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幾天，小編碰到小夥伴，大家都在談的問題就是我們之前寫過的「新加坡外交部與中國媒體開撕，是誰不負責任、胡編亂造？」，中國外交部和新加坡駐華大使都發話了，李顯龍總理怎麼想呢，這幾天李總理正在日本訪問。
除了玩自拍，今天李顯龍總理日本經濟新聞社主辦的「亞洲未來」國際大會特別會議上發表演講，其中也特別談到了中國問題。
中國崛起
新加坡希望看到中國的成功崛起，因為一個穩定與富強的中國對亞太地區和全世界來說都是有益的，但同時中國也必須注意，由於快速崛起，而導致周邊國家和其他強國的不安與憂慮。
中國應該與其他國家尋求雙贏，從而讓現在的世界格局和準則變得更好，而不是要去推翻目前存在的國際秩序。
中國的崛起對於世界來說是一件好事，但問題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家怎麼去適應和改變，讓自己的行為更加理性與克制。
一些小國，比如新加坡，在處理問題時可能需要開始考慮中國的政策和利益，而其他大國也應該容納中國的合法權益。
南海問題
在這次演講中，李顯龍總理並沒有回應最近中國和新加坡兩國關於南海問題所引發的口水戰，但還是談到了南海問題。
李顯龍總理說，在全球戰略平衡發生巨大變化的情況下，摩擦在所難免，因此中國在南海和釣魚島問題上和鄰國出現問題並不奇怪。
在這種情況下就需要各個國家減少衝突，達到一個可行的新平衡點。如果不同國家不能一起協作，那麼我們就會失去共同發展的機會，目前所獲得的成績也會面臨嚴重風險。
李顯龍也表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其他國家，只有外部環境穩定了，中國才能繼續發展，目前低成本，依賴出口的發展模式已經到達瓶頸，中國領導人也提出了「發展新常態」，祝願中國成功。
中日關係
在演講中，李顯龍總理也提到了中日關係，他希望中日兩國進行直接溝通對話，在互相理解的基礎上解決爭端，不要把雙邊關係視為零和遊戲。
其實，最近李總理也多次談到與中國的關係，9月在中國參加G20時，李顯龍總理也接受了《財經》雜誌的專訪，談到了和美國的關係，還有中新關係，小編也節選了一些。
1、《財經》：你是否認為美國和中國在競爭對東協的影響力，東協在其中又該如何定位？
李顯龍：對影響力的競爭常在，但也有合作的機會。亞洲國家，當然包括新加坡，也有其他很多國家，既是中國的好朋友，也是美國的好朋友。我們希望成為兩者的好朋友。
如果中美之間能夠很好地合作那當然最好。我們很高興看到習主席和歐巴馬總統定期會面並從戰略層面討論問題。雙方有很多合作的領域，比如氣候變化。兩個國家剛剛宣布將批准巴黎協定，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對世界來說也是好事。但中美之間也存在問題，如南海問題。我們希望這些問題能夠得到很好的處理，不會影響整體關係。
2、《財經》：由於東協成員國利益和關注點不同，在越來越多的東協會議上內部共識難以達成。新加坡一向倡導東協應團結，你對此是否感到憂慮？
李顯龍：這要看具體問題。在有些問題上成員國的利益是一致的，我們可以合作。在另一些問題上利益或許不那麼一致。不同成員有不同看法，我們需要求同存異，或者進行妥協，就東協各國共識的基礎要素達成一致。
東協由十個主權國家組成，不存在一種機制可以讓我們說想要這樣做，所有國家就必須服從。但我認為東協應當儘可能凝聚在一起，發揮作用，成為能與中國、日本、美國或歐盟合作的重要夥伴，同時對經濟合作和安全合作的區域架構做出貢獻。
如果東協分裂，東南亞將成為各種力量相互競爭、角力、內鬥的地方，這將加劇地區緊張局勢，對所有東協國家都不利。這對其他大國也沒有好處，因為一個不穩定的亞洲意味著更多麻煩，合作的能力也將受到影響。
3、《財經》：對包括新加坡在內的很多東協國家來說，與中國的關係建立在密切的經濟關係上。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這將如何影響與東協各國的關係？
李顯龍：中國經濟不再像以前那樣高速增長，但有很多轉型機會。我剛剛訪問了重慶，那裡3000萬人口，經濟一年可以增長10％。還有很多地區仍在迅速發展，所以仍然會有很多合作機會。
我們當然希望中國能夠實現經濟轉型和結構性調整，中國正致力於此。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過程，需要時間。但如果成功實現，中國將在今後很多年繼續改善人們的生活水平；這意味著中國在未來10年或20年仍然可以保持百分之五、六的增速，這將帶來很大的不同。
4、《財經》：你如何評估新加坡和中國的關係現狀？你剛剛訪問過重慶，你認為中新第三個政府間合作項目在多大程度上能幫助深化兩國關係？
李顯龍：這是一段廣泛而充實的關係，新加坡和中國已經做了很長時間的朋友。我們在很多領域都有合作，經濟、貿易、教育、文化和政治議題等，在東協問題上也有合作。
中新關係最新的倡議是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項目，我在重慶與重慶市委書記孫政才、市長黃奇帆都進行了交談。這是一個重要的合作項目，它與「一帶一路」倡議、長江經濟帶發展戰略和西部大開發戰略契合，所以利益也是契合的。它將加強新加坡和重慶，實際上也是新加坡與中國之間的經濟聯繫。
我們和中國還有很多合作項目。在蘇州有我們合作的第一個大項目，天津是另一個政府間項目，我們的公司遍布中國各大省市，這是一段廣泛的關係。
但我們是兩個國家，看待世界有各自的觀點。我們有不同的重要利益、不同的國家政策和優先事項。通常它們是契合的，所以可以展開合作；有時，也會有不同的視角。我們尊重彼此的觀點。
5、《財經》：中國與新加坡在國土面積和人口數量上大不相同，但新加坡模式仍值得中國思考或借鑑。新加坡採取了什麼措施減少收入不平等和兩極分化？這對中國現階段來說非常重要。
李顯龍：這個問題對我們也很重要。根本上，我們所做的是為人們提供生存需要的必需品，衣食住行。
我們提供政府組屋津貼，幫助在新加坡的每個人都能居者有其屋。我們提供良好教育，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技能，有能力謀生。我們提供良好的公共運輸，因為這對城市人口是基本的便利設施。我們有良好的醫療。這些都是基本的事情，確保你在新加坡即使並不富裕，也能過上好的生活。
除此之外，在過去大約十年，很多國家的貧富差距明顯加劇。我們採取非常明確的措施來縮小差距，比如稅收政策、對低收入工人的激勵政策等。我們推行就業獎勵計劃（Workfare）（一種援助低薪工友的措施）。如果你是一個低收入工人，工資在一定水平之下，當你做一份工作，政府會以現金或是社會保障福利等形式為你補貼一部分收入。政府也會補貼你的中央公積金存款。這相當於一種負所得稅，幫助那些工作的低收入人士提高收入。
我們還推出了「建國一代配套」，這是給第一代新加坡人提供的醫療福利。建國一代如今年事已高，但他們在60年代新加坡獨立時，為國家建設作出貢獻。當時，薪水不像現在這麼高。現在國家繁榮了，為了向建國一代致謝，我們專門為他們設立了特別的醫療福利配套。當他們年邁可以不用擔心醫療費問題，這是人們在年歲漸長時的主要擔憂。這只是我們正在做的事情的一部分。如果你看基尼係數，比較人們的收入、稅後收入、經政府政策調整之後的收入，可以看到政策產生了很大的不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