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在虹途：HIV感染者的故事(
艾在虹途
撰稿：吳家翔
22歲的龍龍坐在我們對面，在正式的視頻採訪開始前，他突然拿著手中的筆指向我和同事，嘴裡大喊一句：「巴拉巴拉能量，一秒鐘變基佬。」這個突如其來的舉動搞得大家爆笑，彼此陌生的尷尬被打消了。
龍龍是男同性戀，也是HIV感染者。
他出生在河南，在北京長大，小學四年級的時候開始了男同身份的自我認同，在網上看到一些「曖昧」圖片，有兩個男人的，有一男一女的，也有兩個女人的，但他只對兩個男人之間的充滿了好奇，他通過搜尋引擎查閱相關資料，知道了什麼是同性戀，通過QQ群接觸到這個群體，然後認識了他的第一個男朋友，一個大他十幾歲的「叔叔」。
他們見面、聊天，「叔叔」會買玩具給他，他覺得這個男人讓他有一種精神上的依靠。他們每周固定見一次面，出去吃飯，沒有發生任何其他的事，直到一年之後這一切被他的班主任發現，班主任向全班同學宣布他喜歡男人並且罰他在講台上站了一中午，然後叫來龍龍的家長，說：「你兒子喜歡男人，這不正常，他一定是有問題。」龍龍說你記得岳雲鵬接受採訪時講，他恨那個在飯館裡罵他的顧客嗎？我跟他一樣，我會記這個老師一輩子。
但當時還在上小學的龍龍一定不會意識到，來自老師的歧視只是他男同身份需要面對的第一道坎，大學二年級時，他突發腎病入院，腎穿刺檢測後他被查出感染HIV，醫生直接將檢查結果告訴了他的父母。一天之後他被趕出朝陽醫院，院方的理由是「我們可以給你治療，但是，我們這裡所有的病人要求你出院，說不希望跟你共用一個化驗的儀器，他們害怕感染。」
龍龍的遭遇當然不是個案，早在2002年，張北川(國內首位在男同性戀人群中進行大規模愛滋病干預的專家，2000年獲國際愛滋病領域著名獎項英國Barry-Martin獎)接受《南方周末》採訪時就提出：「中國在重複西方對同性戀態度的道路。開始，人們將愛滋病與同性戀等同起來，同性戀被愛滋病「病化」了……」
儘管近些年國家已經對愛滋病做了一定的科普和去妖魔化，但相關知識的匱乏和人們本身的偏見導致恐懼仍然在人群中間瀰漫。
來自上海的飛翔說，儘管目前國家政策是對HIV感染者免費發放藥品，但他所在的城市正在利用居住證政策試圖將眾多服藥的感染者趕回原籍所在地。他親眼看到一個肺部有疾病的感染者被一家大醫院拒絕做穿刺活檢，還有一個醫院乾脆把感染者的所有信息全部給寫出來，掛在一個牌子上面掛著，就好像是貼大字報一樣。
幾乎所有感染者在確診初期都處於驚惶和崩潰的狀態，鬍子也是其中一個。他現在是長春北國之春健康服務中心的負責人，2005年確診，當他確認檢驗結果是陽性的時候，幾乎是扶著牆從醫院爬出來的。他不敢走大街，只走那些陰暗的角落，聽到警車鳴笛就覺得是有人來抓他，走到半路他把電話卡從手機里拆下來扔了，怕被人跟蹤，任何人無意之中瞅他一眼，都會讓他非常恐懼。
他切斷了和外界的一切聯繫，把自己關了一星期。之後，他開始上網查資料，找比較著名的愛滋病防治醫生和專家，還有一些比他更早的感染者，只要在國內能夠找到的，他都一一去拜訪。
在北京，一個叫孟林的感染者給了他很大的鼓勵。他自己按時服藥多年，身體狀況良好，還成立了一個團隊，裡面的人都是感染者，他們不光自救，還幫助其他外地來尋求幫助的感染者普及相關知識，鼓勵他們上藥，重建活下去的信心。
鬍子結束了在佑安醫院的治療後回到了吉林，通過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他了解到，當地也有和他一樣的人，他們缺少相關知識，不知道怎麼服藥，對服藥前後的身體狀況差異、包括國家的相關政策全都一無所知。於是，他開始和這些人建立聯繫，把自己在治療過程中學到的東西分享給大家。之後，他成立了吉林省第一個感染者小組。
現在，這個名為北國之春健康服務中心的小組在接待來自全省的HIV感染者，長春市民政局和長春市衛計委還為愛滋病感染者建立了一個低保的綠色通道，使很多生活困難的感染者能得到救助。
張北川說：「當下和90年代比，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這個變化說到底就是中國社會變化的一個小部分，比如說中國人的平等意識、自由意識都增加了，同性戀群體也是這樣。人們開始越來越多地走出來了，這是個好現象，這說明中國人在人權保障水平上的提升。同時，我們現在生活的這個社會，在很短的時間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它浮躁的東西也在裡面很明顯地凸顯了出來。」
