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常對話》是導演黃惠偵與女同志媽媽的家庭故事，完整揭露黃惠偵從青年開始的生命經驗，記錄了整整 18 年，這是她的首部紀錄長片。
黃惠偵與母親過去一直處於情感疏離的情況，不擅溝通的母親不願意說出過往發生的不幸，也不願談論女同志的身份，兩人之間產生隔閡。為了更了解、更接近母親，黃惠偵拿起攝影機記錄了她們多年以來日常中的對話，慢慢地發掘母親的過往以及坦誠彼此最真實的情感。
而這部影片上映之後，更因為「同志家庭」的故事背景而備受注目，尤其不少人會藉此探討婚姻平權，但對黃惠偵來說，這並非她預期的結果，更像是難以言說的巧合。
2012 年，黃惠偵生了孩子，對母女關係有了新的認識，她想重新企劃手上這個拍攝了十幾年的紀錄片。當時，台灣社會也開始有些改變，有關婚姻平權的聲音逐漸浮上檯面。一個名為「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的組織正準備發動連署，將民間發起的婚姻平權法案送進立法院。
但黃惠偵不知道的是，四年後這部紀錄片會在各大電影節中大放異彩，不只入圍 2016 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更成功拿下 2017 年柏林電影節泰迪熊獎（Teddy Award），這獎項是柏林電影節專門為 LGBT 主題所設置的。當然她也沒能想到，時間竟如此湊巧，2016 年紀錄片完成的時候，婚姻平權法案在台灣也正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進展。
在頒獎典禮上，黃惠偵說了 」這個獎是屬於台灣所有為了婚姻平權努力的朋友們最好的禮物」。
黃惠偵與柏林電影節"電影"大觀單元策展人 Wieland Speck 合照（圖/《日常對話》粉絲專頁）
黃惠偵的母親是一名女同志，出生在一個民風保守並且堅持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傳統的年代。根據片中透露，早年母親因為與女友分手，最終順應家中的安排嫁給一名男子，沒想到這位男子卻嗜賭、酗酒成性，黃惠偵的母親不時遭到家暴，甚至連黃惠偵也曾遭到父親的性騷擾。
在黃惠偵六歲的時候，母親帶著她與妹妹逃離父親，此後母女三人以 「牽亡」 （一種台灣民俗儀式，在喪葬儀式中由靈媒以誦經、歌舞等方式為亡魂啟行）的工作努力生存，這樣的經歷使得黃惠偵過著一個並「不正常」的生活，而黃惠偵的母親從未對黃惠偵談過往的不幸所造成的陰影，或是女同志身份，儘管她不時還是會帶女友回家。
在之後的很多年裡，黃惠偵承受著貧窮與歧視，「當時我 20 歲，其實有很多怨氣，不知道為什麼我媽媽是同志，外面的人要一直這樣講她，這帶給我壓力，然後為什麼我們活在這麼底層，為什麼我不能去上學？ 」 黃惠偵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訪問時回憶起當初動念拿起攝影機，那個心中滿是質疑的時刻。
《日常對話》劇照（圖/鏡象電影）
黃惠偵並不是影像教育本科的紀錄片導演。1998 年，台灣導演楊力州正在拍攝以牽亡為主題的紀錄片，找上了黃惠偵的家庭，這是她第一次認識到所謂的紀錄片。90 年代，市面上開始有了 DV ，使得拍片的成本比過往降低了許多，黃惠偵也去買了台 DV，她打算把心中的疑問，透過影像來解決。
在完成《日常對話》之前，黃惠偵先是透過短片，對準那些與她同樣遭受歧視與標籤的外籍勞工們，以鏡頭紀錄他們在台灣的勞動情況與生活困境，她開始理解」影像」是如何得以成為一個更強而有力的工具。
2006 年，她完成了紀錄短片《八東病房》，展示了在醫院裡，那些需要長期照護的人們以及外籍看護。2009 年，《烏將要回家》紀錄一名外籍勞工的生活，這讓她獲得了《勞工金像獎》。
