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史丹福大學弗里曼·斯伯格里國際問題研究所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 ·福山，在英國《展望雜誌》2017年1月號上發表了一篇題為《美國已成為失敗國家》的文章。
福山在文章中稱，特朗普當選是「美國近期經歷的最令人意外且製造心靈創傷的事件之一」。
「雖然其影響尚不明朗，但在最壞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國完全放棄其全球領導地位，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福山說，「民粹主義民主活生生地威脅到個人自由，甚至對西方所鍾愛的理念構成更為根本性的麻煩。」
福山還表示，「較西方的經濟失敗更為嚴重的是，隨之而來的不公正感變得愈發強烈。」
此外，對於美國目前的政治現狀，福山稱，精英捕獲（巨量金錢和強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腐蝕國會並充實精英們的錢包）和否決制（美國在過去二十年里，人種、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變得高度分化，特殊利益群體崛起並可以否決對他們有害的舉措，但與此同時，致力於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變得極難達成）正在嚴重侵蝕著美國。
特朗普
以下為《美國已成為失敗國家》的全文翻譯（譯文來自澎湃新聞）：
唐納德·特朗普從一位無人嚴肅對待、丑角般的外圍參選者變身為當選總統，這是美國近期經歷的最令人意外且製造心靈創傷的事件之一。
其影響尚不明朗，但在最壞情形下，可能造成美國完全放棄其全球領導地位，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分崩離析，而自1950年代以來，美國為打造這一秩序已經耗費大量心血。
從雷傑普·塔依普·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gan）的土耳其到歐爾班·維克多（Viktor Orbán）的匈牙利，特朗普牌民族主義的勝出，可以說與這些彼此截然不同的國家中威權主義的上升勢頭相映成趣。
同時，這些進展令民粹主義民主活生生地威脅到個人自由，甚至對西方所鍾愛的理念構成更為根本性的麻煩。
諸多事項依舊懸而未決，但隨著憤怒的民族主義者在相當多的地方呼風喚雨，我們無法排除這樣一種可能性：我們正在經歷一場政治動盪。
在美國，無休無止的事後檢討將圍繞特朗普的勝利原本可能如何發生而展開；多數媒體將繼續關注一些短期議題，如聯邦調查局局長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選舉前十一天的介入，或者是希拉蕊·柯林頓競選陣營的一連串泄密事件，據報道，遭泄露的資料源自俄羅斯方面。這樣的考量是合理的，或許也與目前的結果有關聯。
但重要的是意識到，目前的結果根植於美國社會內部。
隨著共和、民主兩黨重新評估它們的立場，它們就如下議題加以省思或者會更好：2012年以來的短短四年時間裡，政治版圖是如何改變的；這樣的改變如何不只反映了競選方面的戲劇性事件，而且反映了美國自身的內部變化，即人們對經濟狀況的憂慮和對美國在世界事務中所扮演角色的一種深切不安之感。
在整個發達世界，2008年的銀行業危機令精英的權威受到質疑，是他們一手締造了這一高風險的體系。
用前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阿蘭·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的著名證詞來說，「銀行業模式中存在缺陷」，削弱了精英之支持率所依託的專業知識。
較西方的經濟失敗更為嚴重的是，隨之而來的不公正感變得愈發強烈。
公眾所見證的是，一直在運作這一體系的所有那些富有的機構和個人均收穫援助，隨後窮人和中間群體迎來的卻是緊縮政策和失業。在美國，源自該國相對實力衰落的焦慮，加重了這些惱人觀察的破壞性影響。
