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票房剛破13億的《海王》可謂是最近的院線寶貝。有了深諳商業片技巧、擅長小本撈大魚的導演溫子仁加持，DC的超級英雄片難得地翻了一回身。然而，當慕名觀影的筆者走出放映廳，交還3D眼鏡的時候，仍舊感到影片有點過於熟悉。
這裡指的不是作為超級英雄電影，《海王》直接把最傳統的敘事母題（歸來的私生子、兄弟爭位、xxx才能拔出的大寶劍等等）和戰爭場面整個倒進了大水族箱；而是作為一個環保電影，《海王》走了一條我們司空見慣的老路。
又一部「美人魚電影」
湄拉。《海王》劇照。
說DC英雄片《海王》是環保電影聽起來有些可笑，但想要否定這一重身份並不容易。從海王的弟弟奧姆用海嘯把人類丟到海里的所有垃圾和軍艦還給人類開始，亞特蘭蒂斯對陸地人的戰爭就被闡釋成了自然對人類的報復。在影片的敘事中，被正面表現和占據道德高地的，都是仇恨人類的海洋居民。其中最具代表性並被電影作為大自然代言人的是女主人公湄拉（Mera，電影中是海底澤貝爾王國的公主，亞特蘭蒂斯未來的王后）。她作為「海的女兒」，認同海洋，反對人類，對陸地上貪得無厭，源源不斷向海洋索取資源、排放污染的人類充滿厭惡。但是，她仍然希望避免戰爭和殺戮，向男主——在陸地長大並認同陸地人類的海王尋求幫助。在兩人短暫的相處過程中，她不僅「不可避免」地愛上了海王，還被陸地上的美好風物和人性閃光迷住，接納人類，消除偏見，幫助海王停止戰爭，鑄劍為犁。
希爾德扮演的湄拉公主紅髮飄揚，綠衣閃光，第一時間就能讓觀眾聯想到迪士尼經典《小美人魚》中的美人魚公主愛麗兒，她也一樣愛上了人類，結局卻沒那麼美好。但湄拉形象帶來的聯想又不僅僅是美人魚。電影院中，面對熟悉的情節，筆者的腦海中浮現出《風中奇緣》中的寶嘉康蒂（作為真實歷史人物又譯波卡洪塔斯）、《幽靈公主》中的珊、《懸崖上的金魚姬》中的波妞、《阿凡達》中的涅提妮、甚至是周星馳口碑平平的喜劇《美人魚》中的珊珊……
看過這些影片的讀者應該已經想到了我在說什麼。在此不妨生造一個詞「美人魚電影」來表述這些形象和這類影片。寶嘉康蒂是美洲大陸上波瓦坦酋長的女兒和未來的酋長，在影片中愛上了殖民探險家約翰·史密斯；幽靈公主是守護麒麟森林的白狼族的養女，愛上了為消除自然的詛咒來到森林的村莊少年飛鳥；波妞是海洋之母的女兒，和人類男孩宗介建立了羈絆；涅提妮作為納美公主、抵抗地球侵略的戰士，愛上了地球派來的「阿凡達」；珊珊肩負拯救人魚和其他海洋動物的責任，上岸刺殺填海的資本家，卻和他墜入愛河……細數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女主人公雖不一定有魚尾巴，但往往來自神秘的古老部落，地位高貴，守護自然，和人類為敵，在影片中承擔為大自然代言的功能，並通過和人類男主人公相愛，作為橋樑達成人與自然的和解。
她們憑什麼代表自然？
看起來美妙，但最直接的問題是：大家都是人類（或者半人），憑什麼她們能代表自然？
《海王》劇照。
偷懶的回答是，自上古以來，人類就在將自然人格化，而構擬一位女性自然神是常見的操作。但在一系列的「美人魚」故事中，我們顯然可以看到更多。在上世紀九十年代賺足全球觀眾眼淚的寶嘉康蒂是印第安人；正如很多評論所言，《阿凡達》所虛構的納美人也是印第安人的投影；「幽靈公主」作為一個狼孩，打扮得像個阿茲特克戰士。一邊是「印第安」符號所昭示的殖民主義，一邊是環保的主題，被講述的看似是兩個故事，實際上是同一個。用人類——某種人類代表自然的想法，有著殘酷的起源。它來自資本主義發展、殖民版圖擴張，來自在黑格爾的線性發展觀影響下產生的一整套相信「歷史永遠在進步」的現代化理論，來自19世紀後半葉從達爾文主義中誕生的（實際上是拉馬克主義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觀念。
人類學在這個大背景下誕生了。從創始人愛德華·泰勒開始，「發達世界」的人類學家們假設自己站在進化鏈的永久頂端，用和他們同時生活在其他大陸上的人作為樣本研究原始的人類。他們劃分「蒙昧」、「野蠻」、「文明」的階段，不是為了了解人類的歷史，而是為了以自己為中心給世界居民劃分等級。而當城市的工業文明和中產階級重新建構出一個供渴望、欣賞、崇拜而不僅僅是征服、開採的自然時，當20世紀中期環保議題出現的時候，這些「現代原始人」順理成章地被認為是大自然奧秘的代言者，在他們「怪異而質樸」的生活方式里藏著文明人失去的智慧奧秘。這就是《風中奇緣》摘得多個大獎的主題曲《風的顏色（Colors of the Wind）》借女主之口所唱的：「如果你踩上陌生人的足跡，你會學到從不知曉的東西」。
顯然，這是殖民主義、東方主義，但這是後現代時期的浪漫化版本。當歐美人對中國的氣功、日本的禪宗、印度的瑜伽和冥想表現出讓人難以理喻的熱情時，「我們」不也一樣相信欠發達的民族掌握著大自然的秘辛，帶著單反攝影機到處抓拍他們「眼中的光」？
