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會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李炎強令全國40歲以下的僧尼全部還俗。稍後，僧尼年齡被壓縮到50歲以上，還要有官府頒發的執照（度牒）。就連天竺（印度）和日本遠道而來的求法僧人也接到警告：要麼還俗，要麼還鄉。
被佛教界稱為「會昌法難」的這次大規模滅佛運動，一共拆除寺廟4600多所，招提、蘭若（民間私造的修行場所及四方游僧落腳之所）4萬多所，強迫僧尼還俗26萬人。同時官府嚴禁民眾供養瞻仰佛牙舍利，不要說寺廟門票和功德箱，只要發現施主送給僧人一文錢，雙方都要「背杖二十」。
拆廟毀佛還好理解，唐武宗出台的一系列命令中，有一條聽起來特別匪夷所思：禁止民間豢養黑色的家畜。那麼，黑豬黑狗跟這事兒有個毛線關係？唐武宗為何一心要跟佛教過不去？
表象：外來文化遭遇地頭蛇聯手砸場子
「會昌法難」的直接起因來自道士趙歸真等人的鼓動。唐朝皇室奉李耳（老子）為祖，因此從高祖李淵以下皇帝都尊崇道教，即使有些人如高宗李治、武則天、憲宗李純等將佛教抬高到無上地位，也並不抑制道教。唐武宗李炎從小就偏好道術，即位後更將趙歸真等８１名道士召入宮中，修道場、鍊金丹，切磋長生之術。
當時佛教勢力遠超道教，趙歸真為藉助皇權力量確立道教在宗教界的正統地位，想盡一切辦法詆毀、攻擊佛教。他們散布輿論說，「李氏十八子，昌運方盡，便有黑衣天子理國。」當時的僧袍多為黑色，趙歸真便向唐武宗解釋，這句民謠的意思是僧侶將取代李唐國統，只有尊道抑佛，才能壓制住這股「黑氣」。
為了阻止 「黑氣」上升，不讓「黑衣天子」出世，唐武宗按照道士們的建議，下令禁止一切跟黑色沾邊的東西，連民間豢養黑色的豬、狗、驢、牛都要統統宰掉。還規定不准使用獨輪車，據說這種車會碾破道路中心，讓道士們在作法時心中不安，影響臨場發揮。
作法的道士與必備神器桃木劍
佛道兩家的矛盾由來已久。佛教從東漢時期傳入中原，發展到南北朝、隋唐時香火日盛一日，特別是鳩摩羅什、玄奘二人大量譯經之後，佛教為中土民眾帶來了系統、完整、全新的精神寄託和文化衝擊，敬佛禮僧成為一種時尚而普及的社會生活方式。
而以道家學說（黃老）為內核，結合了中國本土神祉信仰的道教，經東漢張道陵等人的傳播，也形成了比較完備的教義體系。
佛道雙方為爭奪宗教地位不斷鬥爭，在開始僅僅是教義辯論和學術爭鳴，後來便不免面紅耳赤，人身攻擊，繼之相互詆毀甚至拳腳相向。因為各朝代、帝王對佛道兩教的態度不同，雙方勢力此消彼長，各領風騷，但總體來說，由於佛教思想體系更為宏大完整，後來居上，占了上風。
在「土洋」宗教撕打正歡之際，儒家這個本土文化的宗主也耐不住寂寞，跳到台上湊熱鬧。
佛教主張棄世出家，拋君離親，與儒家主張的忠孝之道，以及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入世有為思想格格不入。對於儒家來說，清靜養生，無為而治的道家主張雖然消極，但還屬於可以改造好的群眾，而不事生產、無君無父的佛教徒簡直就是社會的寄生蟲，根本不能在一塊愉快地玩耍。
唐朝的一代文宗，儒家大腕兒韓愈聽說唐憲宗要將佛骨舍利迎入宮中供養三日，寫下了著名的《諫迎佛骨表》，不僅直言憲宗此舉引發全國禮佛狂潮，勞民傷財，更尖刻地寫道：佛祖不過是夷狄之人，就算他現在活著來大唐，您也不過就是跟他見個面，賞他件衣裳，打發他回去。梁武帝三次捨身事佛，下場還不是讓叛臣侯景給活活餓死？數數前代敬佛的帝王，也大多是短命鬼！
罵得興起，韓愈在文章最後乾脆公然約架：都說佛能顯靈降禍，我就是這麼吊，有本事你來打我呀！
公然向佛祖約架的韓愈
韓愈這篇文章相當生猛，蘇東坡誇他「文起八代之荒，道濟天下之溺」不是無來由的，可以看出他心裡對佛教撮火早不是一兩天了。憲宗沒殺他，但將他遠遠貶到潮州（今廣東省潮州市），並給自己找了個台階說：我知道韓愈「大是愛我」，但這個老小子竟然咒我事佛命不長，太特麼可惡！
當時儒者之中攻擊佛教的大有人在，杜牧一針見血：崇佛的人很多都「偽內而華外」，官員商人一方面敲詐欺騙致富，一方面捐錢給寺廟企圖消罪祈福，而很多僧人「買福賣罪，如持左契（合同）」，完全把信仰做成了生意。
要是小杜活到如今，看到寺院經濟蓬勃發展，一柱高香要價百萬，連鎖廟都開到了國外，不知又當作何感想？
這些儒者的言論，很有代表性。特別是韓愈的觀點，在當時沒起多大作用，但隨後幾十年間影響越來越大。特別是他流放途中寫給侄子韓湘的那首詩作，更是賺足了男女粉絲大把同情的淚水——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
欲為聖明除弊事，肯將衰朽惜殘年 !
