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來，日本無疑是對華侵略最重、壓迫最深的國家。1873年併吞中國屬國琉球。1874年出兵侵略中國領土台灣，1894年發動甲午戰爭，1900年參加聯軍侵略中國，1904年日俄戰爭，1914年出兵山東青島，1928年製造濟南慘案，1931年九一八事變，乃至1937—1945年，更將中華民族置於生死存亡的境地。
我們不僅要問：日本普通民眾為什麼沒有反對並阻止侵華戰爭？日本一般民眾對侵華戰爭的態度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中國對日本以德報怨
二戰結束後，當時的中國政府就宣布放棄對日戰爭索賠，蔣介石說：「我們要嚴密責成忠實執行所有的投降條款，但是我們切不可予以報復，更不可對於敵國無辜人民加以侮辱。」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政府和領導人認為中日應世代友好，日本侵華的責任在於日本的統治階級，廣大的日本民眾只是受害者，若是中國政府堅持對日索賠，承擔這一重負的將是日本的普通民眾。由此而來，中國人總是將日寇獸性籠統地歸咎到日本天皇、日本軍閥和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似乎成千上萬的日本大眾都只是誤上賊船而已。而日本普通民眾真的只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嗎？在《朝日新聞》關於「我記憶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徵文中，一位名叫熊井雅男的讀者寫了一篇《我們為什麼沒能反對戰爭》的文章。文章說：「有人質問：你們為什麼沒有反對戰爭？我想，是因為國民並不懷疑國家的政策。國民已經被教育得對上邊做出的決定不抱懷疑。」
歷史似乎並不如此簡單。毫無疑問，日本人曾經全身心地投入那場戰爭。那些支持對外擴張的日本人，都是普通的日本百姓。日本陸軍大將南次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時也說，日本之所以戰敗，並非軍閥的緣故，應由日本國民負主要責任。
事實上，長期受忠君報國和極端民族主義薰陶的日本大眾，在日本軍國主義的引導下，積極支持和參與了一系列對外擴張的侵略戰爭。他們「與政府相配合，除了學校，各種群眾團體如大政翼贊會、大日本產業報國會、大日本青少年團和民間的部落會、町內會等組織將幾乎所有平民都動員起來了，開展戰爭捐款，給軍人縫製慰問袋，舉行慶祝戰役勝利大遊行……使整個日本陷入戰爭的狂熱。」
百年來是誰在製造侵華輿論
中日兩國一衣帶水，早在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年），東漢政府與倭奴國（日本）建立外交關係。日本長期以來一直是以華為師，隋唐時期，曾派大批留學生和留學僧來華學習，兩國之間的外交、文化和經濟聯繫十分密切。
然而元末以來，日本武士開始逐漸乘船騷擾、劫掠中國沿海，史稱倭寇。明萬曆年間（1592年、1597年），日本當時的實際統治者豐臣秀吉（1537-1598）本想經朝鮮進攻明朝，揚言要「直搗大明國」，狂妄至極。日人終在朝將李舜臣和明軍的聯攻下慘敗。之後，日本除小股「倭寇」時常騷擾我東南沿海外，不敢貿然大舉犯華。但這並不意味著日本放棄了侵略中國的野心。恰恰相反，在此後的200多年中，日本不少在野民間人士，還是在通過種種方式，對日本侵華的必要性、可行性，進行種種試探和研究。
