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漢朝比，宋朝無內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跟當代比，宋朝沒有空調、汽車和青黴素，不過也沒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與漢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政府歲入】
兩宋的財政歲入，基本上都保持一億（貫石匹兩）以上。北宋治平二年（1065）的數字是11600萬（貫石匹兩）——這個數目並不是北宋歲入的最高額，卻已是唐代最高歲入的一倍；其中貨幣性歲入為6000萬貫以上，比重超過了50%。
作為對比，明末在田賦中加派「三餉」，又派出稅監礦使，四處搜刮工商稅，搞得天怒人怨，歲入也不過增加了2000萬兩（其中稅監搜刮的工商稅每年只有四五十萬兩）。
【財稅結構】
在宋朝的財政收入中，從宋真宗朝開始，來自工商稅與征榷的收入超過了農業稅，北宋熙寧年間，農業稅的比重降至30%，南宋淳熙—紹熙年間，非農業稅更是接近85%。
作為對比，明朝弘治十五年（1502），全國田賦正額約為2680萬石，占全部稅收的75%。隆慶朝與萬曆朝前期（1570—1590），國家的雜色歲入（含商稅、海外貿易抽稅、鹽課、輕齎銀、役與土貢折色等）約370萬兩白銀，這個數目只及宋代征榷收入的零頭。而清代在道光朝之前，地丁銀（農業稅）占全部歲入的70%以上，關稅與鹽課的比重不足30%。
【外貿收入】
在南宋政府每年近一億貫的財政收入中，來自市舶的收入（包括進口商品抽稅、進口香藥專營利潤）最高貢獻了340萬貫，大約占3.4%。年進出口總額接近3800萬貫。
作為對比，晚明的隆慶開關，只是開放一個月港，海關抽解每年不過區區二三萬兩銀，跟宋王朝整個海岸線都對外開放、每年抽稅以百萬貫計的格局不可相提並論。
【鐵產量】
按日本學者吉田光邦的估計，北宋的鐵年產量為3.5~4萬噸，美國學者郝若貝則相信有7.5~15萬噸，國內學者葛金芳也認為宋代一年用鐵約在15萬噸上下。
作為對比，到18世紀初，整個歐洲（包括俄國的歐洲部分）的鐵總產量才有14.5~18萬噸。
【貨幣發行量】
北宋的最高年鑄幣量則是570萬貫，這還不包括鐵幣與紙幣的發行，平常年份都維持100萬貫至300萬貫之間。
作為對比，唐代的最高年鑄幣量為33萬貫，通常年份只是維持10萬貫左右。而明代近300年的鑄幣總量，竟然不及宋神宗元豐年間一年所鑄的貨幣量。
【城市人口】
北宋東京有26萬戶，以每戶6人計算（這是保守的估計），26萬戶即有156萬人之眾。另按趙岡先生在《中國城市發展史論集》中的推算，如果計入郊區的人口，南宋臨安的總人口「應有250人左右」。
作為對比，宋代那時候，倫敦、巴黎、威尼斯等西歐城市，人口不過10萬，被歐洲人稱為「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的大馬士革，人口也不過50萬，相當於唐代的長安。今日開封市的市區人口，也才80多萬。
【城市化率】
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如果以1億人口計算，即有超過2000萬的宋朝人成為城市居民。南宋時達到22.4%。如果據斯波義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時期的城市化率可能達到30%。
作為對比，清代中葉（嘉慶年間）的城市化率約為7%，民國時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過是15.4%。
【農業產量】
葛金芳教授認為，宋代每個農業勞動力年產糧食在4000斤上下，跟1984年每個勞動力產糧4379斤的水平大致相當。另據宋史學者方健的推算，在江南，每個農戶可以養活2.35個五口之家，糧食商品率達40%。當時民間有諺：「蘇湖熟，天下足。」
宋代南方的稻田平均畝產約有二三石（米），低產時也有一石，最高時畝產量可達六七石（穀），這個產量差不多是戰國時期的5倍、唐代的3倍。
【勞動力報酬】
不管是當傭工，還是在城市做點小生意，宋代底層人的日收入基本上在「100文」這個水平線上下浮動。
這個收入水平相當於明朝知縣的月俸。另據黃冕堂《中國曆代物價問題考述》的統計，明代城市傭工的日工價以30文為常價，農村傭工則以20多文為常價。到清代時，日工價才回升到50~70文。換言之，一名宋代傭工的收入，相當於一名明代傭工加一名清代傭工的收入。
【人均收入】
英國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提出：「在960～1280年間，盡管中國人口增加了80%，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卻由450美元增加到600美元，增加了1/3；以後一直到1820年都保持著此水平。歐洲在960～1280年間，人口增加了70%，人均國內總值則從400美元增至500美元，只增加了1/4。」也就是說，宋代的經濟與生活水平，不但在縱向上優於其他時代，而且在橫向上遙遙領先於同時代的歐洲。
另據香港科技大學劉光臨先生的估算：宋朝人均國民收入為7.5兩白銀。這個水平超過了被認為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的晚明（晚明人均國民收入才2.88兩）與所謂的大清「康雍乾」盛世（人均6.45兩）。
來源：吳鉤 天涯論壇
延伸閱讀：吳曉波——如果可以我願意穿越回宋朝！
跟漢朝比，宋朝無內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跟當代比，宋朝沒有空調、汽車和青黴素，不過也沒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與漢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前日，有雜誌給我發問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歡回到哪個朝代？」我想了一下說：「宋朝吧。」
為什麽是宋代呢？那不是一個老打敗仗、老出投降派、老沒出息的朝代嗎？連錢穆老先生都說：「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裏，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製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其實我想說的是，強大就值得嚮往嗎？如果它老是打仗，它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它閉關鎖國，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只讓這部分人富起來。那麽，我們能否不要這樣的「強大」？