」我覺得做紀錄片絕對不是開機、關機，打開電腦剪接而已，你得對人、對社會有深厚的認識，如果沒有那樣的認識，要如何講出一個真正有什麼的東西」 。黃惠偵在新北市蘆荻社區大學學習，期間她遇上各個領域的人，包含社會學、心理學等專業，這些人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也對她產生影響。
2008 年，黃惠偵在街頭參與「三鶯部落」反政府迫遷活動，遇上了同樣關心此議題的侯孝賢，這也為《日常對話》開啟了不一樣的路。
侯孝賢好奇這位積極參與社會運動的女生，平時都是靠什麼過活的，於是黃惠偵說明自己平時是在 NGO 組織工作，其餘時間就是拍攝紀錄片，但礙於單幹戶的身份，使得她在不同單位中難以取得信任，申請資金遇上困難。
「你們怎麼這麼客氣，沒有拿我的名字去要錢」 就這麼一句話，侯孝賢讓黃惠偵以他的電影公司「三三電影製作有限公司」去申請補助，並且成了《日常對話》的監製。
《日常對話》最終從四個單位獲得了補助，其中包含日本的 NHK 電視台 ，以及釜山影展。
儘管如此，製作期間侯孝賢並沒有對紀錄片做出干涉，但黃惠偵還是定期向侯孝賢報告進度。回憶起侯孝賢的幫助，製作配樂的林強，以及給予剪接建議的雷震卿，黃惠偵受訪時仍語帶感激，正如同不久前，她在柏林電影節上得知自己的首部紀錄片竟拿下泰迪熊獎一般，這一切都是沒能預期。
《日常對話》電影劇照（圖/鏡象電影）
《日常對話》電影劇照（圖/鏡象電影）
事實上，《日常對話》並非黃惠偵首次將家庭故事搬上銀幕，此前為了籌措資金她剪了一個 55 分鐘的短版《我和我的 T 媽媽》，當時的剪接師是李念修。儘管兩個版本的故事相同，但黃惠偵則坦言兩者的節奏與使用素材不同，敘事手法上就有些差異。
侯孝賢看完《日常對話》曾跟黃惠偵提到，或許可以在長版與短版之間再取個平衡，甚至起了動念想剪個監製 2.0 版，但在他看了素材之後，就意識到這件事是件大工程。
一部拍了 18 年的電影究竟該如何呈現在有限的時間內，並強而有力地說出導演想傳達的價值，這聽起來就不是件容易的事。
《日常對話》的剪接師林婉玉接受《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訪問時，說明剪接期有半年，前三個月都處於掙扎的階段。這個掙扎來自於面對如此長久且深刻的生命片段，她必須掌握導演到底想傳達什麼，才能準確地傳達導演的生命經驗。「其實這個作品有個目的，就是希望能夠把話語權給看似弱勢的人，希望藉由他們自己，講出一個故事。我從來沒有在這個位置上過，所以我就得不停思考，他們這個位置到底在想什麼 」 她說。
林婉玉也提到，在剪接上的一些問題，剛好遇上資深剪接師雷震卿適時地給予了不少建議，使得這部片得以順利完成。
《我和我的T媽媽》劇照（圖/酷兒影展）
《我和我的T媽媽》劇照（圖/酷兒影展）
儘管《日常對話》講述的是同志家庭里的故事，但若看過電影之後會發現，片中所提及的是每個人都可能面臨的家庭問題。
這就不難說明，當《日常對話》在去年金馬影展與今年柏林電影節上放映時，觀眾的反應更多都是圍繞在這部電影，以及她與母親的關係是否有所轉變。某種程度來說，這讓黃惠偵感到更加地欣慰。
對於人們談論此片，時常以同志紀錄片概論，黃惠偵直接表明心情「我一直很不喜歡這部片被冠上同志紀錄片，因為我講得遠超過這個，可是如果讓大家有一個比較不那麼撕裂、片段、片面的方式來認識同志的樣貌，我覺得也不是一件壞事」。
不過黃惠偵也承認，製作期間她觀察到《日常對話》仿佛就像有生命一般，每個進程，都與台灣的婚姻平權法案的進展有許多巧合。2012 年，黃惠偵生了女兒，對母女問題有了新的答案，因而重新企劃此片，同年婚姻平權法案開始發動連署。2014 年，黃惠偵引進位作團隊拍攝，婚姻平權法案則進入了立法院的一讀程序（意即通過第一階段），2016 年，紀錄片完成時，法案則是超過兩年前的一讀進度。而今年四月《日常對話》在台灣上映時，法案則可能有新的決定性進展，無論是往前、或停滯。