1715年，日本戲劇家近松門左衛門（1653-1724）在名為《國姓爺合戰》德大型歷史劇中臆造日本人占領南京的場景。這齣戲連續三年在日本上演不衰，觀眾多達20多萬人次，這種受庶民百姓歡迎的程度和演出的盛況是空前的。
最早系統全面地提出侵華方案的，是19世紀初的民間學人佐藤信淵（1767-1850）。1823年，他提出了所謂「宇內混同」的侵華方略。設計出了一個周密的入侵和占領中國的「秘策」，提出日本要先攻取滿洲，然後「經略」整個中國。他甚至連日本各地方政府的作戰分工和出兵順序都設計好了。即使到了19世紀30年代，當日本早已全面進攻中國，並企圖建立「亞細亞共榮圈」之時，佐藤信淵的論調仍被日本人視為經典。
1842年，清朝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消息同時也「震驚」了全日本。接著在1853年，4艘美國軍艦來到日本，逼迫幕府開港通商。西方人的船堅炮利讓日本人羨慕不已，日本迅速掀起學習了近代科技知識熱潮，並開始疏遠、鄙視以清朝為代表的封建儒家文化，進而也想「雄飛海外」「霸占中國」。特別是清末魏源的《海國圖志》問世以後，雖然國內影響甚微，但它卻在日本茁壯成長，直至把日本推上了富國強兵的道路。
在目前流通的一萬日元鈔票上，印著一位身穿和服的日本人肖像，他就是被譽為「日本近代文明締造者」、日本第一位軍國主義理論家的福澤諭吉（1835-1901）。1885 年，福澤諭吉發表著名的《脫亞論》，將原本崇尚中華文明的日本引上了「脫亞入歐」的道路，並推動日本一步步走向了侵略擴張。他在近20年的時間裡，寫了40多篇鼓吹侵華的文章，並把日本「文明開化」進程與侵略中國聯繫起來，公開宣揚弱肉強食的強盜哲學。他提出的侵占朝鮮、吞併台灣、再占領東北三省並最終將日本國旗插在北京城頭的一系列侵略構想，其後輩全都付諸了行動。福澤諭吉的弟子尾崎行雄，甚至在1895年露骨地叫囂：「併吞中國符合日本帝國之利益」。
福澤諭吉
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後，日本研究中國「滿蒙問題」的論著紛紛問世，這些論著幾乎一致地認為中國的滿蒙是「日本的生命線」。竭力向其國民灌輸其法西斯侵略思想，大肆宣揚「大和民族優越論」，整個日本已經瀰漫著要占領中國，領導亞洲的硝煙味道。
是誰給了日本軍國主義侵華的膽
甲午戰爭期間，日本出現了空前的民族團結。日本各界為動員民眾籌措戰費，於甲午戰爭前掀起了一個以籌措戰費為主要內容的「軍資獻納運動」和「義捐運動」。當日軍打敗清軍的消息傳來，整個日本社會充滿了歌頌戰爭的聲音，連小學生也唱起了這樣的歌謠：「支那佬，拖辮子，打敗仗，逃跑了，躲進山里不敢出來。」
依據《日清戰爭實記》所轉載的一封日軍家書，足以顯示出日本民眾對甲午戰爭的狂熱。這是一封用漢文寫就的家信，一位名叫森鷗村日本老父勉勵身在前線的兒子森貞吉為日本國鞠躬盡瘁，字裡行間絲毫沒有受到「軍國主義」脅迫的無奈，反倒洋溢著濃烈的「家國情懷」。這位老父說：這場對華戰爭是「伐異域，戮異類，以聲我義，揚我威，實千載一時不可失者。」森鷗村還勸導兒子，此戰「實開國未曾有大事，國家危急存亡之所隸，而吾人之榮辱休戚亦系焉……苟為軍人者，宜慷慨赴難，鞠躬盡瘁。」
為動員日本民眾投身於這場戰爭中來，日本各家報紙首先進行了輿論動員。1894年7月23日，《每日新聞》發文指出「請贈送適當之物，一慰懸軍遠征之心，一為表示對我軍人敬愛之情。」《萬朝報》說：現在是「義勇奉公之時」。《二六新聞》強調：「萬一不幸，縱然全國成為焦士，我日本男兒國之面貌亦不可污。」
