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俄羅斯在政治方面有著悠久的專制集權傳統。從早期的莫斯科公國，到後來的俄羅斯帝國，再到蘇聯，專制集權整體貫穿了俄羅斯的幾乎整個國家發展史，成為俄羅斯根深蒂固的政治文化之一。
對於俄羅斯之所以會長期採取專制集權政體的原因，雲石君在之前的《地緣政治：俄羅斯為什麼崇尚強權政治》一節中已有解釋。簡單的說，俄羅斯複雜的地緣人文環境，決定了它有必要採用中央集權體制，來增強國內的凝聚力，維護國家統一；而俄羅斯地處亞歐大陸北部中央，被全球其他強勢地緣文明勢力多麵包夾的地緣格局，也使得俄羅斯有必要集中國家資源，統一應對外部威脅。
總而言之，地緣條件決定了，集權乃至專制，是俄羅斯保證國家延續和發展的政治必須。
不過，也有例外。蘇聯解體後，現在的俄羅斯聯邦，至少在形式上，已經接納了以分權制衡為核心的西式民主政體。現在的俄羅斯，採用聯邦民主制，以俄羅斯聯邦憲法和法律為基礎，根據資產階級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又相互制約、相互平衡的原則行使職能。
當然，很多人會認為，這只是徒有其表罷了。畢竟現實中，總統的權力，凌駕於政府、法院與杜馬之上，被形容為「超級總統制」。從這個層面來看，俄羅斯政治的集權基因並未改變。
當然，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但這種總統權力的越界，並未從根本上顛覆俄羅斯聯邦的西式民主政體。因為無論總統權力有多大，但其權力的合法性，依然是建立在全民選舉基礎上——這與沙俄、蘇聯時代國家領袖由統治集團內部選定有著本質區別。縱然葉爾欽或普京可以借用總統權力，為自己的選舉保駕護航，但只要全民選舉作為總統權力來源的基礎性地位不被動搖，那俄羅斯聯邦的西式民主政體本質就沒有改變。總統權力範圍的擴大，充其量只能是俄羅斯根據國家實情，對西式民主政體的一些本土化改造和修正而已。
為什麼有著悠久歷史傳統，國家地緣條件和利益發展需要也有賴於集權專制支撐的俄羅斯，會在現在接納與基本國情不太相符的西式民主政體呢？在雲石君看來，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當其衝的，是國民對蘇聯極端恐怖政治的極端逆反心理。蘇聯時代的集權專制，不僅在俄羅斯歷史上可謂登峰造極，就是放之於全球範圍內，這種集權專制的程度，也是十分之高的，甚至可以說達到了極端的程度。
過度公有化，對國民從出生到死亡的高度控制，對民生的長期忽視，以及以克格勃、政治清洗為代表的恐怖政治，這種種過於極端的做法，在為俄羅斯國家崛起立下汗馬功勞的同時，也由於其之太過嚴苛，引發了民眾強烈反感。這種反感，不單單針對極端專制本身，而是擴散到整個集權政治體制，使這種本來屬於社會治理模式之一種的政治體制，也被民眾深深厭惡。再加上西方堅持不懈的對西式民主優越性理論的灌輸，以及冷戰末期西方物質文明高度發達，蘇聯物質層面瀕臨崩潰所形成的強烈反差，這內外因素夾雜到一起，使得俄羅斯民眾對集權政體產生了嚴重的牴觸和厭噁心理。這種國民心理的形成，為俄羅斯接納西式民主奠定了基礎。
當然，民眾因為地位、知識儲備、視野的限制，在看待事物時未免更加偏於感性，更多的是通過直觀感受和參考外部輿論，來決定一己之好惡。而作為精英階層，他們更好的學識儲備，更多的閱歷和視野決定了，他們更有能力透過現象看本質，從規律和邏輯的角度來看待政治體制。