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
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
有時候，一篇好的文學作品，其情感殺傷力遠大於戰鬥檄文。比如這首詩，社會影響力就遠比那篇《諫迎佛骨表》大，許多人正是通過這首詩，才知道韓先生還跟佛爺干過架！
唐武宗李炎一想，道教看不上佛教，儒家也瞧不起佛家，這西方文化說到底不如咱本土文化靠譜，嗯，滅了丫的！
事實上，唐武宗滅佛，絕不只是幫牛鼻子老道拉偏架，借這個機會，他還下令「勒大秦穆護、祆三千餘人還俗」，讓外國傳教士和教徒還俗，以使「不雜中華之風」，保持華夏文明的純潔性和原汁原味。
這裡「大秦」就是波斯，「穆護」是波斯的傳教士，「祆」（xian）教，(讀成棉襖那個字的請自覺面壁)就是摩尼教的源頭，因其教義信奉火和光明，中國也叫拜火教，後來又叫「明教」——跟金庸小說接上頭了吧？是的，《倚天屠龍記》中的明教教主張無忌，玩的就是波斯「祆教」這個洋玩意兒。
李連杰飾演的明教教主張無忌形象
將外來文化一古腦掃地出門，以免國民遭受「精神污染」，唐武宗也說得上是「旗幟鮮明，立場堅定」了。
本質：佛教泛濫威脅到政權穩定
唐武宗滅佛，除了本土文化對外來文化本能的抗拒外，深層次的原因則是佛教在當時的過度泛濫已經威脅到世俗政權的穩定和經濟發展。
事實上，在中國歷史上共有四次大的滅佛行動，即 「三武一宗滅佛」。「三武」按時間順序是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燾，北周武帝宇文邕，本文的豬腳唐武宗李炎；「一宗」是後世的後周世宗柴榮。
在這個滅佛團隊中，李炎稍弱，其餘三個都不是省油燈，堪稱一代雄主。他們不約而同向佛教宣戰，除了個人的文化取向，更重要的是考慮到經濟、政治、軍事等實際問題。
比如北魏就有佛寺３萬所，僧尼２００萬人（北魏全國人口僅２１００萬人）；南朝梁武帝時僅首都建康（今南京）一地就有寺廟５００所，僧尼１０萬人。這些寺院占據大量良田，擁有大批奴僕，他們不當兵、不納稅、不服徭役，使國家兵源、財源日漸枯竭。而本應清修苦行的佛教徒卻形成了特殊的僧侶地主階層，過起養尊處優的奢華生活。
這種情況，既不是世俗皇帝想看到的，也不是佛祖本人想看到的。據說釋迦牟尼生前看到有些僧侶不肯堅持苦修，而企慕與權貴結交，曾憂心地預言：將來導致佛教毀滅的，正是這幫不肖的徒子徒孫！（「毀我教者，著我衣者」）
佛祖涅槃圖
此外，一些宗教狂熱分子通過割自己的肉喂鳥，以鐵鉤掛體燃燈焚香等極端行為取得信眾的極端崇拜，削弱了世俗政權的權威性。老百姓有了麻煩，不找官府，而是跑到寺廟燒香許願，這讓官府感到後背發冷。因此，唐武宗的毀佛行動理所當然地得到了以當朝宰相李德裕為首的多數官吏的支持。
要取得百姓的支持，「滅佛令」就須把道理講透。唐武宗給出的理由有如下三點：
消費上，「勞人力於土木之功，奪人利於金寶之飾」，把勞動力用於無益的寺廟塔院建設上，把民間的財富用在給佛像壁畫貼金描銀上，純粹是奢侈浪費；
人倫上，「遺君親於師資之際，違配偶於戒律之間」，將君臣之道、父子之情、夫婦之愛盡數拋棄，使社會、家庭無法正常運轉；
生產上，「一夫不田，有受其飢者;一婦不蠶，有受其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勝數，皆待農而食，待蠶而衣。物力凋瘵，風俗澆詐，莫不由是而致也。」大家都去念經誦佛，等別人來養活，造成物力匱乏，國家凋蔽。
在「會昌法難」中，寺廟被毀，磚石瓦塊等建築材料被分給周圍百姓，銅像、銅磬等用來鑄錢，鐵料被鑄為家具，國家收回肥沃田地數千萬頃，沒收寺院的奴婢１５萬人。從皇帝到百姓，都結結實實過了回「打土豪分田地」的癮。