首先響應且表現最積極的是日本財界。日本財界基於推行「大陸政策」的考慮和自身的利益需要，紛紛發表聲明，堅決支持這場侵略戰爭，並成立各種組織，發布廣告，捐款捐物，籌措戰費，無償或低價提供船隻，保障運輸，捐獻大量前線急需物資，可以說是忙前忙後。
甲午戰爭剛剛爆發，福澤諭吉便表示：「日本國民應無官民朝野之別，同心同力，服務於國事。」日本財界著名代表人物澀澤榮一呼籲：「願四千萬同胞奮起贊同之，以表忠君愛國之至誠。」 7月30日，澀澤榮一（1840—1931）等5人以「報國會」發起人名義，在各大報刊發出通知，定於8月1日，即日本正式向中國宣戰的當天，召開支持日本政府對中國開戰、籌措軍費大會。是日，到會的60名企業家決定「籌措1500萬元，於日（本）清（朝）交戰之際，募集捐款，以供帝國之軍費等。」
「報國會」成立後，日本各界義捐活動十分踴躍。東京商工相談會發出了慰問在朝鮮軍人捐款廣告。8月5日，大日本水產會發布「募金廣告」，決定義賣罐頭，大阪成立青年報國義務隊，廣向社會募捐。藥局送藥，茶商捐茶。大阪市的軍火商將5600支槍全部捐獻。為輸送赴朝軍人、軍需彈藥，各鐵路公會、紅十字會，達成協議，決定承擔義務，於戰時免費運輸。
不久，日本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召見澀澤榮一，提出「如不能很好籌款，有挫傷國民鬥志之憂，莫不如發行5千萬軍事公債，更有意義，效果更好。」澀澤接受了伊藤的建議，將募捐改為軍事公債，立即向所有銀行的主要負責人做了說明。隨後，便全力投入軍事公債的募集工作。
中日甲午戰爭，日本本來對自己的國力有些心虛，所以為打贏這場戰爭，近乎全民總動員，而戰爭的結局更是給了日本天皇及民眾無限的信心。
全面侵華：日本舉國為戰而狂
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國民的「愛國熱情」在軍國主義宣傳機器的煽動下不斷升溫。為了表達「愛國心」，人們紛紛參與、組織各類演講會，積極宣傳和鼓勵戰爭。政府機關、報社和辦公室堆滿了各地群眾寄來的慰問信、慰問袋和捐款。據《東京日日新聞》1931年9月26日記載，僅事變後一周內，該報社就收到「寄來的血書和鼓勵信達2萬封，其中有的慰問信中，夾著小孩積攢的1元、2元的零用錢及過節用的錢等。」
日本各地的火車站，連偏僻鄉鎮的小站，都經常出現歡送士兵出征的人海，手中揮舞著小旗。人群中高呼「萬歲」。1932年2月，日軍在上海淞滬會戰戰鬥中，3個士兵陣亡，陸軍把他們渲染為「炸彈三勇士」。3日後，4個電影公司爭著以此為主題拍攝電影，1周後就在日本電影院上映了。在徵集「三勇士」的歌曲時，全國應徵者達20萬篇；還為「三勇士」豎立銅像和紀念碑，把事跡很快編入教科書，攝製了百部以上的電影。
1931年，日本岡山車站，民眾歡送出征中國的日軍部隊
據日本電報電話公司退休職員吉田彰男回憶：九一八事變爆發後，「某報社立即開始為陸軍軍用飛機募捐。用『小學生節省零花錢為飛機捐款』之類的『美談』掀起國民的捐款熱。捐獻的飛機被命名為『愛國號』，《少年俱樂部》雜誌的附錄有愛國號的模型，我也組裝了一架，通過說明書不知不覺掌握了軍事知識。」
捐獻硬幣造飛機
1937年，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日本家庭採用「祈戰死」的方式激勵日本士兵為國盡力。大阪一名24歲青年因未被選派出征中國東北，便從日本新世界通天閣跳下自殺。