而從理性客觀角度來看的話，集權與民主，本質上不過是人類社會治理的不同手段而已，本身並無好壞之分，只看是否適用而已。
而俄羅斯的地緣條件和基本國情，以及歷史的經驗都已經充分證明了，這個國家採取集權制度，是有其道理和依據的（否則也不會在民主化二十年後，再次出現普京式的政治強人回歸）。
而從更久遠的西方古典文明發展脈絡來看，古羅馬由共和制向帝制的過渡，以及帝制時代羅馬文明達到發展巔峰的歷史事實，也證明集權並非在適應人類發展需要方面天然遜於分權民主。蘇聯集權之所以遭人恨，不過是其之做法太過極端罷了（任何政治制度，在太過極端後都會出現反文明、反人類特徵），並不代表集權制度本身存在原罪。
只不過，雖然明白這一點，俄羅斯的精英階層，卻並沒有在蘇聯瓦解後，繼續捍衛傳統集權制度。而是對西式民主，順水推舟的大幅接納。
為什麼會這樣？直接動因其實與民眾接納西式民主並無二致——蘇式專制的極端恐怖，同樣讓精英階層心有餘悸，而蘇聯的全盤崩潰以及西方的長期灌輸，以及西方物質文明全面超越俄羅斯的現實，使得即便是精英階層，其理念和認識也產生嚴重動搖。
再加上經過蘇聯解體，集權派精英階層被大幅清洗，新的精英階層即便不是本身認同西式民主，至少也是打著要民主、反專制旗號上位的。
這種精英階層短期內的激烈動搖和洗牌，使得其整體社會科學素養和認識水平出現了大幅下降。再加上反集權國民心態的形成，這種情況下，莫說對西式民主滿心認可，認定其能一舉挽救俄羅斯的民主化精英，哪怕僅僅是利用民主化理念進行政治投機的傳統政客，在這股浪潮下也不敢捍衛自己的主張，只能隨波逐流。最終推動了西式民主在俄羅斯的落地生根。
這是從社會層面來看的。而從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國家形勢來看，當時的俄羅斯，即便是在基本面方面，也確實出現了一些有利於民主化推行的客觀條件：
首先，國內地緣與人文結構更加單純。蘇聯解體後，俄羅斯丟掉了中亞、東歐西部以及南高加索三個邊緣板塊。這其中南高加索與中亞，區位過於偏南，游離於俄羅斯東西向國家地緣主軸之外，是典型的邊疆地區，地緣結構相對獨立；東歐的烏克蘭等國，雖然與俄羅斯主體核心區——東歐平原地緣關係比較緊密，但由於其處於西方、伊斯蘭、俄羅斯三大文明體系教會，所以受外力影響較大，它們在很大程度上對衝掉了俄羅斯文明對當地的影響。
這種地緣格局，體現在人文層面，就是中亞、南高加索、東歐西部這三大板塊，當地居民多保留了自己的獨立民族特徵甚至宗教信仰——並未被俄羅斯民族和東正教所同化。
也正是因為這些分離主義傾向甚強的邊緣板塊與未歸化少數民族的大量存在（據蘇聯70年代末統計，當時俄羅斯族占全蘇總人口比例才剛剛超過50%），決定了這個國家內部存在強大的離心力，蘇聯採用高度集權的政治形式，這也是原因之一——它需要用政治上的高度集權，來對沖國家地緣與人文結構存在嚴重缺陷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但隨著蘇聯解體，東歐西部、南高加索、中亞這三大獨立性強的邊緣板塊被剝離出去，剩下的俄羅斯聯邦，其地緣結構的規整性得到提高，民族成分也較蘇聯時代單純許多（現在俄羅斯族占俄羅斯聯邦人口比例為77%）。雖然現在的俄羅斯，依然面臨南俄（車臣）、韃靼共和國等分離主義地區的困擾，但情況較蘇聯時代，已經好轉很多。
當然，這種好轉，是以蘇聯國土大肢解為代價換來的——這種成本太過高昂。但一碼歸一碼，至少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用政治集權來對沖地緣、人文離心力的必要性已經相對下降。