喬治·W·布希時代令人痛楚地暴露了美國軍事力量在伊拉克的限度，自那之後，歐巴馬時代見證了中國依某種計量方式終結了美國作為世界最大經濟體的地位，並似乎已做好準備，會在若干年之後全面超越美國。
民族主義可以採取多種形式，但混合了懷舊情緒的民族主義可以特別有效。
特朗普的承諾不只是令美國偉大，而且是「令美國再度偉大」。英國脫歐陣營的口號不只是敦促取得控制權，而且是「拿回控制權」，英國讀者或可從這樣的口號中聽到共鳴。
特朗普承諾要重新獲得的不會是美國過去一向自我想像的那種偉大。
特朗普並未聲言致力於增進開放和民主，這樣的承諾有時被過多宣示了；恰恰相反，他建言推動的是一種堅決果斷但也更加世俗的政治，有可能為其他大國創造可以填補的空間，他也知道哪些大國會去填補。
這樣，整體而言，當今世界可能很快就必須想方設法應付美國撤退的後果了。
但首要任務是去理解，美國何以採取了這樣一種自我中心主義的轉向。
為找到答案，我們又必須首先考慮美國的政治體制。
希拉蕊
精英捕獲與否決制
美國政治體制的功能失調大大影響到2016年總統選舉的結果。
巨量金錢和強大的特殊利益正以犧牲普通民眾為代價，腐蝕國會並充實精英們的錢包，這一指控將從右翼到左翼的兩位外圍候選人特朗普和伯納德·桑德斯團結到了一起。
兩人均控訴希拉蕊·柯林頓，視其為這一類腐敗的化身，因柯林頓夫婦早已通過收取既得利益群體的金錢而自肥。
兩人都將批評的矛頭對準了高盛這樣的華爾街銀行，將它們視為特別邪惡的力量。
隨著選舉年乏味地向前推進，右翼更將指控提升到了新的高度：特朗普譴責包括聯邦給調查局（儘管只在其赦免柯林頓時）、聯邦儲備委員會和全美選舉行政機關在內的美國機構腐敗。
極具破壞性的保守派人士馬特·德拉吉（Matt Drudge）甚至暗示，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出於政治目的而誇大了颶風「馬修」的威脅。
美國的政治體制確實變得功能失調了；麻煩在於，特朗普和桑德斯這樣的批評者並未找對問題的根源，並且未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決方案。
問題的真正部分根植於美國社會的特質，部分根植於美國的制度。
就人種、民族、宗教、地理和文化而言，從每一個可以想見的角度來看，美國人都是高度多元繁複的。過去二十年間，他們也變得高度分化。
這種極化反映在美國人選擇居住地點方面，在那些地方，意識形態上的親近往往較人種或者宗教更為重要；也反映在國會中，在那裡，最溫和的共和黨人要比最保守的民主黨人保守很多。
這極不同於過往二十世紀的情形，那時兩黨之間的共識令兩黨得以從新政到隆納·雷根減稅等諸多重大政策上達成一致意見。
除了意識形態上的分化，美國還經歷了數量龐大的利益群體的興起。
那些利益群體坐擁巨量財富，組織完備，其中不只包括企業說客，還包括環境組織、提倡為治療人類已知的幾乎每一種疾病花錢的人士，以及個人富豪捐贈者，如賭場巨頭謝爾頓·安德森（Sheldon Adelson）或聲名狼藉的科赫兄弟，即查爾斯·科赫（Charles G. Koch）和大衛·科赫（David H. Koch），他們能憑藉一己之力籌集到與兩黨中任何一黨幾乎一樣多的資金。
自1990年代晚期以來，美國政治活動中金錢的數量已經遞增了一個數量級以上；募資如今成了所有官員念茲在茲的重大急務，特別是眾議院議員，他們必須每兩年一次為連任打拚。（謝爾頓·安德森生於1933年，至2018年8月擁有財富約322億美元。查爾斯·科赫生於1935年，大衛·科赫生於1940年，兄弟兩人共同擁有科赫實業集團。——譯註）
從建國之父們那裡繼承下來的憲政架構加劇了兩極分化和利益群體捕獲效應。
相較於西歐的議會民主制，美國的體制將權力廣泛分散在政府內部彼此相競的分支中。
這樣的總統制下，行政和立法部門之間理當相互有效制約；立法部門的參議院必須擁有超級多數（一百票中的六十票）才能通過普通法案；最高法院可以推翻國會的法令，並在最近數十年間已承擔起制定社會政策的責任；真正重要的權力依舊由州和地方保留。這些權力中心的每一個都可否決整個體制的行動。
這樣一種體制加上兩極分化和強大利益群體的崛起，結果就是我所稱的「否決制」。
即這樣一種局面：特殊利益群體可以否決對他們有害的舉措，與此同時，致力於公共利益的集體行動變得極難達成。
否決制於美國民主而言並不是致命的，但確實形成了質量低下的治理。
這在政府最基本的職責之一即形成年度預算方面顯而易見。