有大量照片證明日本民眾不僅在言辭方面狂熱支持侵華，而且在行動方面也是舉國一致。如，1936-1937年，日本趕製大量國旗，準備插遍中國各地；七七事變後，後方的日本民眾包括大批日本婦女兒童們，每天手舉小旗去車站歡送出征的士兵；1937年7月，日本第七十一次會議通過感謝日軍官兵侵華作戰的決議；1937年12月13日，日軍攻陷南京後，日本出現了戰爭狂熱，不但出現妻子送丈夫、母親送兒子上前線，後方工人努力生產支援戰爭的情景，還有婦女、學生直接參加戰鬥的。在日本全國提燈遊行慶祝的同時，《讀賣新聞》社主辦了大慶祝會，萬餘人會聚在一起歡呼，高唱《愛國進行曲》。許多成年人對於日軍在中國強暴婦女的行為，帶著下流表情津津有味地談論著。
珍珠港事件後，日本舉國上下熱烈地進行了慶祝活動。東京、大阪、橫濱、京都和奈良等地連續三天三夜慶祝。人們奔走相告，交相讚頌，全國沉浸在一片歡慶的海洋之中。在皇居二重橋外參拜的人群如山如海，絡繹不絕。男人們手舉膏藥旗高呼：「天皇陛下萬歲！」婦女則身著盛裝，前來祝賀，向天皇皇宮深深鞠躬。
二戰後期，美軍在攻占沖繩戰鬥中，遇到頑強抵抗，犧牲了42000多人，傷亡超過諾曼第登陸戰役。當時沖繩本島人口47萬，有三分之一戰死。當地不少居民混在軍隊中，婦女裝扮成男子，有的抱起炸藥包，有的手握竹槍參加戰鬥。女學生組成的「山丹部隊」、師範學校學生組成的「鐵血勤皇隊」都拼至最後一人。在90天的戰鬥中，日美雙方共死亡20餘萬人，其中2萬是沖繩居民。沖繩之戰前，日本沖繩師範學校女子部與沖繩縣立第一高等女校合在一起組成「姬百合學生部隊」，在戰場上看護傷病士兵、處理屍體、搬運醫療藥品和器械、運送食品和水等物資。在美軍的包圍圈中，這些戰場上的女學生走投無路而又不允許投降。她們有的被炮彈炸死，更多則選擇自殺。
1945年8月15日，天皇裕仁宣布投降後，不少民間志士相約集體自殺，很多百姓匍匐在皇宮前嗚咽痛哭，表示自己努力不足而向天皇請罪。如，東京的居民千百戶人家來到二重橋外，男女老少跪伏在地，面對皇宮，叩頭遙拜，痛哭不已。有的人在激憤中剖腹自殺，還有的竟全家老少三輩共同自刎效忠。東京青山通有的全家臥軌自殺。橫濱一所小學聽到天皇投降詔書後，校長便帶領一群小學生集體投海自盡了。他們為什麼要這麼做呢？因為他們狂熱地、堅決擁護的侵略戰爭失敗了，他們絕望了，憤怒了。
針對在前線的日本男性而言，日本國內的婦女被稱為「銃後之女」（銃是槍的意思，銃後指後方）。日本婦女雖然駐守後方，但在戰爭中不甘落後，她們甚至不惜以生命為代價。戰時日本國內有兩個婦女團，「大日本國防婦人會」和「愛國婦女會」。到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時，前者的會員數已經達到925萬。有一位叫遠藤年子的日本女子在日本戰敗後還稱「為了戰爭獻出去的青春沒有悔恨！」
1943年，日本人的出征送別
九一八事變後，一個名叫井上千代子的婦女的自殺轟動全日本。21歲的井上千代子是侵華日軍大阪步兵第37連隊井上清一中尉的新婚妻子，為了激勵參加侵華戰爭的丈夫，使之無後顧之憂地在中國東北「效忠天皇」、「為國奉獻」，在丈夫出征前夜，她在丈夫身邊刎頸自殺。她留下一封遺書中這樣寫道：「我心中充滿了無限的喜悅。如果讓我說為什麼而喜悅，那就是能在明天丈夫出征前先懷著喜悅的心情離開這個世界，讓他從此後不要對我有一絲的牽掛。」
雖有日本學者澤地久枝考證，井上千代子的死與日軍在遼寧撫順製造的「平頂山慘案」有著直接的關聯。但井上千代子的自殺對勉勵赴「滿洲」作戰的丈夫、對鼓舞日本侵略軍的士氣起了很大作用。
1937年8月15日第一次日本國民戰爭精神總動員大會在 東京日比谷公園會堂舉行
