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臺灣媒體第一次引起注意，應該是2006年代表Google在臺北設立研究中心的時候，那時媒體報導我是臺灣第一個跳級生這件事，也為招募人才的活動增添了一些花絮。
在教育制度上，跳級在國外已經是很普遍的事，但在臺灣則是從民國70年左右才開始。我則是在民國63年的時候，老師讓我先由二年級直升四年級，這是不在制度內的事件。
我有兩個哥哥，二哥在念小學時，因為適應不良，被老師認為很調皮，請母親帶去看心理醫生。臺大兒童心理衛生中心做了一些測驗之後，測出他智商156分，而他胡鬧的原因很簡單，純粹是因為上課真的太無聊了。這時醫生問母親：家裡有幾個孩子？全都帶來測一下好了。那時我正要上小學，生理年齡是6歲，測出來的心理年齡是14歲半。換算下來是240分，但是對照表上最高只到166分。
這是有道理的，因為智力測驗的校準只用了幾千人作樣本，超出樣本之外太遠的數字其實是不準的，也沒有什麼意義。所以應該只算166分，但是240分聽起來比較聳動，所以在一些媒體的報導上才會出現240分這個數字。
我最後一次正式做智力測驗是考預官的時候，得到的成績是160分。這算是比較正式的數字，柯文哲的157分也是引用預官智力測驗的成績。我有時候跟朋友開玩笑，說柯文哲見到我也要讓我三分，指的就是這三分。
跳級制度是框架，自由發展才能跳出框架
臺灣應該是到1980年代，才開始引入國際通用的智力測驗方法，也就是以韋氏為主，並建構出本土的智力測驗常模，可以轉換原始分數和標準差，得到比較可靠的智商。
但是，智力測驗成績好的學生是不是就該讓他跳級呢？智力測驗其實可以造假，假性資優也是非常可能會出現的，而對真正聰明的學生來說，跳級也不一定能滿足他們的需求。我在大四那年上過一次政論節目，那天談的主題是：「跳級制度是否應該大幅放寬年限？」我只是一個觀眾，不是台上的來賓，但在節目最後得到一個發言機會，提出了我的看法：「我認為跳級制度根本在解決錯誤的問題。我們的教育制度是個框架，跳級是從小框框跳到大框框，還是一個框架。重要的是，我們要在框架之外建立一個讓小孩天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
28年後，我上了《爸媽冏很大》這個節目討論跳級制度，還是抱持著同樣的看法。而在跳級制度實施了這麼多年之後，我們也看到了很多負面影響的實例。由於心理成熟的程度在小時候差異很大，貿然進入一個周遭的同學都比你大一歲，甚至年齡差異更大的環境，對小孩子的衝擊是很大的，適應不良的情形也很容易出現。不如讓孩子留在熟悉的環境正常地成長，只針對特殊的才能在課外加強培養。
標準答案，流毒無窮
小學四年級時，有次社會課考試出了一題是非題：「蠶絲是嫘祖發明的。」標準答案是「O」，我認為是「X」，理由很簡單：蠶絲是天然的東西，它不會被發明，只會被發現，嫘祖發明了怎麼用蠶絲製作衣服，她並沒有發明蠶絲。可是標準答案就是○。
當時我非常生氣地跟老師吵了起來，吵到後來，老師不屑地說：「你要這兩分，老師可以給你沒有問題！」結果我氣得當場哭了起來。現在回想，這就是標準答案帶來的問題，沒有讓學生去思考各種可能性，只要求把答案死背下來。
有時看到一些文章，描述在臺灣老師眼中的問題學生，到海外當了小留學生之後反而大放異彩的故事，心中不禁悵然：有多少人才是這樣被摧毀的？
寫出正確答案，得到零分
我的博士學位是在紐約大學拿的。畢業幾年後，有一次代表公司回去招募人才，活動結束時順便去拜訪一下恩師。我在他的辦公室外看到一個臺灣學生正在跟他爭論分數，細聽之下，發現那位同學期中考寫出了正確答案，教授卻給他零分。
原來那次考試的形式是「帶回家寫」(take-home exam)，全部是申論題，你要翻書、到圖書館查資料、到網路上查，隨便怎麼樣都可以，就是不可以問別人、抄別人的。而這位同學交上來的考卷答案竟然和另一位同學一模一樣！教授給他零分之後他來要分數，因為在臺灣習慣了答對就有分。教授很有耐心地又解釋了一遍「帶回家寫」的規則，學生則是抵死不承認是抄的，一直跳針。最後教授氣到了，說：「好！你說你是自己寫的對不對？」把考卷收到背後，「那你現在告訴我，你寫了什麼？」學生啞口無言，因為他是抄的，根本沒有吸收進去，自然答不出來。
不用湊學分：學分制度的彈性創新
不過，臺灣目前也有看到教育制度其他方面的創新。比如：逢甲大學就將他們現行的學分製做了一個修改。以往一門課的學分算法是看每週上課時數，每個小時一學分，或是三個小時兩學分等等，而上課時間就是學期初到學期末。現在新的方式是，有些課程只需要上兩個禮拜就好，因為內容沒有很多，所以算0.2個學分，然後可以有很多零點幾的學分加起來累積。
一門課不必因為要湊時數而強加一些價值不高的課程內容，開課時間也不必從學期初上到學期末，可以從期中考考完後再開課，一直上到寒暑假中間，非常有彈性。這種修學分的方式，以前怎麼都沒有人想到這麼做呢？如此一來，可以引進很多社會上有成就的人士來學校傳授經驗，而不必讓他們遷就學校的時間。一位大師很可能有時間來參與一、兩場演講，但不能開一個學期的課。如果要開專題課，又要湊到很多位業師才能開成，而業師的時間協調起來又很麻煩。有了這種「微學分」制度，讓學校和業師方面都多了很多彈性。
另外，不同的人修同一門課，甚至會拿到不同的學分數；因為大家合作一個專案，每個人的貢獻度不盡相同，專案成員裡可以分成一般成員拿兩個學分，做得特別多的學員則可以拿到三個學分，然後真正核心的專案經理，拿到的就是四或五個學分。
團隊裡常常有一些成員，不怎麼做事，但到了學期末因為隊中高手的表現而得到了高分，這個方法又解決了這種不同工卻同酬的不公平情形，在開課的時候可以先定義好不同的角色，讓同學自己選好後得到不同的學分數。
真正的教育改革是很多的小事和態度加起來的，而不是一個聳動的大改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