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家常提一個基本觀念：資源有限，需求無窮。
每年編列教育預算時，中央、省、地方三級政府，就要為這稀有資源的分配，傷透腦筋、傷盡和氣。
在目前的政治生態中，中央政府資源最豐、荷包最滿；省縣巿政府，總是財源缺乏，必須仰賴中央補助。教育部長毛高文就常用「有錢就有權」的策略，來提高中央對地方教育的發言權。
談到教育部的權責，毛高文憤憤不平。他認為，今天行政體系中，有兩大武器：一個是錢，一個是人。而省、縣巿政府的教育經費及人事任命，都非教育部所能影響。「既不能開除人，也不能刪經費，」毛高文覺得十分無奈。
教育部心生一計。毛高文笑著說他開始增加對地方的補助︰「至少在補助的一部份，可以說話吧？」
但台灣省教育廳似乎並不領情。教育廳廳長陳倬民解釋省預算中，複雜的五鬼搬運法，因為部份帳目直接搬到縣去，還有一部份根本未被主計單位核撥，結果，教育部原來要給省三百四十億元，到最後省只拿到六十億元，「但教育部還是堅持要說那麼多話。沒有三百四十億，就不要說三百四十億的話，」陳悼民說。
宜蘭縣縣長游錫;則指出宜蘭「一毛都沒拿到。」他並對教育部意圖中央集權，不敢茍同，認為這是「開倒車，不合分層授權的管理原則和地方自治的精神。」
各級政府為達到憲法規定各級政府預算的下限，常常在帳面上玩數字遊戲，讓台灣的教育品質成為最大輸家。一位熟悉教育預算訂定過程的人士指出，常常是同樣的一塊錢，在中央轉一圈，滿足一五％的規定後；再到省縣一圈，滿足二五％的規定；再到地方轉一圈，滿足三五％的要求。一塊錢，經過「灌水」以後，成為帳面上三塊錢的教育經費，「好像一個女兒嫁了三次，」他說。
這筆虛胖的教育經費，還常常讓其他單位誤認，各級教育經費已經足夠。六年國建開步走，頓時需要一兆資金，財政部和主計處等單位益發覺得，憲法這條規定擋人財路，建議刪除，以免「扭曲政府資源」。憲政小組還熱烈討論，最後雖然維持原議，卻讓關心教育的人捏一把冷汗。
同時，有一些企業界人士和經濟學者，眼見高等教育經費充裕，甚至有使用浮濫的情形，也嚷著要刪除憲法規定的下限。一位學術界人士就批評，外界人士不了解國民教育的經費缺乏，連教育部官員竟然也沒有人敢挺身而出，強烈反對，實在令人失望。
從二十多年前，美俄太空競賽，中共開始發展原子彈時，教育部就認為，高等教育是國家競賽的「祕密武器」，所以每年在尖端人才的培育上，投下五％以上的預算。
五年前，國民教育的地方補助只佔教育經費的四％。毛高文上任後，發現地方教育窮困，才力圖扭轉。
近年來，地方教育的補助金額已從四％增加到中央教育預算的三一％（從十億元到四百七十億元），但從每人分配到的預算來看，每個國小學生享受到的教育經費，不過相當於十年前政府投資在一個大學生身上的錢。
超大型學校也是未見改善的問題。一位離開海山國中的老師，回憶起學生近萬人的學校帶給她的壓力。學校人數太多，校方規定學生在校園聽到上課鈴，一定要立正站好，以免發生推擠踐踏的意外。學校活動空間有限，籃球場就在教室四面圍繞的天井中，上課時必須扯著喉嚨和體育課師生的聲音對抗，幾乎要精神崩潰。
最後，她設法轉調到一所全校只有一百多個學生的小學校去。
日本花在小學生身上的經費也比台灣多。日本的國民生產毛額雖然是台灣的三倍，但是台灣的每個小學生，平均每年只能享受約二萬五千元的政府教育預算，而日本小學生平均每人每年可享有約十一萬元台幣的經費，卻是台灣的四倍多。
台灣小學生經費少，每班人數又都比日本多許多。根據國策中心研究教科文預算的林本炫粗估，如要達到日本的現在境界（每班四十人，每校最多三十一班），總共要增加約三萬四千名老師，每年薪水共約增加一五二億元，並需增建約五千五百間教室。
在中央和地方無休無止的爭執中，教育部似乎總想用「錢和人事」強迫地方就範，沒有想到用長遠的架構，思考整體的教育發展；地方似乎也總是想要中央出錢，但不要中央干預地方教育的發展，影響「地方自治」。
一位教育界人士指出，中央和地方的流通總是「沒有共同的目標」，找不到形成共識的基礎，以致各說各話。如果教育部多與地方溝通理念，也去了解地方的看法，應能找到合理的資源分配模式。
或許，「超英趕美」的國民教育，才能早日來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