這是從俄羅斯內部結構而言。而從外部環境來看，隨著蘇聯的解體，冷戰終結。雖然之後的西方，依然對俄羅斯步步緊逼，但畢竟與冷戰時期那種正面拉鋸，強勢對抗不可同日而語。
俄羅斯國家安全環境的相對緩和（這種緩和同樣是以被肢解為代價——所以依然是個大悲劇），使得其最大程度集中國家資源以應對外部威脅的必要性也有所下降——所以，相應的，其內部政治結構設計上，對權力集中的迫切性也有所削弱。這也為以分權制衡為特徵的西式民主在俄羅斯的推行，打開了一定的戰略空間。
最後，俄羅斯的國運走向，也不利於集權的形成。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的國運開始進入一個長期的下行周期。在下行周期中，社會動盪不可避免的加劇，各階層、族群的矛盾也會趨於激化。這種情況下，國家要維持正常運轉，通常只能採取兩種辦法：
首先是政治高壓。用政治強力壓制不滿，制止衝突，用國家機器的強制力和威懾力確保社會穩定和秩序正常。
不過這一招，蘇聯當年可以用，但俄羅斯肯定不能再玩。當時俄羅斯的經濟和社會危機已經達到相當程度，已不是光憑政治高壓就能解決的了的——如果能，蘇聯也不至於土崩瓦解了。俄羅斯聯邦的政治能量再強大，難道還能強大得過蘇聯？
既然不能堵，那就只有疏了。疏的辦法，就是民主化。有了民主這個緩衝閥，許多群體間的矛盾和衝突，就可以通過體制內的政治博弈來解決，不至於要鬧到引發社會衝突和暴力抗爭的地步，社會秩序可以最大限度的維持穩定。
而且從經濟層面來看，政治集權的好處，是可以通過國家資源的集中調配，對外開疆拓土，奪取資源，對內提前規劃布局，重點投入，推動工業的規模化擴張。
但是以俄羅斯聯邦的處境，根本就沒有開疆拓土，向外掠奪資源的可能——能保住現存利益不被繼續剝奪就阿彌陀佛了。
至於內部的工業規模化擴張方面，經過幾十年的蘇式計劃經濟模式，傳統的工業擴張，基本上已經走到了盡頭，俄羅斯聯邦迫切需要的，不是工業量級的擴大，而是結構的優化以及質量、尤其是技術含量的提升。而後者的發展，需要的是市場的自我配置功能，需要的是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的發揮。而集權模式下政治權力對社會資源的高度控制，使得市場功能受到限制，人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也會因為自主權力，以及所掌握的資源的匱乏，而難以充分發揮。這種情況下，傳統的蘇式高度政治集權已不再適合當下的俄羅斯經濟現狀，通過簡政放權，給予市場和個人一定的發揮空間，有利於俄羅斯的經濟結構調整和轉型——而這種經濟層面的需要，也在側面為俄羅斯由集權向分權的過渡提供了一定的有利條件。
國民心理的推動，國內外地緣形勢的緩和，國運衰退的倒逼，以及經濟發展的階段性需要，各種原因，共同推動了俄羅斯在短期內，由集權向民主的極速驟轉。
不過，雖然俄羅斯政治機制的驟然轉向有千萬種理由，但最重要的，還是為了重振經濟，改善民生——這是引發蘇聯解體的最大肇因，也是俄羅斯民眾的最迫切需求。
但是俄羅斯朝野的期望落空了。雖然他們在最短的時間內，達成了廢除集權，接納西式民主政治的目標，但是在經濟上，他們卻一敗塗地。整個九十年代，俄羅斯經濟持續衰退，國運也是江河日下。而這種局面的形成，「休克療法」占了相當大的原因。
那麼，當時的俄羅斯，為什麼會採用「休克療法」？關注微信公眾號：雲石，雲石君下一節繼續解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