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歲的美國民主黨選民擴展數據部主管Seth里奇，7月10日離奇在路上遭槍殺，他的財物都沒損失，而且在送往醫院的途中仍然意識清晰。案件發生至今已經近3周，當局沒有透露任何詳情。
希拉蕊曾經感慨里奇之死沒引起關注
沒想到一個月後，在她的死對頭維基解密負責人阿桑奇的「幫助」下，里奇被重新關注了。只不過，這是衝著她來的。圖為特勤局的車輛抵達希拉蕊的住所後，特勤人員關門。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的詭異程度，恐怕是20世紀下半葉以來所未有。近期流傳甚廣的一個新聞，是在以往一段時間，有五位反希拉蕊者離奇死亡。幾位死者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捲入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希拉蕊相關案件，並已經或可能提供對希拉蕊不利的證據報道。維基解秘創始人阿桑奇證實，被謀殺的Seth里奇確實是維基解密關於民主黨郵件門的爆料人。更有爆料稱，8月初的一個晚上，當美國總統大選進入白熱化時，一名62歲男子攜帶裝有消音器的半自動手槍，試圖潛入特朗普的住宅實施暗殺行動，但被警衛抓住了。
這些傳聞尚不知真實與否，但政治謀殺確實是美國政治文化中的一道獨特風景。
顧名思義，政治謀殺當然與政治有關，是由政治原因引發的謀殺行為。
發生於美國的那些政治謀殺或被懷疑是政治謀殺的案件，長久以來一直吸引了世人的眼球。1865年美國第16任總統亞伯拉罕•林肯和1963年第35任總統約翰•甘迺迪的被殺，已成為世人聚訟紛紜、經久不息的話題，這兩起著名的政治謀殺事件，已構成美國歷史與美國心靈的重要部分。
而在美國歷史上，死於槍下的總統並不止於林肯和甘迺迪，1881年第20任總統詹姆斯•迦菲爾德、1901年第25任總統威廉•麥金萊同樣消殞於突來的槍彈。與此同時，安德魯•傑克遜、西奧多•羅斯福、傑拉爾德•福特、羅納德•里根等，在他們擔任總統期間，也都有過遭遇謀殺而大難不死的經歷。由於政治謀殺的對象多為政界要人，有人曾經發出感嘆：在美國，做政治家是最危險的事業！
舉一個數字來說明問題，有人做過統計，自美國建國以來，針對政治要人的謀殺，擇其要者便有16次之多。而最早被懷疑是政治謀殺的事件，則是享有盛譽的「劉易斯――克拉克遠征軍」的首領梅里韋瑟•劉易斯，在1809年擔任路易斯安那州州長期間於一家客棧中意外死亡。這位美利堅民族締造者之一、「民主之父」托馬斯•傑弗遜的秘友和私人秘書，當時正趕往華盛頓，準備為政敵指控他在領土問題上處理失當進行辯解，卻永遠地把他的生命，遺失在了路邊所投宿的旅館中。店主約翰•格里納夫婦在當夜聽到了他所居住的房間裡曾傳出模模糊糊的談話聲，並在黎明時分聽到了一聲槍響。自殺？還是他殺？這一案件至今成謎。一個流傳很廣的推測是，很可能是這位州長的政敵害怕他控告他們的貪污和誣陷，因此乘他去華盛頓之際秘密將他在路上謀殺，以便掠取他的帳本，消滅罪證。
最早一起針對總統的槍殺案件發生在1835年，當時美國第7任總統安德魯•傑克遜剛從國會大廈里出來，一位名叫理察•勞倫斯的失業油漆工人，從藏匿的大柱後面出來突然向傑克遜連開兩槍，但都沒有擊中。後來勞倫斯被認定精神失常，關到一家精神病院中，他的謀殺案件也在一些精神分析學家的筆下，成為經典的精神病傷人案例，但傑克遜不相信這種說法，他始終認為這是一起輝格黨人的政治陰謀，是對他的蓄意傷害。