至於為什麼除了神秘的古老民族還需要女性，就很好解釋了。在童話故事中，公主總是可征服的，甚至是等待王子征服的，此為其一。其二，她們「充滿愛」，「熱愛和平」，這些被賦予給女性的社會功能，讓她們是提供「人與自然大和解」的絕佳人選。女主和男主的每次深情相擁，都意味著自然和人類的敵意減少一層。
尋求和解還是自我感動
《海王》劇照。
和解之後呢？很遺憾，沒有了。在《海王》的故事中，海王想要守護、亞特蘭蒂斯想要與之和解的人類從頭到尾都對一切毫不知情，污染和破壞至少要延續到電影第二部。影片開頭，妮可·基德曼扮演的母親深情地說：海王的存在證明人類和海洋可以共存（實際上這只能證明兩個種族尚未產生生殖隔離），而在最後，剛剛獲得王位的他困惑地問：「接下來怎麼辦？」公主說：「做我們的王」。人類對海洋的破壞威脅經過整個敘事變成了海洋對人類的偏見和誤解，而解決方式是換一位沒有偏見誤解的海洋之王。
無獨有偶，在上面提到的大部分影片中，都是代表自然的人主動做出和解的姿態，而男主背後的整個人類什麼都沒做。污染繼續，破壞繼續，麒麟森林消失了，寶嘉康蒂現實中的原型和大多數印第安人一樣死於歐洲人傳染的天花，她的結局，是一條真正的「下水道的美人魚」。「指派」一部分人類扮演自然的代表，借他們的口，用一種近於自戀的方式表達自然與人類的和解、自然對人類的寬恕。「大自然」真的是能做出誤解或者和解的事情的主體嗎？這樣的溫情故事，究竟是在討論環境還是在感動自己、和人類自己和解呢？相信你我已經都有答案。
說到這裡，有必要簡單提及將「自然」對象化的歷史，美國學者溫迪·J·達比的著作《風景與認同：英國民族與階級地理》可以幫助我們。18、19世紀，歐洲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發展，中產階級崛起。他們希望區別於貴族的矯揉造作，而在歐洲內部邊緣地帶險峻而壯麗的景色中找到了能代表他們「進取精神」的品格。對殖民地的探險更能滿足這種需要：陌生而美麗的大自然充滿「高貴的野蠻」的誘惑，雖然危機四伏，但這些危機終究可以在浪漫的冒險中化解。而從鄉下進入城市工廠的大批工人，出於對鄉村的懷念，也非常熱衷在經濟實惠的「郊遊、野餐、親近大自然」中獲得安慰。不同的階級出於不同的目的，共同建構了現代的自然風景。從這個角度說，今天討論的能跟人類和解的大自然，本身就是人類在工業化過程中建構出來的產物。真正的自然永遠沉默，以萬物為芻狗。而數百年來，人類就在一邊索取、開發，一邊對著想像的自然要求原諒和安慰。和環保相關的成人童話如此熱愛懺悔和原諒的主題，其內里是發展主義信念下的永不悔改。
發展和環保的「兩難困境」
發展主義還製造了這樣一種兩難困境，我們今天非常熟悉：社會的發展、人類的福祉和環境保護相互矛盾，非此即彼。這曾經是盛行在工業歐洲的敘事，今天在第三世界普遍流行。在發展中國家百姓亟待改善的生活條件面前，侈談「環保」似乎是肉食者的高談闊論。「環保」這個曾經在歐美最安全的政治正確，正在很多地方變得不那麼「正確」。剛剛結束的波蘭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4次會議上，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又一次就減排、融資和補償等問題爭論不止。根據任其然為端傳媒撰寫的現場報道，此次會議進展緩慢，國際積極性和合作度均不佳，不僅沒有制定2015年《巴黎協定》的具體操作規程，甚至有多國代表對減排目標表示出懷疑。
和鮮有進展的氣候大會同一時刻，《海王》這部講述人與自然大和解的作品叫好又叫座，不能不說是一種諷刺。
仍舊是同一時刻，法國巴黎街頭，身著黃馬甲的法國平民正在憤怒地抗議不斷高企的燃油稅為了環保剝奪了民生。他們的不滿與其說是針對環保，不如說是針對通過高稅收讓窮人為環保買單的法國政府。關於環保支出和環保條例的抗議近年來屢見不鮮，甚至不再只存在於發展中國家。在已開發國家，嚴格的污染排放和治理條例、逐漸提高的能源價格讓逐利而生的產業不斷轉移向國外，而無暇顧及環保的發展中國家接納了這些工業和隨之轉嫁的污染。一旦這些發展中國家開始了治理之路，工業就會轉移向更貧困的地方，而曾經的工業區則面臨失業和蕭條。
筆者記得上大學的時候，曾經借活動的機會參觀了德國科隆大教堂，一邊對這座哥德式建築被煤煙燻出的煙燻妝驚嘆不已，一邊聽當地導遊自豪地講述曾經污染嚴重的工業城市科隆如何被治理成今天藍天碧草的樣子。當時的我真誠地嘆服於技術發展所必然帶來的環境優化。後來才知道，在「治理」中最有效的環節是產業轉移。轉移得成功，城市將依靠新的產業，比如旅遊或信息行業生存，轉移得失敗，那麼地球上就又多了一條廢土銹帶。
在這個轉移遊戲中，一邊是蕭條和失業，一邊是污染和受到威脅的健康，對於普通人來說，發展在哪裡呢？或許，我們應該靜下心來反思一下談到「發展」時那些讓人熱血沸騰的命題。或者至少，不要在超級英雄電影的狂歡中幻想美人魚會代表自然原諒人類。
沒有什麼可原諒的，地球在漫長的歷史中早已挺過了無數災難，會滅絕的是人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