「一個群體，一旦被劃入了社會邊緣，它就可能集中地展現出很多問題。但這個群體同樣有好的方面存在，比如說他們已經成了中國抗擊愛滋病的主力軍之一，他們在積極地為社會做貢獻。很多人良好地認同了自己，同時在崗位上努力工作，為自己、為家庭、為全社會，但同時這個群體裡面還有諸多令人不能滿意的現象。」
我們的傳統文化把喜歡同性戀當做壞人，愛滋又被當做是壞的行為才導致的感染。在這樣的雙重歧視下，同性身份無法得到社會認同，很多同性戀者只能選擇壓抑自己。在我們的採訪中，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表示渴望穩定的、能夠被祝福的感情，但因為幾乎不可能得到來自家庭的祝福甚至是理解，他們只能選擇掩蓋自己的真實取向。絕大多數人只能通過交友軟體用約炮的方式進行發泄。
張北川曾經接到過兩個青年人打的電話，他們一個在某直轄市，一個在三線城市，兩個人分別像家裡坦白了自己喜歡同性的事情，兩個父親的第一反應都是去廚房拿刀，逼著自己，其中一個父親當天晚上還想上吊，搞的青年人不知所措。
其中一個父親還帶著兒子一塊去了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結果從醫院一出來，他父親就破口大罵，說難怪現在有那麼多打醫生、殺醫生的，我們來是希望你給解決問題的，你往我們傷口上撒鹽，他們完全不能認可醫生所說的身份認同，反而想要把無處發泄的憤恨轉向醫護人員。
感染者夏天曾經是一位中學教師，在得知自己感染HIV後他主動辭職離開了學校。他發現自己的學生中就有一部分在通過同性交友軟體約炮，甚至有學生以此進行援交賺取零花錢。但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卻相當薄弱，很多人都是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進行高危性行為。一個叫小蘋果的感染者告訴我們，他曾經在8歲的時候被表姐引誘，有過一些身體上的接觸，而這一切恰巧被女孩兒的家長看到，對方自然地認為這是男孩的錯，並對他嚴厲地指責，他感到委屈，從此對異性有了很深的厭惡感。
張北川說：「我希望媒體很正面地把這個事情宣傳出去，在哪一個群體里都是有善有惡的，現在在同性戀圈子裡面有兩個事影響很大。一個是濫用藥物，這個藥物一般又叫做毒品。這個事情正在圈子裡面泛濫，遠離毒品，珍愛生命。除了這個以外，就是性。惡意或者說隨意傳播愛滋，應該說在男同圈裡面相當常見。這種隨意傳播，成年人向未成年人的傳播，應該被公眾知情並加以譴責。」2015年4月10日國家衛生計生委例行新聞發布會的文字實錄顯示，截止到2014年底，全國報告存活的青年感染者和病人是36000多人，占全國存活總數的7.2%。其中青年學生是7200多例，占全國存活總數的1.4%。青年學生儘管構成比例不大，但是增幅偏快。2008年報告的青年學生感染者和病人數是482例，占報告青年人群總數的5.77%；到2014年青年學生占青年人群總數的16.58%。雖然人數不多，但是過去幾年上升的幅度相對快於其他的人群，這是第一個特點。
二是傳播途徑基本以性傳播為主，青年人群性傳播比例由2008年的55.3%增加到2014年的94.5%，其中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2008年13.2%上升到54.7%，而青年學生當中男性同性性傳播的比例由2008年的58.5%上升到2014年的81.6%。
「整體上看，中國的進步還需要有很長時間面向全國民眾的廣泛教育，通過這種教育來改變人的認識，需要一個時間段。很多人都要和我談同性婚姻這個事，我說像北歐國家，上世紀20年代他們就有了男同組織。他們的組織不光是男同，他們還有科學家，還有人權活動家，都參與。大約過了70年，他們才開始有了《同性伴侶法》，以後才過度到婚姻，這是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歷史階段。中國沒有經歷過這個階段，或許我們不需要那麼長的時間去解決問題，但是也必須要一個坎一個坎的過。我曾經問一位英國朋友，我說你們那權利保障搞的很好，到底怎麼獲得的，是不是主要通過大聲倡導和抗爭這個形式得到的，他說不是。他說因為我們有很多很優秀的人在社會上起到了榜樣作用，人們都認識他們，知道他們是正常的，在這種背景下社會才會接受。」