在梅里韋瑟•劉易斯和安德魯•傑克遜之後，政治行刺事件在美國並未消停。以20世紀近百年來計，針對政治要員的暗殺行動達到十餘起。
很少國家像美國那樣，每年都有兩個重要節日，是和兩位著名政治領袖的被謀殺緊密相關的。林肯在國內戰爭中的勇敢沉著使他成為一位出色的國家領袖，而他在國家劇院裡的遇刺則使他成為一位捍衛人權的英雄，他出生的那一天也後來因此成為美利堅民族的一個紀念日。
另一位享有同等殊榮的則是黑人民權領袖馬丁•路德•金，為紀念這位爭取黑人平等自由權利的領袖，美國國會於1984年底批准總統里根簽署的一項法令，宣布每年1月的第三個星期一為馬丁•路德•金紀念日。
謀殺是一種社會行為，但這種社會行為一旦和政治糾纏在一起，就有了十足的政治意味。的確，發生於美國的那些政治謀殺事件，正完好地反映了美國政治文化的自身特色，也反映了美國作為一個國家和民族的政治生長曆程。林肯、馬丁•路德•金，以及其它連在一起足以串成一大圈的美國政治家的遭遇，絕不是一個個孤立的、自成因果的案例，在它們的背後，隱藏的乃是一個新生民族的歷史和靈魂。
美利堅民族200餘年的成長史並非一帆風順，有過與外部世界的戰爭、內戰乃至國家分裂危險，也有過不同社會群體間的彼此敵對所引發的國內危機。政治謀殺正是這些內外問題爆發到頂點時的一種表現。也正是因為有政治家的被殺，美國社會才對自身政治文化中的那些醜陋陰暗面不斷進行了反思，並不斷棄惡從善，優化了這個新生民族的政治文化系統。大致說來，在美利堅民族的成長中，階級對立、利益集團矛盾、宗教不寬容、黨派爭鬥、黑社會介入政治等，曾一度或者長期深刻影響了美國人的生活，那些歷歷可數的政治謀殺案件，也大都與它們有關。
最尖銳的是族群矛盾
不過，以上這些因素，都還比不上族群問題對美國政治的影響。
美國是一個多種族的社會，所謂「大熔爐」一方面是在描繪美利堅民族的「合眾為一」、不同族群的相對和諧，同時又暗示了美利堅民族在內部構成上的多元性。然而，由多種族群合為一體的美利堅國度，從其建國起始，其實就無時不處於不同族群的對立與衝突中，這一點直到今天還依然激烈。200餘年前華盛頓、傑弗遜、漢密爾頓所建立起來的新生北美國家，正如近年一些研究者們指出來的那樣，其實還是一個「少數人的國度」，所維護的是大資本家、種植園主利益。美國革命的國父們家中大都有黑人奴隸，就是林肯在南北戰爭前也並沒有想到要解放黑奴。有色人種與「高等白人」之間的權利鬥爭，因此一直貫穿於了美國歷史中，小規模的族群衝突就不說了，19世紀上半葉里，美國城市騷亂和暴力長時間屢禁不絕，而較大規模的黑奴起義，僅在19世紀就有四五次之多，典型的如1800年里奇蒙的加伯利埃爾·普羅塞起義、1822年查理斯敦的丹麥·維賽起義和1831年納特•透徹在維吉尼亞州南漢普敦縣發動的起義。
當1865年約翰•威爾克斯•蒲斯突然舉槍對準正在劇院中看戲的亞伯拉罕•林肯、當1963年李•哈維•奧斯瓦爾德將子彈射向正在達拉斯街道上巡視的約翰•甘迺迪、當1968年詹姆斯•厄爾•雷用殺人武器死死瞄住正在旅館陽台上的馬丁•路德•金時，正如後來的審訊和專家們的分析所表明的那樣，在致萬人景仰的國家巨人於死地的那一刻，他們都並沒有感覺到膽怯，相反卻似乎還理直氣壯。他們不覺得自己做錯了什麼，因為他們是在「伸張正義」。