在我看來，與漢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宋代開國一百多年後，當時的人們開始比較本朝與其他朝代，我們現在聽不到他們討論的聲音，不過估計也與現在一樣，感歎「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有一位大學問家叫程伊川，說的比較具體，他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
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一百多年裏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
二是「四聖百年」，開國之後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
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
四是「百年未嚐誅殺大臣」，一百多年裏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採取懷柔政策。這五件事情或有誇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
宋代的皇帝對知識分子很尊重，一百年沒有殺過一人，看著實在討厭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念了，再召回來。文人之間也吵架，但都不會往死裏整。
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趕到洛陽去，司馬光去了洛陽後就埋頭編《資治通鑒》，編累了，就寫一封公開信罵罵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寫公開信回罵。
有人問司馬光：「王安石是個多大的奸臣？」司馬光說：「他寫的文章還是挺牛的。」那時的文人還特別有錢，蘇東坡和歐陽修老是被流放，到了一個地方，看著風景不錯，就買塊地，蓋個亭子。
宋代對商人很寬鬆，在漢朝的時候，商人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不能坐有蓋子的馬車，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馬」，而且商品交易只準在政府規定的「官市」中進行。
到了宋朝，這些規定都不見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舉當官，文人們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憶說，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開酒店、做零售的商人，當年可有錢了，「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
政府對集市貿易的控製也完全地開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開店經商，各位日後看電視劇，看到老百姓隨地擺攤做生意的場景，那都是宋以後的景象，如果電視劇演的是漢唐故事，你大可以寫微博去嘲笑一下編劇同學。
宋代的文明水平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史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曆數千載之演進，造極於趙宋之世。」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之外，其餘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均出現於宋代。
台灣學者許倬雲的研究發現，「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也居領先地位」。宋代的數學、天文學、冶煉和造船技術、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於一流水準。宋人甚至還懂得用活塞運動製造熱氣流，並據此發明了風箱，它後來傳入歐洲，英國人根據這一科學原理發明了蒸汽機。
宋代的城市規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後的很多朝代。兩宋的首都汴梁和臨安，據稱都有百萬人口，當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不過15萬人。
宋代的企業規模也很大，以礦冶業為例，徐州是當時的冶鐵中心，有三十六個冶煉基地，總計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鉛山等地的銅、鉛礦，「常募集十餘萬人」，晝夜開采，每年的產量達數千萬斤。
據經濟史學者哈特韋爾的計算，在1080年前後，中國的鐵產量可能超過了七百年後歐洲――除了俄國以外地區的總產量。另外，羅伯特•浩特威爾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紀，中國的煤和鐵的產量甚至比「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還要多。
正因為有如此繁華，所以馬可•波羅寫的那本遊記，讓歐洲人羨慕了幾百年。曆史學家斷定：「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十三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南宋滅亡之後，蒙古人統治了中原98年，之後又有明清兩朝，其高壓專製程度遠遠大於宋代，更糟糕的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國人的格局從此越來越小，文明創新力也幾乎喪失殆盡。
簡單說到這裏，你知道我為什麽願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漢朝比，宋朝無內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跟當代比，宋朝沒有空調、汽車和青黴素，不過也沒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
其實，人生如草，活的就是從容兩字。
作者吳曉波，財經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