「比如說我們說今天同性婚姻就合法化了，或許會有一些同性伴侶家裡支持，有人結婚，有人登記，會湧出一批人來，但是還會有大量的男同繼續選擇和異性結婚。為什麼？這是文化，法律對文化能產生影響，但是他不能把一些文化裡面的東西去了根，這是非常難的。這麼一種文化的背景下，很多事真是很難寄予過度的樂觀，得慢慢來。2000年的時候我想，中國有個15年到20年，同性婚姻可能就合法了，現在看起來，還需要很認真，很紮實地做好教育工作。」張北川說。
林蕭2007年開始愛滋病的防控宣傳工作，通過多年的科普，現在感染者們慢慢都知道了HIV感染只要按時服藥，保證良好規律的作息是可以像正常人一樣生活的。但也仍然有人對服藥和治療牴觸，在林蕭記憶里，曾經有個一個19歲的男孩兒，感染了HIV和梅毒，但是他覺得吃藥會導致各種副作用，一直非常牴觸並且參與吸毒和群交，很快就離開了人世。
抱抱在家人的逼迫下談了一個女朋友，他向女方坦白自己是同性戀並且感染了HIV，但女方仍然堅持要和他在一起。他們現在已經結婚兩年了，抱抱幾乎不再和同性戀圈子裡的朋友們來往，接下來他們打算生一個孩子。在目前的醫學發展下，HIV感染者只要治療到HIV載量檢測不到的程度時，是可以生孩子的。
美麗人生2006年結婚並且有了一個孩子，婚後一年他才完成了「身份認同」的過程。2013年他查出感染HIV，並於2014年和老婆離婚，孩子隨了老婆。現在他每隔一段時間都會去探望孩子，孩子也會問他得了什麼病，他只好回答：「你還小，等以後你長大了再告訴你。」
小蘋果8歲的時候被表姐引誘，有過一些身體上的接觸，而這一切恰巧被女孩兒的家長看到，對方自然地認為這是他的錯，並對他嚴厲地指責，他感到委屈，從此對異性有了很深的厭惡感。2006年，小蘋果被確診HIV感染。
林冬大學時候就已經出櫃，雖然家人當時也很難接受，但他還是選擇了坦白。他說身邊仍然有一些同志朋友選擇和異性結婚，其中也有感染者，他們選擇了欺騙女方，他認為這種做法是不道德的。
小C生於1988年，他今年3月才查出感染HIV，發現時CD4指數230，他說自己平時很注意安全措施，也有偶爾的幾次沒做防護措施，但就是這偶爾的幾次高危性行為導致自己感染。
木木是一名戶外運動愛好者，經常參加鐵人三項，馬拉松或越野比賽。他2013年12月份發現自己感染了HIV。
龍龍小學四年級就意識到自己同性戀者身份，一年之後，他的班主任向全班同學宣布他喜歡男人並且罰他在講台上站了一中午，然後叫來他的的家長說：「你兒子喜歡男人，這不正常，他一定是有問題。」龍龍說他會記恨這個老師一輩子。大二時，龍龍就醫檢查時被查出感染HIV，然而醫院卻以其他病人要求為名，拒絕為他繼續治療。
飛翔說，儘管目前國家政策是對HIV感染者免費發放藥品，但他所在的城市正在利用居住證政策試圖將眾多服藥的感染者趕回原籍所在地。他親眼看到一個肺部有疾病的感染者被一家大醫院拒絕做穿刺活檢，還有一個醫院乾脆把感染者的所有信息全部給寫出來，掛在一個牌子上面掛著，就好像是貼大字報一樣。
夏天曾經是一位中學教師，在得知自己感染HIV後他主動辭職離開了學校。他發現自己的學生中就有人在通過同性交友軟體約炮，甚至有學生以此進行援交賺取零花錢。但他們的自我保護意識卻相當薄弱，很多人都是在沒有任何保護措施的情況下進行高危性行為。
小魔大學二年級感染了HIV，還有其他的性病，因為恐懼他曾經自己找黑心診所治療，差點賠上性命。他也曾親眼看到過感染者離開人世的樣子。
鬍子是長春北國之春健康服務中心的負責人，他2005年確診感染HIV幾乎崩潰，他說當他知道檢驗結果是陽性的時候，幾乎是扶著牆從醫院爬出來的，聽到路上警車鳴笛都覺得是有人來抓他，走到半路他把電話卡從手機里拆下來扔了，怕被人跟蹤。
堅持在北京生活了17年，做物流方面的工作。他曾經有過一個同性伴侶，後來因為鼻癌去世。「堅持到底」是伴侶的網名，伴侶去世後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堅持」。
豆包生於1990年，2014年感染HIV。他和伴侶小賀結識於感染者的互助群，在一起生活已經半年。小賀的願望就是中國能早點成為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國家。
Jason說他很喜歡一部台灣微電影里的台詞：「我們都認為自己不歧視，卻發現恐懼躲在心裡深處。愛滋亦如性病，不會立即致人於死。恐懼卻讓HIV變成冰冷的牆，阻隔了人與人之間的溫暖，讓感染者飽嘗其中的人情冷暖。正視心中的愛滋恐懼是推倒牆的唯一方法。」
攝影：吳家翔 | 編輯：鄒怡 | 來源：騰訊新聞《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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