謀殺，不一定是在明知醜惡的情況下實施的，殺人者自會有殺人的理由，而這些理由，在他們眼中甚至還會充滿了正當性，是代表了真理、進步、理想和信念。在通常情況下，這往往也是謀殺發生的一個重要精神心理前提，不過，值得提出來的是，因信仰而實施政治謀殺，在以新教為主的美利堅國度，實際上有著更自然深厚的思想基礎。美利堅民族並不天然傾向於認可政治謀殺，但在由濃重的宗教信仰所建築起來的民族精神狀態，及由這種精神狀態所培植的政治文化中，事實上又暗藏了政治謀殺發生的酵母。
深受新教影響的美利堅民族，實際上在其精神狀態上，向久存在著絕對化的傾向，這導致他們在思考問題時，常常表現出摩尼教式的思維方式。不是光明，就是黑暗；不是正義，就是邪惡；光明與正義，和黑暗與邪惡勢不兩立，正義者的使命就是不斷與邪惡作鬥爭，直到「消滅所有邪惡」。
美國人真是這樣思考問題的嗎？日本和田大學教授岸田秀在十餘年前的伊拉克戰爭之際，曾在日本《追求》雜誌上，發表題為《「絕對正義」的荒謬》的文章，指出在美國的歷史中，由於曾經有過「通過暴力建國」——即一邊屠殺印第安人一邊建國的精神創傷，美國人實際上集體無意識地患有「正義病」，這種「強迫性人格障礙」使美國人容易把世界想像成「正義與邪惡」的對立，並通過不斷製造敵人、「將敵人趕盡殺絕」的重複體驗，來緩解自身的精神緊張。而且，「麻煩的地方就在於，美國不是將『與邪惡做鬥爭的正義』作為對外的招牌，而是真心實意地相信。」
一個民族是如何建國的，一個民族就可能如何信仰。岸田秀先生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美利堅民族的形成與發展，從其歷史源流來看，都與移民北美的白人殺戮印第安人密切關聯，也正是部分地在對不信仰「上帝」的印第安人的非人想像和屠殺中，美利堅民族才一步步確定起了自身的身份認同和政治歸屬，建立起來了對於自身歷史的神話敘述。從1607年在維吉尼亞的潮汐地帶與印第安人第一次發生戰鬥起始，一直到1890年在南達科他的傷膝地帶進行最後一場大屠殺為迄，對印第安人的戰爭貫穿了300餘年之久，美國威廉和瑪麗學院的理察•馬克斯威爾•布朗教授總結說：「可能沒有別的因素比對印第安人的戰爭在美國人的性格形成上產生更加殘暴化的影響了！」
對印第安人的屠殺與美利堅民族的宗教信仰有關，信仰上帝的人是文明的，而不信仰上帝的人是野蠻的，野蠻人不是人，因此，從肉體上予以消滅就等同於宰殺野獸，就不需要為此背上任何道德負擔。將這一心理機制再往前推進，尤其表現在美國的海外謀殺活動中，冷戰期間曾肆無忌憚，但美國的政治精英並不以為非。只要認為敵人是邪惡的，那麼，與之戰爭、甚至「先發制人」、置對方於死地，都是「正義的」。政治謀殺因此如美國所發動的對外戰爭一樣，經常染上道義色彩，不過與戰爭不同，後者為明，前者為暗。
槍枝泛濫助長政治謀殺
政治謀殺離不開有效的手段和工具。美國的那些政治謀殺，通常都是槍殺。有人形象地說，美國是一個「全民皆兵」的國度。《華盛頓郵報》援引一份美國國會研究服務部2012年的報告，早在2009年美國私人擁有槍械數量就已超過美國人口總和，而到2013年，美國私人擁槍數量達到3.57億左右，比人口總數多出近4000萬。這麼高的槍枝擁有率，與美國社會謀殺案特別是政治謀殺案的居高不下，有沒有必然聯繫呢？
