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近現代的落後，不但是科學技術上的落後，更引發的是某種精神上的極度自卑。這種精神上的不自信，時至今日也仍然存在。例如在以前的香港電視劇中，很多高級白領都有英文名字。甚至在今天的北京、上海等商業區，都以說半文半白的英文，叫著英文名為潮流。這種現象，其實很多網民都以「裝逼」來諷刺之。其實嚴肅來說，上述現象實際涉及到的是民族認同和民族尊嚴的問題。在這方面，幾十年前一位蘇聯援華老專家看的，竟然比現在的人看的更透徹！
這位老專家，是1953年來到中國的蘇聯航空器材供應顧問謝•阿•莫洛斯托夫。當時這位老專家已經56歲了。他曾當過蘇聯紅軍戰士、工人、幹部，榮獲過三枚獎章，是具有豐富工作經驗的管理和物資供應專家。在二戰中，一次前方急需航空汽油，但是德軍已經封鎖了公路和鐵路，無法從倉庫運到目的地。執行任務的莫洛斯托夫就絞盡腦汁，終於想出了海上運輸的辦法，就是把一桶桶汽油用繩索捆綁在一起，夜間用小船拉過海峽到達彼岸。為此莫洛斯托夫被授予「紅旗勳章」。
經驗豐富是一方面，關鍵是作風過硬。他一來到中國，就向中國同事經常說這樣幾句話：「在航空供應人員的詞典里沒有『困難』一詞」「航空供應部門不許說沒有」「供應人員要抓住主動權，永遠不站在被告席上」「如果手腳不夠用，就用牙齒咬，不弄到器材據不罷休」。這些慳鏘有力、擲地有聲的話，給中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蘇聯專家與中國技術人員研究圖紙
這些話，反映在工作上就是作風踏實、幹勁十足。為了幫助中國航空器材立足於國內。他還親自去各地奔跑，足跡遍及全國，做了大量的工作：為了解決鎳網問題，他專程去上海燈泡廠了解拉絲模製造情況；為了解決油漆問題，他先後到過瀋陽、大連和天津；為了解決特 殊鋼材生產，他到了齊齊哈爾的富拉爾基鋼 廠；為了解決航空輪胎和橡膠零件，他還親自去過瀋陽橡肢五廠……為了工作，他不畏酷暑嚴寒，去我國四大「火爐」的武漢考察大冶鋼廠時正是驕陽似火的時候；去哈爾濱時正值冬天，氣溫在零下40度左右。為了尋找10噸氣錘加工航空發動機鍛件，他去到長春汽車城，步行十幾里路了解各個車間，特別是鍛造車間的生產情況。
一次他到122廠檢查了倉庫和供應工作，發現122廠對毒品保管不符合要求，就去找當時兼任供應副廠長的總工程師吳道明。見面的第一句話就說：「請問廠長同志，您有幾個腦袋？」這一句話把吳道明問傻了。專家馬上說：「我看您有十個腦袋呢！因為您竟敢把劇毒品氰化鉀放在庫房外保管！如果誰誤食一克，就會立刻死亡。假如某個人往井裡撒上幾克，全廠職工不知要死多少人！」吳副廠長這才知道怎麼回事，立即下令採取了有效措施。
中方與蘇聯專家合影
作風過硬的蘇聯專家莫洛斯托夫在生活上卻要求非常簡單，好幾次臨時出差，莫洛斯托夫和中國同事乘坐的火車根本就沒有餐車，莫洛斯托夫就吃的是列車小賣部剩下的鹹鴨蛋等臨時解決一下，還經常對中國同事說：吃什麼都可以，不吃也無所謂，在蘇聯戰爭年代，列寧每天還吃不到一磅麵包呢。
莫洛斯托夫最感人的，就是對中國的尊重和理解。莫洛斯托夫對毛主席非常敬佩，他曾多次講起毛主席參觀莫洛托夫汽車廠的故事，當時毛澤東見到零件繁多的汽車，曾對總工程師講：「真夠複雜的。」蘇聯總工程師回答說：「這要和您把六億人口的國家組織起來相比，就太微不足道了」。
莫洛斯托夫在華工作三年中，對航空工業的供應工作共提了上千條建議，並寫了一本18.3萬字的成套建議。他每向我們提出一條建議時總是說：這條建議不一定適合中國，你們先試行，發現問題再修改。他從來不勉強中國同志執行他的建議。他常講，在蘇聯行之有效的經驗，在中國不一定能適用，因為我們兩國國精不同，人民的性格、習慣、作風不同，中國人辦事心平氣和，蘇聯人辦事講拍桌子，有時要拍碎坡璃板。
蘇聯專家考察電子科技大學實驗室
莫洛斯托夫對於中國歷史、文化和周圍的中國同志，都是以禮相待，充滿敬意，甚至經常鼓勵說中國人聰明、能幹，不比先進國家差，要有民族自豪感。由於語言不通，蘇聯專家在華都有翻譯。給莫洛斯托夫配的是一位叫趙興夏的同志。當時有一股風氣，凡是專家的翻譯都為自已起個蘇聯名字，例如尤拉、妮娜、瓦羅佳等。趙興夏也有一個俄羅斯名字叫沙薩，這是在他在112廠工作時一位蘇聯專家起的。看起來這是一件小事，可是莫洛斯托夫卻很不高興，對趙翻譯說：你是中國人，本來有自已的姓名，為什麼要起個外國名呢？我認為這樣不好，還是按照中國人的禮節稱呼好。我平時叫你興夏，你叫我謝苗•阿列克賽維奇。這樣稱呼又親切又好。後來還有別的蘇聯專家又叫趙翻譯沙薩時，他就解釋說：「他不叫沙薩，他叫趙興夏，請您以後叫他興夏好了! 」
名字問題是個小事，但實際上體現的是對歷史、文化、民族認同等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在很多中國人對取個外國名字不以為然的時候，一位蘇聯人卻認識到了其中的問題。這件事雖然發生在60年前，但仍然對今天的中國有著借鑑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