為關丹中華商會（1903年），雪蘭莪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04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成立於1906年，以後各州各縣都有商會之組織。
和其他地緣性和血緣性組織不同的，是中華總商會是當時越過方言藩籬的最主要的組織。地緣性組織，如廣東會館提倡廣東方言，韓江公會與潮州會館倡議潮州方言，客家公會使用的是客家方言，福建公會當然就是以福建方言為主。血緣性質的組織，如林氏宗祠，陳氏書院，辛柯蔡鄉親會，顏氏公會等等，則以本性宗族的語言為標準。
中華總商會的設立，打破了方言的隔閡，統一使用華文華語；對於團結華社各幫各派，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固然於1911年後，華人社會基本上還是保持幫派林立的現象，但辛亥革命運動，無疑已吹起了團結之風。這是至為重要的第一步，否則不會有今日的成果。
最重要的，是革命思潮帶來了新的思想，衝擊了舊社會和舊傳統。 《利他主義》，《舍己為群》，《平等自由》的觀念不斷傳開。女子學校受鼓勵設立，女人允許加入社會活動，也參加孫中山革命。平等主義：男女平等及不分年齡，和愛國主義：利他主義及舍己為群，成為改變海外華人社會的主要思想力量。
南洋華社掀起思想改革浪潮
孫中山革命成功後，便將同盟會與另四個團體合併，1912年8月13日成立中國國民黨。這個政黨較後在馬來亞獲允許成立支部。由於英國當局認為國民黨並非與英殖民政府對抗，因此不反對國民黨在新馬兩地公開運作。 1912年12月18日，新加坡成立了中國國民黨星洲聯絡支部。1923年，這個支部8個重要職員中，有七個為英籍僑生，包括一位早期抨擊孫中山革命活動的林文慶博士。
國民黨在馬來亞繼續合法活動，直到1925年其註冊被吊消，理由是未根據社團法令提供所需的資料。雖然如此，國民黨的活動未停止，而是繼續秘密地存在。
另一方面，袁世凱在辛亥革命成功後，抓住北方軍權，又掌握尚未全面滅亡的清廷大權，孫中山為顧全大局，只要實行共和，即可退位，以致1913年袁世凱篡奪大權，就任大總統，旋後又想復辟帝制，於翌年下令解散中國國民黨。
在日本和外來勢力的支持下，袁世凱逐步地趨向做皇帝的美夢，當然他是在喪失主權下，換取日本的支持。原想準備於1916年登基為《中華帝國皇帝》，沒料到各地軍政反叛，在氣怒之下，這個被萬民所咒的大野心家，終於1916年6月6日死了。
際此時期，中國已陷入軍閥割據局面，孫中山眼見革命果實行將化為泡影，又起而討伐，於1924年，在廣州成立南方政府，加強海外華人的聯繫，以尋求支持結束中國的分裂局面。
翌年，孫中山先生不幸病逝，統一中國的大業未能完成。這期間的中國，處在四分五裂的狀態中，外國勢力因此有機可乘。
1927年，蔣介石取得國民黨的控制權，從此就和1921年成立的中國共產黨展開了長時期的鬥爭。
話說回來，在1919年5月4日，當時中國爆發一場具有深遠影響的文化運動，大大地改變了華人的思想。那就是歷史上有名的《五四運動》。
五四運動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在中國最脆弱和最危難的關頭下，掀起的新思想運動，向封建制度和舊禮教展開無情的揭露和抨擊，從而喚起人們的政治意識。為了達到這個目的，白話文被提倡，新文學運動也應運而生了。同樣的，馬來亞的華人社會也起了變化。馬華新文學思想，是接受了中國五四文化運動的影響，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在馬新地區，包括沙巴和砂拉越發展起來的華文白話文學。
1919年10月初，新加坡新國民日報創刊，其副刊《新國民雜誌》及另一些版位如《時評欄》、《新聞版》等，出現了一定數量、具有新思想新精神的白話文章，這是馬華新文學史的開端。
毫無爭議的，五四運動對馬來亞華人思潮的啟迪具有很大的作用，馬新華文報刊雜誌的蓬勃出現，話劇運動的推廣，對整個華社的思想，起了一種革命性的變化。
特別是對知識份子而言，思潮的激盪加速了他們對政治的熱心和更加關心華人社會的問題及切身的利益，文化和教育的興盛自不在話下。在新文學運動浪潮鼓動之下，陳嘉庚於1923年創辦《南洋商報》，胡文虎胡文豹兄弟的《星洲日報》於1929年創刊，《現代日報》創刊於1936年，《星檳日報》創刊於1939年，就是在新文化運動催促下的產物。
反日本運動成為華社主流
在政治方面，1919年馬新華人社會也展開反日運動。五四運動的反日餘波，很快就衝擊到馬新的華族社會，引起了共鳴。工人學生群起騷動、搗毀日貨、洗劫日人工廠，秩序大亂。接著檳島也發生騷亂，吉隆坡亦有小規模的示威運動。
由此看來，馬來亞華人的政治思潮除了被灌輸傾向中國，以從清廷中拯救出來外，更帶有反抗侵略的行動，尤其對日本軍國主義的橫行更是義憤填膺，繼而轉入反帝國主義的時代。
這個時候，英國殖民勢力也是介入中國的其中一個（香港就是英國的殖民地），因此對馬來亞華人政治的醒覺和矛頭指向外國侵略者感到不安，於是採取行動取締。但迄至國民黨於1926、27年北閥勝利後，英國政府又改變態度；對新馬兩地華人的改革思潮採取默許的立場。
但是，當年由於華人也受到中國共產黨的影響，左傾思想已出現，這可從英國殖民政府搜獲反英及反帝國主義的文件得到證實。
1927年，蔣介石的清黨和中共的分裂，也波及馬新華人社會。左派團體和國民黨的鬥爭時有所聞。但在大局來說，抗日仍然是一個主流，因為日本軍國主義者已逐步的占領中國的領土，且企圖稱霸整個亞洲。
1928年的《三五濟南慘案》，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及翌年《一二八事變》，直到1937年的《七七蘆溝橋事變》，在在使到中國和亞洲處在日本軍國主義的陰影下，臭名昭著的《大東亞共榮圈》，就是日本帝國主義炮製出來的霸權毒瘤。
這樣一來，抗日救亡運動成了馬來亞華人的主流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