那位有名的英國哲人羅素曾斷言：人類的任何發明，只要被人所掌握，那麼，都會無所不用其極，在把其益處發揮到極限的同時，也會把其害處運用到至高點。槍枝作為一種暴力武器，一方面，可以用來自衛，包括保家衛國；另一方面，也可以用來尋仇消恨，一槍在手，因此也為犯罪提供了莫大便利。現實的場景正是如此，1972年以來，美國每年死於槍枝造成的他殺、意外傷害和自殺的人數超過3萬，在已開發國家中高居首位。
由於有色人種的權利始終沒有得到很好解決，在美國內戰之後，黑人的反抗雖然更多採用消極抗議的形式，但始終沒有停息。僅1900至1949年間，美國各地就發生33起較大規模的種族騷亂，幾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曾被捲入。到了20世紀50、60年代，由於反戰運動的帶動和黑人權利意識的覺醒，黑人民權運動更是氣勢磅礴，不可遏止。這也才有馬丁·路德·金的被謀殺。
有一個事例可以說明上世紀50、60年代族群衝突之嚴重。曾經擔任甘迺迪和詹森政府國防部長的麥克納馬拉，在其回憶錄《回顧——越戰的悲劇與教訓》中提到過這麼一件事：有一天，國務卿臘斯克憂心忡忡地向總統詹森提交了一份辭職書，原因是他的女兒與一位黑人小伙談起了戀愛並準備結婚，他擔心他家族中的這起跨族群通婚「事故」，會影響到總統詹森的形象，而詹森恰恰又是一位來自族群衝突向來激烈的南方的總統。詹森當然沒有接受國務卿的辭呈，他覺得「這並不是什麼大事」。
從傳統來說，美國南方向來是種族歧視的重災區，當年的南北戰爭，北方奉行資本主義經濟和文化，南方依然堅持種植園經濟和文化，後者的勞動形式和政治類別，乃是典型的奴隸制制度，這場內戰因此可以說是奴隸制文化與進步的資本主義文化之間難以調和的結果。戰爭的結束、林肯黑奴解放令的頒布，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黑人的政治地位，然而，白人種族主義思想及其政治組織，卻也因此備受激發，在黑人的反抗如火如荼展開之時，白人種族主義者的反撲也變得更加刺眼。這一點在美國南方尤甚。
在美國內戰結束以來，白人種族主義的最常見組織形式，就是臭名昭著的三K黨及其活動。三K黨（Ku－Klux－Klan）維護白人至高無上的地位，阻止黑人或其他種族獲得平等權利，已在美國歷史上徘徊了130多年，極盛時期其成員達500萬之眾。
進入21世紀，如三K黨這樣的種族主義組織，並沒有隨時間推移而消亡，相反，新近的民意調查還表明，今天，三K黨在美國竟然還能贏得10％以上美國人的「好感」，這已經明顯超過了20世紀60年代的比例。
既然暴力武器的存在，是犯罪和謀殺產生的一個根源，那麼，消除和控制槍枝在社會的流通與使用，不就可以減少犯罪、更大程度地保證國民的人身安全了嗎！很多美國人都想到了禁槍，也一次次提出過有關動議，但反對歸反對，槍枝並沒有在美國社會絕跡，而且還有越傳越多的趨勢。這種弔詭，當然也與美國政治文化有關，讓不讓公民擁有槍枝，看起來是一個技術問題，其實，背後也反映了美國人的政治文化理念。 在堅決反對禁槍的擁槍派看來，禁止公民擁有槍枝和對其實施嚴格管制，乃是在動搖「國本」。