今天，聯邦預算無法在所謂「常規出貨」（regular order）程序下獲得通過，這一局面已持續十多年。
每一年，民主黨人和共和黨的茶黨人士之間都出現攤牌局面，茶黨人士威脅說，要麼根本不通過預算案，要麼不提高債務上限（這樣的拒絕荒謬絕倫，因其會牽涉美國的主權債務違約）。
2013年，此種邊緣政策造成政府完全停擺，這期間，聯邦工人哪怕僅僅出現在工作崗位，也將面臨刑事制裁。
否決制尚有其他惡劣影響。
一萬頁的美國稅典是個恥辱，其免稅和補貼目錄晦澀費解，以往在妥協中緩慢確立的特殊權益層疊往復、積重難返。
美國的企業稅率居於世界最高之列，也成為媒體頭條；若能削減這一稅率以避免所有政府停擺事件發生，美國會有更優異的表現。
兩黨的預算專家原則上均同意，特別是為鼓勵美國的跨國公司將它們藏匿於海外的兩萬億美元現金取回國內使用，這一稅率理當削減。
但在實踐中，飽受否決之礙的國會甚至無法廢止令人憎惡的「附帶權益」條款，該條款給予私募股權投資者和對沖基金經理較其他所有人都更低的稅率。
我將「政治衰敗」定義為組織完備的利益群體對政治權力的捕獲，這些群體以犧牲更廣泛的公眾利益為代價，為謀求自身利益而扭曲體制。
另外，一個衰敗的體制無法整飭自身，因為那些根深蒂固的利益和思維方式阻礙了改革。
最近幾十年里，隨著組織完備的精英利用否決制維護他們的利益，美國的政治體制已歷經衰敗。
這並不意味著這個國家不再民主，而是說，當一些美國人在政治進程中比他人擁有更多分量，代表性方面即出現危機。
對不公正的這種認知，形成了影響到這次選舉結果的第二大社會條件即不平等。
弗朗西斯·福山
不平等與階級不滿
過去一個世代之間，不平等上升了。
有關最頂端1%人群中最頂端10%人群的財富和收入聚集狀況的概括性數字廣為人知。
直到這次競選，較少為人意識到的是，其他99%的人群是怎麼生活的。
美國的左翼人士考慮不平等問題時，依慣例首先想到的是城市內部的非洲裔美國人、非法移民或者其他生活在邊緣狀態的少數族群。
這些群體中的貧困依舊是大問題，但不平等增長的負擔落到了不同的社會階層身上：年長的白人工人階級，如今他們已飽受三個世代的去工業化之苦。
如來自政治光譜對立兩端的社會觀察人士查爾斯·默里（Charles Murray）和羅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所記錄的那樣，美國最重大的社會分裂不再是種族或者族群，而是階級，這由受教育水平決定。（查爾斯·默里生於1943年，政治學者、社會學者，自由至上主義者。羅伯特·帕特南生於1941年，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教授。——譯註）
大學畢業生和輟學者之間的財富分化令人震驚，這樣的分化不止在收入統計方面顯而易見，比如，只接受過基本教育的工人通常比他們的父親或者祖父掙錢要少；涉及家庭解體、毒品成癮等社會功能失調問題時也是如此：初選季中，在白人占多數、鄉土氣息濃厚的新罕布夏州，頭等議題成了海洛因濫用。
脫氧麻黃鹼的使用已蔓延至美國鄉下，單親家庭中的兒童正遭到拋棄，只得自己照顧自己。在農村地區受教育程度較低的民眾那裡存在巨大的疏離感和不滿，他們的不滿在於，那些生活在城裡的同胞無視他們的困境。（脫氧麻黃鹼別名「冰毒」。——譯註）
兩黨沒有哪一個充分代言了白人工人階級。
共和黨精英來自企業化的美國，他們提倡自由貿易和開放的移民遷徙政策，這可以叫做《華爾街日報》的世界觀。
白人工人階級可能會基於槍枝或墮胎之類文化議題投票支持共和黨人，但共和黨執政集團並未展示出對他們經濟利益的關切。
在煽動民眾隨之而來的憤怒方面，特朗普顯得技巧熟稔；今天，他的支持者對眾議院議長保羅·瑞安（Paul Ryan）這樣的正統派共和黨人往往比對民主黨人更為憤怒。
但民主黨人也一樣中斷了與白人工人階級的接觸。
他們曾拼湊包括不同身份群體在內的聯盟，藉以贏得全國選舉，那些群體包括非洲裔美國人、西班牙裔人士、亞裔人士、環保活動人士和LGBT社群人士。
女性的地位一樣重要，但或許受過一定程度教育、帶有女權主義傾向的女性尤其重要：特朗普吹噓他曾如何觸摸女性身體，相較於工人階級姐妹，受教育女性對那段錄音的感受更為強烈，而前一群體中的多數是支持特朗普的。
直到最近，白人工人階級仍然是一個身份群體，甚至不被認為處在特別不利的境地；結果是，民主黨人大多無視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