「有時候想一想會覺得有點雞皮疙瘩，就是一部片子什麼時候要被完成，都有一定的時間，如果在這麼巧的時間點上，剛好遇到這件事，就會覺得好像也有某種意義」 她說。
與其說黃惠偵不刻意讓這部片與同志紀錄片划上等號，更準確地說，她認為同志議題不該是唯一被討論的，也就是說，不該單以同志去認識一個人。黃惠偵以母親作為例子，她的母親是女同志，但也身兼別人的姐妹、伴侶以及母親等各種角色。
」每一個人都有很多身份，沒道理說那些不在主流的少數族群，永遠都要被以那個少數的身份給辨識、認識 」 ，黃惠偵期待這個社會能夠更了解所謂平權的內核價值——一個無論你是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等等，如何選擇適合自己的生活方式，都不會受到歧視。
而這些思考，當然也在《日常對話》里的對話中呈現：
——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如果同性結婚合法，你會結婚嗎？不會，我覺得我一個人比較自由
第一句話是在《日常對話》當中黃惠偵母親的哥哥對於社會中婚姻價值的看法，而第二句話則是黃惠偵與母親的對話，儘管母親在逃家之後有過不少女朋友，但她依然希望「選擇」不進入婚姻。
去年 11 月，黃惠偵受邀出席婚姻平權法案的公聽會，這是在法案通過第一階段後，為進行審查所舉辦的凝聚社會共識的活動。當時她說道「讓我覺得我的人生過得好悲慘，那才是我的人生最痛苦掙扎的原因，而非我媽媽是同志」。此番話也是在她拍攝完《日常對話》後的心得。
黃惠偵與女兒一同參加媒體試映（圖/鏡象電影）
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黃惠偵感受到她似乎背負著更多的期待，像是替某些議題發聲的社會使命，「紀錄片要有社會功能與意義，但我覺得不一定只有這種紀錄片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多看國外的紀錄片，紀錄片真的就是電影的一種」。
與《日常對話》被世人限定為同志紀錄片所帶給黃惠偵的矛盾相同，如今她更希望除了討論片中所傳達的社會議題之外，也能就電影的角度去觀賞、感受。「作為一部電影，它有電影的價值存在，所以我覺得如果兩邊都能達成就是最好的狀態」， 黃惠偵說。
我們還跟黃惠偵聊了更多：
Q：好奇心日報（www.qdaily.com）
A：黃惠偵
Q：據說《日常對話》在柏林電影節上放映的反應相當好，但片中其實當中某些背景與台灣當地文化有關，您觀察他們是有進入到這種經驗嗎？此外當時的討論都聚焦在哪？
A：去柏林電影節之前比較多的是擔心，畢竟歐洲的觀影文化是非常不同的，連我媽都會說，他們看得懂嗎？我覺得比較驚訝的是，他們的反應竟然跟台灣觀眾幾乎一樣。而且看完的第一句話會說「謝謝你拍了這部電影」。
我覺得他們看到了跟他們相關的東西，電影很重要的一個功能是，透過電影看自己，所以蠻多柏林的觀眾，就說他其實跟媽媽也有這些問題，但沒有去處理，這樣子的觀眾在台灣跟柏林都有。
我相信這部片某種程度上，的確已經跨越了文化、語言的隔閡，即便我們都知道，當時的翻譯沒辦法傳達出那個意思，只能傳達在講什麼內容，細節都漏掉了，即便是這樣觀眾還是可以接收到，這得感謝影像與剪輯，他們真的是透過影像看到了一些東西，這些都讓我很驚訝。
柏林是個對同志議題很友善的地方，所以同志不會被視為一個議題需要討論，我在那邊很開心、很舒服，因為他們討論更多的其實跟電影相關，或是聚焦在我跟我媽的關係，有沒有因為拍這部片就有怎樣的改變，那是他們在乎的。
其實連台灣觀眾也是這樣，就是我們好像覺得台灣社會此刻非常的分裂，兩方吵得不可開交，事實上來看過電影的人，我相信他們都不覺得那是個問題，反而看到是更大面向的東西，那個才是這部電影想講的。
