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看上去是外公寫給媽媽的信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熱傳，從信的內容中我們大致能猜測出孫子剛剛因出櫃被逐出家門，但外公的立場讓所有人都拍手稱讚：
親愛的克里斯汀， 作為父親我對你這個女兒很失望。你說「我們家裡有一個醜聞」說對了，但是你沒找准醜聞是什麼。
就因為查德是同性戀，你就要把他從你家裡趕出去才是真正「可憎」的事情。一個家長不要自己的孩子才是真正「反自然」的事情。
在整個事件中我唯一聽到你說過的一句有頭腦的話就是「你沒有把查德當成一個同性戀一樣養大。」你當然沒有。他出生的時候就這樣了，他沒有選擇成為一個同性戀，就像他沒有選擇成為左撇子一樣。但是你就不一樣了，你故意選擇了傷害人的行為，思想狹隘和退步的行為。所以趁著我們正在和孩子脫離關係的節骨眼兒上，我也要利用這個機會和你說拜拜。我現在有一個好美的（同性戀喜歡這麼說）外孫要養大，我根本沒有時間要你這個沒有良心的碧X 女兒。
如果你找到了你的良心，給我們打個電話。
爸爸
性取向的生物學基礎，是一個爭議頗多的研究課題。在關於什麽因素決定一個人的性取向問題上存有很多爭議（特別是關於環境和基因方面的爭議）：究竟性取向是天生的還是後天的？是不可變的還是可選擇的？有些人認爲同性戀是一個學習行爲，但也有人認爲，如果性取向是一種學習行爲的話，應該可以通過讓異性戀者學習同性戀者的性覺醒、性刺激和性行爲來改變異性戀取向，但是這事實上是很困難的。
一些科學研究顯示，通過對同性戀者的大腦解剖，發現同性戀男性的大腦與異性戀女性的大腦有相似的地方，而與異性戀男性的大腦有區別。但該研究被批評為樣本數量不足，以及樣本選擇有偏誤。其他的發現包括同性戀男性的手指印與異性戀女性的相類似，如一個胎兒的手指印在16周形成。這表示同性戀可能是由基因決定的。對同卵雙胞胎的研究表示，如果其中一個雙胞胎是同性戀者，則另一個是同性戀者的比率增加50%。
一些宗教提供轉化療法宣稱能改變性取向。這些療法受到醫學界和科學界的批評，因爲它們帶來的壓抑感可能導致治療者自殺。「美國精神學學會」於1997年通過決議，宣示從事這種療法的醫生將被認爲是缺乏職業倫理。
有些研究酷兒理論（Queer theory）的學者，最著名的是法國的哲學家米歇爾·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對現代諸如「同性戀」 、「異性戀」或「雙性戀」的性別定義進行反駁，認為他們不是任何存在客體，而是社會結構，這個觀點被稱為酷兒理論。一個經常爭論的焦點是在現代社會以前的同性戀和現代社會的同性戀是不同的（現代社會中的同性戀更多由平等觀念所建構，而之前的同性戀則由時代、性別以及社會階層所建構），批評家爭論說，雖然不同時代的同性戀者有不同的特徵，但是潛藏的現像一直存在，它不是我們現代社會的產物，同時，儘管同性戀的表現方式與社會結構緊密相連，但它的特質卻總是穩定的、持久的。
中國同性戀具有很久遠的歷史，在某些朝代同性戀甚至上流社會被視為一種時尚，是比異性戀更為尊貴的事情，箇中人物從帝王名士到平民倡優，構成了古代中國一個曖昧的人群集合。
中國古代的同性戀始於何時，已很難確切地考證。清代著名學者紀昀在《閱微草堂筆記》中說：「雜論稱孌童始於黃帝。」與他同時代的錢大昕也持此觀點。其實，在中國歷史上，黃帝是否真有其人，還不那麼可靠，同性戀始於黃帝就更缺乏根據了。但是，在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以前就存在著同性戀，這應該是沒有疑問的。
在文字記載中，《商書"伊訓》中對同性戀的記載也許是最早的，它指出世有「三風十愆」，說「卿士有一於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三風中有「亂風」，而「亂風」中包括「四愆」，其中的一愆是「比頑童」，即玩男童，搞同性戀。由此可見，在商代，「比頑童」已經成為「亂風」的一種，所以伊尹在對太甲的訓誡里不得不加以特別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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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現有的史籍資料來看，中國漢以前「狎昵孌童」僅為君王貴族的特殊癖好，但到了魏晉南北朝，此風漸漸普及於士大夫及社會民眾，並且多有歌詠之詞。至唐朝與五代期間，男色之風漸衰，但至宋朝又興盛起來，男子公然為娼，聚集於風月作坊，招攬生意。元代男色之風又衰，到明清時期又復盛，尤其是清代，盛行「私寓」制度，官吏富商蓄養相公成風。這些大戶人家買來眉清目秀的小男孩供主人賞玩，稱「男風」，小孩被稱為「相公」或「象姑」。當時北京有本叫《朝市叢載》的類似於旅遊指南的書上，載有吟詠相公的詩：「斜街曲巷趨香車，隱約雛伶貌似花。應怕路人爭看殺，垂簾一幅子兒紗。」這種「私寓」制度，直到清末民初，才有伶人出面倡議而被廢止。
中國歷史上的同性戀是在相對寬鬆的社會環境中存在與發展的，但到了後來變得越來越排斥。而男性同性戀（即所謂「男風」）在某種程度上被社會所認可，騷人墨客們還能無拘束地以詩詞、文章來吟詠。雖然有些封建衛道士也曾經攻擊過同性戀，那也只是從道德方面來評價，而沒有像西方中世紀那樣把它列為置人於死地的罪名。但是，我們並不能由此說明中國古代對性控制的寬鬆。在中國封建社會，尤其是宋朝中期以後，性壓迫和性禁錮是十分嚴酷的，它主要針對婦女，在「男女授受不親」，「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以及女子纏足等方面，西方是望塵莫及的，但對待同性戀卻比西方同時期寬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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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來自網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