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紐約時報》網站2月21日刊發題為《這個世紀出問題了》的文章稱，我們大多數人在20世紀的後半葉長大成人，我們對「正常」的認知在那個時代形成。從各方面來看，那是個異常幸福的時期。沒有世界大戰，沒有「大蕭條」，內戰少了，疫病也少了。
文章稱，我們恐怕享受不到那樣的好時光了。21世紀顯得危險且坎坷得多：民族主義日漸抬頭，對民主的信心逐漸減弱，世界秩序行將解體。
這一切的根本原因或許是經濟增長減緩。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人口學家尼古拉斯·埃伯施塔特曾指出，從1948年到2000年，美國人均GDP年增長率約為2.3%。
但是，到了2000年前後，情況發生了變化。本世紀，人均GDP年增長率平均不到1%，自從2009年以來，僅為1.1%。如果美國能把20世紀的戰後人均GDP經濟增長率保持到本世紀，美國人均GDP應該比目前高出20%以上。
文章稱，低增長制約了其他所有要素，導致機會減少，樂觀情緒減退，唐納德·特朗普擅長的肆意妄為和零和思維大行其道。低增長搞垮了美國工人。從1985年到2000年，美國的帶薪工作時間增加了35%。在接下來的15年里，帶薪工作時間只增加了4%。
對於25歲到55歲的美國男性來說，每有一個人找工作，就有三個人退出勞動力市場。如果美國經濟增速與本世紀初一樣，將有額外超過1000萬人也能找到工作。按照埃伯施塔特的說法：「顯而易見的事實是，21世紀的美國見證了可怕的就業崩潰。」
勞工統計局的時間運用研究顯示，這些退出勞動力市場的人平均每年花費2000個小時看電視或者玩電腦。這與從事全職工作的時間大致相當。
文章稱，有57%的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白人男性靠著某種形式的政府傷殘福利金生活。大約一半退出勞動力市場的男性每天服用止痛藥。俄亥俄州的一項調查發現，在一個季度內，有11%的俄亥俄州人服用麻醉劑。如今有1/8的美國男性有重罪記錄。
這不是我們的同胞應有的生活方式。埃伯施塔特的文章證實了一種想法：我們許多人如今的核心任務不是抵制特朗普。他會決定自己的命運。我們的任務是弄清如何取代他——如何應對低增長和社會不滿，因為正是這兩個因素使他憑藉一些迥然不同的政策組合而得勢。
難題在於，讓美國同時變得更有活力和更具保護主義色彩。過去，美國的改革者至少可以指望與一個充滿活力的社會共事，這樣的社會總能產生解決國家難題所需的能量。但是，正如泰勒·考恩在其新著作中展現的那樣，當代美國人喪失了魔力。
文章稱，考恩告訴我們，在各個領域，美國人的冒險精神都減少了，變得更加穩定。例如，美國人以往會頻頻搬遷，以抓住機會改變生活。但是，與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相比，如今跨州搬遷的美國人比例驟降51%。
美國人以往具有創業精神，但在過去的二三十年，初創企業占所有商業活動的比例有所下降。千禧一代可能是美國歷史上最不具有創業精神的一代。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擁有企業的30歲以下美國人減少了65%。
美國人告訴自己，從前的終身職業模式已經過時。而事實上，美國人跳槽的次數少於而不是多於二三十年前。自1990年以來，工作重新分配率降低了1/4以上。
文章稱，有跡象表明，美國的創新性也在下降。如果把人口增長的因素考慮在內，美國人創造的重大國際專利比1999年減少了25%。就連開車上路的積極性都不如從前。1983年，有69%的17歲青年持有駕照。如今，只有一半美國人在年滿18歲時拿到駕照。
埃伯施塔特和考恩通過不同方式描述了一個正在減速、疏離、喪失希望並且變得可悲的國家。經濟放緩、社會不滿和風險規避彼此推波助瀾。
當然，沒有什麼是預先註定的。但是，有沒有哪個社會運動在思考本世紀開局不利的根本原因並設想一條不同的途徑？誰能拿出令人信服的促進經濟增長的計劃？如果特朗普不行，誰才能解決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