公民的擁槍權並不僅僅是一項權利，它實際上是一個符號，象徵了美國建國史和建國神話，是對美利堅民族生命由來的一個時刻提醒。美國獨立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場平民百姓拿起槍枝反抗英國殖民暴政的人民戰爭，美國國父們因此意識到民兵對確保一個自由國度的必要性，這一點體現在憲法中，就是1796年美國憲法第一批修正案（即著名的《權利法案》）明文規定：「人民有持有和攜帶武器的權利，不得予以侵犯。」擁有和攜帶槍枝，構成了美利堅公民自由權利的至關重要組成部分。 雖然不斷有法律專家指出，美國憲法中對公民擁槍權的規定，恰恰是美國頻發槍殺案的根源，但因為憲法在美國社會中的至高無上地位，禁槍，在美國社會就一直難以找到充分的法理依據，即便每天都有人飲恨於槍彈之下，但要公民放棄擁槍權，卻比登天還要難。
早在1968年，在自己的兩位兄長——美國第35任總統約翰·甘迺迪和有望於1969年問鼎總統寶座的羅伯特•甘迺迪，先後於1963年和1968年遇刺身亡後，時任參議員的愛德華•甘迺迪，就曾利用自己的司法委員會委員的身份，堅持不懈地力主制定槍枝管制法案，然而，由於槍枝製造商的院外活動集團氣勢盛大，他的努力沒有得到回報。近些年來，由於頻繁發生校園槍殺案，2000年5月14日母親節那天，華盛頓國會大廈前的大草坪上，全美國「百萬母親」曾舉行大遊行，旗幟鮮明地要求加強槍枝管制，減少槍枝暴力；而在近年不斷發生槍擊案後，人們再次認識到，槍枝泛濫實際上已經到了嚴重威脅美國人生命安全、再也不能繼續容忍的地步。在上世紀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已卸任的前總統柯林頓，在他任職期間，也曾大力推行槍枝管制。柯林頓政府上台之初，就提出全面加強槍枝管制的《布雷迪法案》，但由於共和黨在國會中占多數，這一法案在提交討論和表決時，被打了一個「巨大的槍眼」。 槍枝管制法案難以通過，與作為歷史的政治有關，也與作為現實的政治有關。
與槍枝有關的利益集團的存在，是禁槍的另一大障礙。這些利益集團主要來自兩個層面：其一是眾多的槍枝製造商和經銷商，禁槍直接牽涉到他們的利益；另一是美國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該會在140多年前成立時，其宗旨僅是促進步槍愛好者之間的切磋交流，相互提高射擊技藝，如今這個協會已發展成為擁有近400萬之眾會員，並在國會參眾兩院擁有強大影響力的政治利益集團。該協會擁有雄厚的資金，長期以來一直以共和黨為支持對象，僅在1998年的國會選舉中，捐給共和黨議員的競選資金就高達840萬美元。而把持該協會的，則是實力驚人的槍枝生產商和經銷商，即使是在槍枝遭到全美人民最痛恨的時候，與美國槍枝製造商有關的院外活動集團，都會想盡辦法並有能力阻撓國會和政府制定和實施相關政策。 在法定權利、利益集團和黨派之爭等諸因素的交織作用下，美國要徹底消除「全民皆兵」的狀況，在未來一些年份仍不太可能。
有槍，就會有意無意的「走火」，槍枝泛濫與美國式的政治信念、及各種謀殺案之間，就還會上演出新的戲劇。 就在甘迺迪總統遇刺後，曾任甘迺迪政府特別助理的小阿瑟•施萊辛格，在其為紀念甘迺迪而作的《1000天》一書的最後，引用了一段他女兒克里斯蒂娜的令人心碎的話：「爸爸，我們的國家到底是怎麼回事呀？要是我們的國家真的是這個樣子，我就不想再在這兒呆下去了。」進入新世紀，政治謀殺還會如以往的年代那樣，繼續在美國製造新的悲劇嗎？當接連發生的槍擊案再次驚醒了美國人的安寧夢時，美利堅民族對自己國度的擔憂，沒有減弱而是在增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