我覺得如果要談同志，我希望大家用這種方式來認識同志，就是同志不是只是標籤。每一個人都是很多身份，沒有道理說那些不在主流的少數族群，永遠都要被以那個少數的身份給辨識、認識，我覺得不應該是這樣，我們有沒有什麼比較好的方法，去認識這個人。
我當媽媽之後，最大的學習就是，沒什麼關係是理所當然，都要花很大的力氣才能夠真正了解，我覺得這是每個人的課題，並不是只有同志家庭才會面對的。
Q：談一談這 18 年來，拍攝所歷經的不同階段？而在您拍攝的期間台灣婚姻平權的確也有了不同程度的進展？
A：我是 2012 年企劃，當時因為生了孩子就想要完成這部片，當然也是為了找資金，去一些地方提案，我還記得那年是九月拿到一筆獎金，然後當時就有人在推多元成家，我就覺得怎麼這麼巧，好像冥冥之中有什麼安排，雖然我一開始不是為了這個。
接著 2014 、2015 年，法案竟然又重新來過，我就覺得跟這部片的生命搭在一起，有時候想一想會覺得有點雞皮疙瘩，就是一部片子什麼時候要被完成，都有它一定的時間，如果再這麼巧的時間點上，剛好遇到這件事，就會覺得好像這件事同時好像也有某種意義，就是對於同志議題這件事上。
婚姻平權法案進度（圖/婚姻平權資訊站)
其實我一直很不喜歡這部片被冠上同志紀錄片，因為我覺得我講得遠超過於這個，可是我覺得如果他可以因為這樣子，的確讓大家有一個比較不那麼撕裂的方法來認識同志，或是不是那麼片段、片面的方式來認識同志到底是什麼樣貌，我覺得也不是一件壞事。
甚至今年四月在台灣上映的時間都有可能是二讀，你就覺得天底下怎麼會有這麼巧的事。這個時間，剛好是戲院（註：電影院）有空檔，我們不希望離柏林電影節太遠，回來就有人跟我們說，上映時間剛好是二讀的時候，當下就會覺得，這是想躲也躲不掉。
如果就電影創作，我其實很害怕被變成一個議題，因為那樣子對我的團隊很可惜，他們都是很專業的電影人，他們是在做一部電影，我相信這部電影從電影本身就有它的價值。可是如果一直都只在談論議題，我就會覺得他們的付出、心血、才華沒有被看見，所以我很希望能夠兩邊都能被看見、被討論，作為一部電影，它有它電影的價值存在。
當然紀錄片背負著比劇情片更多的社會功能，就是你要有某種程度的社會意義存在，所以我覺得如果兩邊都能達成就是最好的狀態。
與其說，這部片子要幫婚姻平權講話，我更想講的應該說是我比較希望真的能夠讓每個人，不論你是哪個族群，同性戀、異性戀、雙性戀，什麼戀都好，你應該都有權利去選擇最適合你的方式去生活，或是當你自己。
Q：在您看來，紀錄片有被賦予的使命嗎？
A：在台灣因為發展脈絡的關係吧，大家會期待要有更多的社會使命，甚至連紀錄片導演一定要很有使命之類的，但我希望如果有天我們不要只有這樣的想像會更好。
因為紀錄片就是電影的一個類型，紀錄片要有社會功能與意義，他擔負比較多沒錯，但我覺得不一定只有這種紀錄片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多看國外的紀錄片，真的就是電影的一種，沒有道理背負比一般更多，但你說有導演是帶著這樣的心情去拍，那也沒有錯，我覺得要有空間，你看連電影圈都很需要「多元」 的存在，比如說美學也好，各種可能性在裡頭，我覺得是最好的。
我對紀錄片的認識太特別了，我是從被拍攝的對象，開始認識紀錄片，接著變成自己拿攝影機來拍，我覺得紀錄片可以做到一個其他做不到的是，帶一些東西給他的拍攝者。比如說像我媽，我覺得拍完之後她的確有改變，不光是我們的關係，還包含她自己，像是被拍之前，她一直覺得家暴很羞恥，不能講、不要碰這件事，但因為影片拍完了，觀眾給她的反應都是非常好的，大家跟她說她的生命經驗是很棒的，家暴並不需要羞恥。
她有點像是被「培力」的過程，就是她 empower 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