戰時日本婦女作為妻子和母親的職責被提高到了「國家榮譽」的高度，她們千方百計地動員自己的親人出征中國。1937年8月31日，東史郎出征中國時，其母送給他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毅然決然地說道：「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
福譯諭吉有一句名言：「日本對付亞洲有兩種武器 一是槍，二是娘子軍。」因為日本在明治時期和大正時期是資金最缺乏的時候，當時日本妓女的賣身錢，對富國強兵政策發揮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二戰時期，日軍「慰安婦」有大批來源於日本本土的姑娘，她們自恨不能上前線打仗，竟自願地以清白之身去「勞軍」。一批又一批被稱為「黃色娘子軍」的日本婦女，離開了自己的故鄉和親人來到海外。據1911年統計，日本到海外賣淫的婦女數量超過了2萬人。這些日本妓女則被人們稱為「南洋姐」。
1942年春，中國青年遠征軍攻打被日軍占領的緬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橋。當時守橋日軍讓80名慰安婦撤離，但她們說：「我們是為了效忠國家，慰勞士兵才到前線上來，我們要和士兵堅持到底。」結果，她們全部戰死。
侵華戰爭中，日本舉國上下及日本女人自身都認為日本女人去當慰安婦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光榮。這些慰安婦的任務是：讓屠殺中國人民、強姦中國婦女的「皇軍」在她們身上發泄獸慾，搏取快樂，使他們更有勁更有趣地屠殺中國人民。平時「慰安」，戰時也是「戰鬥力」。面臨生死抉擇，她們「效忠天皇」，竟然也會「慷慨悲歌」。
為了支援前線，彌補戰時勞動力的缺乏，向來以居家為主的日本婦女和女學生們甚至忙碌於諸多的危險工作，她們到礦井中挖煤，或到煉鋼廠工作。到1944年，日本國內已經有超過1400萬女性成為全職勞動力。儘管工作辛勞，報酬無幾，但很多女性為她們職責的改變感到高興。當時一本流行女性雜誌曾驕傲地評論到；「日本的女性不再被當作玩物來教育。」
除此之外，七七事變爆發幾天後，本應講究「慈悲」的日本佛教教團組織以「國體明和會」的名義發表了「聲明文」，這份聲明，無異於宣布日本佛教界對中國宣戰。曹洞宗永平寺的「貫首」（最高僧職）甚至說我們僧侶雖一粒米、一張紙也不能生產，但願能為「國民精神總動員」做貢獻，為此而不惜「粉身碎骨」。日本佛教的絕大部分宗派都積極支持侵略中國的戰爭，尤其是凈土真宗本願寺派表現最為積極，為表彰本願寺安芸教區忠君愛國的意志，日軍將其捐獻的戰鬥機命名為「安芸號」。
1938年10月，日軍攻占廣東省政府
到1945年，日本瀕臨絕境，面對同盟國轟炸機把日本炸成焦土一片的時候，日本國民專注於日本大本營灌輸的「整體意識」，提出「一億玉碎」的口號，玉碎就是今天的光榮犧牲，日本軍國主義者開始利用日本全體國民做最後的賭注，因為當時日本有一億國民，一億玉碎就指一億國民全部戰死。日本藤田兵器研究所甚至專門研究了各種簡陋的「百姓戰法」，甚至號召日本所有的婦女、兒童們都拿起「竹槍」和刀劍進行搏鬥訓練，準備在本土進行所謂的「聖戰」，日本百姓的盲從已到了完全痴迷的程度。
日本百年禍華，與其說是日本軍國主義毒害了日本民眾，不如說是日本民眾的國民性格和利益訴求推波助瀾並製造了日本軍國主義。
1938年10月，廣島慶祝日軍占領漢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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