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聯合早報網10月8日報道 最近，由中國共產黨喉舌《人民日報》出版的《環球時報》，在一篇文章中指責新加坡於9月18日，在委內瑞拉舉行的不結盟運動峰會上，提出南中國海爭議課題。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致函反駁。
接著，《環球時報》總編輯和中國官員也陸續提出看法。這次爭執有什麼利害關係？
為了延續謊言，即新加坡執意要求在峰會最終文件，放入為菲律賓南中國海仲裁案背書的內容，中國媒體機關和《環球時報》不惜扭曲事實，來滿足國內民族主義情緒和民族主義日程。
事實是，儘管東協聯合向峰會主席提出要求，東道國委內瑞拉卻不允許區域國家按照慣例，更新相關區域段落內容（東南亞部分）。在峰會上發生的事件，其實違反了不結盟運動由來已久的原則。
新加坡已經在自身權利範圍內，清楚表明立場並提出事實。然而，來自中國媒體和其他相關政府機關的各種暗示顯示，他們對確立事實沒有興趣，更關注的是表達對新加坡積累已久的高度不滿。
那麼，他們根本的不滿是什麼？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最近表示，美國和中國應該「培育共同朋友圈」。新加坡希望在圈子裡，是中美兩國的朋友。這應該不會引起任何異議。
但異議卻的確存在。中國看來對新加坡在其朋友圈內的影響力感到惱怒。它不想新加坡有這樣的影響力。對中國來說，只有大國才應該有這種影響力。
有時候，中國的一些真正想法，會在外交舞台上不經意地顯露出來。在2010年7月東協區域論壇上，一名中國高級官員表示：「中國是個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是事實。」
正如同北京關係密切的中國分析員近年清楚表示，新加坡應該重新思考其「戰略定位」。據報道，一名來自中國國家相關機構的研究員最近說：「新加坡應該重新考慮其安全合作關係，尤其是同美國的合作，在中美間取得更好的平衡」。
簡而言之，其含義是新加坡應該意識到中國的崛起和未來的主導地位。新加坡應該「有遠見」，逐漸疏遠美國和向中國靠攏。
問題的根本是中國嘗試「移動球門」，同時完全不尊重新加坡客氣但堅定的拒絕。
中國國防大學教授金一南表示，北京必須制裁和報復新加坡，讓新加坡「為嚴重損害中國利益付出代價」。
他在上個星期接受中央廣播電台專訪時說：「中國對新加坡的反擊是必然的，僅僅是輿論反擊還不夠。新加坡既然做到了這一步，那我們必須採取一些措施，該報復就報復、該制裁就制裁，必須表示我們的不滿。」
報復可能性不能排除
從某個層次來看，這樣的談話完全不讓人感到意外。北京目前的言論充斥著報復。比如，國家控制的媒體表示，美國將為在韓國部署先進反飛彈系統「付出代價」。另外，從台灣的例子（大陸遊客數目銳減）就可以看到軟實力報復的運作。
在另一個層次，儘管金一南不是高級官員，這樣的威脅也必須認真看待。中國真正實施報復和制裁的可能性不能排除。
不過，這威脅應該從向小國施加壓力的更大戰略考量來看。我們要明白，向嘗試實行自身獨立外交政策的國家施壓，不是中國外交的獨有戰略。
這是像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般古老的現實政治，修昔底德（Thucydides）在對戰爭的論述中便有此名言：「當今世界通行的規則是，公正的基礎建立在雙方實力均衡。強者行其所能，弱者忍其所須受」。
當然，最大的不同是新加坡不是軟弱的國家。但中國還是要借打擊新加坡，來讓其他東協成員國得到教訓，讓它們受到威脅而不敢發言。
基本上，這是完全不尊重新加坡的主權利益和外交政策。與此同時，一些敏銳的觀察家很早便指出，北京認為新加坡是個華人國家，因此必須顧及中國的利益。
新加坡人必須留意的，是一些國人可能面對外來的心理壓力。任何人都不能在這重大的課題上模稜兩可。事實上，公眾必須知道其中的利害關係。
這樣，新加坡人就會了解大國地緣政治的現實，還有大國不加掩飾地想要影響新加坡的企圖，並知道明智的國民應該做出什麼反應。這可能是一場持久心理壓力策略的開始，目的是影響我們的社會韌性。我們應該對統戰策略和試圖改變國人感知的企圖有所防備。
過去，我們成功抵擋了來自包括美國等大國欺壓我們的嘗試。現在，即使面對「懲罰」我們的威脅，我們同樣不能妥協。如果我們不清楚地分辨課題，對新加坡的獨立自主行動和在區域與國際上地位的國內共識，可能出現嚴重分歧。
金教授也批評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指美國的「亞太再平衡」戰略，是李先生向美國總統歐巴馬的獻議。他表示，北京已經失去對李光耀的尊重。
李先生不渴求他人的尊重。他是一個實事求是的人。他要為新加坡做出正確的決定。他不玩權力遊戲，在華盛頓和北京領導人向他請教時，也樂意提供意見。這些都是金教授知道但故意忽視的事實。
在我的研究工作中，我深入地了解李先生的思維。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觀天下》（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基本上總結了他對地緣政治和國際課題的看法。我是這本書的採訪團隊的一員。
在我們多次採訪他之中，談得最多的國家是中國。他從來沒有在任何談話中，給人有選邊站的感覺。他希望看到一個穩定、繁榮的東南亞，在訪問中常常提及要怎麼樣達到這個目標。
他了解北京和華盛頓各自的利益，但也從不忘記新加坡的利益。他認為兩者雖有重疊的地方，卻是完全不一樣的。
在採訪中，我特別問李先生一件事情。
1976年訪華時，李先生和時任中國總理華國鋒會面。華國鋒拿出一本由學者撰寫，立場偏向中國的關於1962年中國與印度戰爭的書。李先生拒絕接受並說：「總理先生，這是你們的版本，印度方面另有一個版本。而無論如何，我來自東南亞，這場戰爭與我們無關。」
我們可以進一步地說：在中國同其他國家的關係上，在同新加坡無關的事務上，李先生不願意有任何立場。
在李光耀時代，中國相當敬重他，也比較願意嘗試了解新加坡外交政策的宗旨——即同願意和新加坡交朋友的國家維持友好關係。在那些年代，中國可以接受這些事實。但現在，在後李光耀時代，這似乎有所改變。這是新加坡不能同意的，也是問題的核心。
在我們和李先生的訪問中，還有一些公開場合（比如2011年的新加坡全球對話會），李先生也提到中國可能太快變得咄咄逼人和具侵略性的情境，並嘗試要新加坡等國家提早選邊站。
現在看來，他是有先見之明。但如果中國真的是要加快步伐，我們不禁要懷疑北京是否做出正確的考量。
迫使東協國家選邊站不符合中國的長期利益。這樣做所造成的分裂不一定對中國有利。
新加坡並沒有改變，改變的是中國。了解這一事實不表示彼此間的爭執就會消失。但有這樣的認識，卻可以協助處理及緩和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