這件事不能怪唐武宗手黑，歷史告訴我們，當宗教與世俗政權在土地、勞動力、社會影響力等方面的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時，衝突不可避免。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如果列位有興趣，可以讀讀法國作家大仲馬的《三個火槍手》，觀賞一下外國教會與王權之間是如何互掐的。
影響：釋儒道三教合流
唐武宗通過毀佛運動，擴大了稅源，國力劇增，對內削平了盧龍、昭義兩大藩鎮勢力，加強了中央集權，對外擊敗回鶻，在短短几年的執政期內竟然玩出個「會昌中興」。
稍感諷刺的是，唐武宗還沒來得及享受毀佛帶來的更多成果，就被他一力扶持的道教給坑死了。趙歸真這群道士得寵後，把長生藥的試驗室和生產車間搬到宮裡，李炎熱心充當小白鼠，煉成新丹總是第一個享用，終於在會昌六年（公元８４６年）死於重金屬超標。
被太監扶上皇位的「皇太叔」李忱，即後來的唐宣宗偏偏是個佛教愛好者，藉口武宗中毒事件，將趙歸真等一幹道士杖殺或流放，並馬上叫停了毀佛運動。
在「三武一宗」毀佛運動中，其他三次因全國處於分裂狀態，都不及唐武宗這次波及面大，影響深刻。這次事件也促使佛教界認真反思自身存在的問題，同時更加主動地推進「佛教中國化」進程，加快了與儒家、道教在思想、教義上的融合，最終使漢傳佛教成為中國傳統文化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佛、儒、道三教合流的形成，本質上是佛教與中國固有文化的一次融合，在這個過程中，佛教是主動的——
在哲學方面，將中國道家玄學的本體論與印度大乘佛教空性本體論相結合，提出現象與本體圓融無礙的思想；
在道德方面，將儒家善惡倫理和仁義禮智信，吸收到最通俗易於為民眾接受的善惡報應和輪迴因果中，在統攝人的精神、制約人的行為方面起到了儒家所起不到的作用；
在倫理方面，結合中國以父係為中心的封建宗法制度，給佛教徒冠上一個統一的姓氏：「釋」。（來自釋迦牟尼）這樣佛教徒就組成了一個新的大家族。中國人愛講級別，各個寺院也相應建立起嚴格等級的傳承嗣法制度。
為了深入淺出讓廣大文化水平不高的基層群眾信服，佛教徒們還創造性地將諸佛菩薩與太上老君等道教人物、玉皇大帝等中國神祗、關聖帝君等民間偶像攪拌在一起，構成一套中國特色的神仙譜系。比如《西遊記》中孫悟空師從的菩提老祖是個道士形象，卻又能在如來佛大弟子「須菩提」身上找到影子，太上老君是老子李耳的化身，卻奈何不得孫猴子，最終還得請如來佛祖出手。
太上老君在《西遊記》中就是個煉丹老頭兒
對於信徒來說，精深的教義歸少數精英們鑽研，而神話故事則是大傢伙的最愛。佛教僧侶們發現，只要讓更多的人知道道教的神仙干不過佛教的菩薩，比費盡口舌傳教說法更能招徠生意。
而另一方面，儒家道教也在大量地吸收佛教中的哲學精華和辯證思維。比如宋代程朱「理學」和明代王陽明的「心學」先後出爐，標誌著佛、儒、道三教從理論中正式合流。大儒朱熹認為佛教的「空」就是借用了老子的「無」，而他所謂「三教雖殊，同歸於善」則完全是以儒家標準作為判定標準。
元代道教全真教主王重陽更是三教合一的實踐者，他曾有詩云：「儒門釋戶道相通，三教從來一祖風。」王重陽在山東等地組織的「道教七寶會」等，儒、佛思想被成系統地引入道家教義，其中「七寶」這個詞就是典型的佛教用語。
唐武宗毀佛行動，不論初衷如何，在客觀上促進了佛教的新生，並因此成為中華文明組成部分的重要一極。除了北傳佛教漢化以外，印度佛教的另兩支也都經歷了與當地文化的衝突和融合：南傳佛教經斯里蘭卡傳入緬泰，形成上座部（或稱小乘）佛教；藏傳佛教則經歷幾次挫折後與當地苯教完全融合，形成獨特的藏傳體系。即使是從中國傳到日本的佛教，也在中國禪宗、律宗的基礎上與日本的「神道文化」結合，有了很大程度的改變。
對於任何一種文化而言，沒有衝突，就沒有融合；不懂得兼容，就只有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