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不是鬼，但絕對不算神。抗戰時期既有私心，也時常暴露出軟弱和消極的性格，但畢竟他沒有投降，而且堅持到最後。就算是馬拉松比賽，雖然沒取得名次，總算跑(更多時候是連滾帶爬)完了全程。沒有功勞，最多算有點苦勞，更何況這種苦勞也是建立在自己所在小集團的利益基礎之上。民國不能稱之為一個朝代，更不能稱之為一個國，不要因為留下了一粒火種：台灣，現在發展的還不錯就開始顛覆歷史了。
三次和日本人秘密談判以外還要加上那位被許多日本人尊為"和平之神"的廖彬 ，日本投降後廖彬還被蔣介石獎賞一番,不料麥可阿色在日本翻出"和平之神"廖彬化名的使命檔案,質問老蔣,老蔣急忙把"和平之神"廖彬送到黃泉了。
第一樁：1938年的「宇垣一成、孔祥熙秘密談判」。
這是蔣介石第一次主動要求同日本進行的「和平交涉」。
1938年夏，宇垣一成大將出任改組後的近衛內閣外相。蔣介石獲悉，深感興趣。因為蔣在「二次革命」失敗後亡命日本，宇垣一成曾對他給以照拂而結下友誼。蔣執政後，曾多次派張群去東京、漢城(朝鮮京城)同宇垣一成就中日關係交換意見。鑒於滬寧、徐州失守，日軍猛撲武漢，形勢嚴峻，蔣介石命行政院副院長、國防最高會議秘書長張群於1938年5月電賀宇垣一成就職，張群說：閣下就任外相「實為極其重要的大事」。「過去多次就東亞問題交換意見。余確信此次閣下定能將一向抱負付諸實施。」宇垣回電說：「余昔日談及想法意見，今後定當盡最大努力予以實現。」張群再次致電，說：「能讓我們進行和平交涉嗎?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銘或者我本人出面接洽。」(註：〔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東京1970年版，第1245頁。)宇垣答覆：「我們期望和平談判。」「由先生與汪兆銘出面處於第一線，則需慎重考慮。在貴國人士心目中，一聽說張群或汪兆銘，會當即認為是親日派巨頭。日本人同您和汪兆銘在交涉前列對話，很容易談攏。但貴國國民卻會譴責這是親日派乾的，他們賣國求榮，反而使交涉陷於不利。」(註：〔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1246頁。)宇垣指名要「與日本關係不深」的新任行政院院長孔祥熙出面交涉。
6月26日，「宇垣一成、 孔祥熙秘密談判」以日本駐香港總領事中村豐一與行政院秘書喬輔三之間在香港舉行「預備會議」的形式進行。
這次交涉有兩個特點：一是日本宇垣外相要求中國：(一)承認滿洲獨立;(二)華北、內蒙劃為『特殊地區』;(三)對日賠償;(四)經濟合作，共同開發(中國)資源;(五)在某些地區駐兵;(六)中國接受日本顧問或其他指導者。(註：〔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 1247頁。)而孔祥熙院長在「滿洲獨立」問題上對日本做出從無先例的大讓步;二是日本試圖將7月8日五相會議新決定——「蔣介石下野」作為中國中央政府 「屈服的條件」之一(註：五相會議決定：《中國現中央政府屈服時的對策》(1938年7月8日)，日本外務省檔案S493。)，強加給中國方面。
《宇垣一成日記》是一份珍貴的第一手資料。交涉當事人宇垣外相在其日記詳細而具體地記述了這次交涉的經過。該日記揭示，孔祥熙「希望和平在漢口失陷前迅速實現」，急切謀求妥協。7月18日， 他回答日本外相如下：
「在條約上公開承認滿洲獨立，我們國內很困難，只有悄悄地逐步實行。例如，首先設置領事，凡屬經濟問題由領事間解決。如遇眾多政治問題，領事解決不了，接下來再派公使或大使」。
「內蒙設置特殊地區是可以的。」
「關於接受(日本)顧問，共同開發資源都是好事情。」(註：〔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1247頁。)
孔祥熙說：在華北設置特殊地區不適宜，中國無力支付對日賠款。
日本要求「蔣介石下野」是這次交涉的焦點問題，也是難於達成妥協的癥結。孔祥熙說：「蔣先生果真下野，將由誰人同日本簽訂條約呢?」他提出一個退讓方案： 「目前，我本人為行政院院長，居蔣之次席」，「可否由本人以行政院院長負全責而辭職」。至少在履行條約完畢之前，蔣先生依然居於其原有的地位。(註：〔日〕宇垣一成：《「對華和平工作」之經過》，《宇垣一成日記》，卷2，第1247頁。)可是，日本方面斷然拒絕。
為了達成妥協，孔祥熙答應乘日本軍艦親自赴長崎與宇垣外相直接會晤。最後，日本陸軍強硬派板垣征四郎、東條英機堅持要「蔣介石下野」，並以成立「興亞院」為手段迫使宇垣外相辭職，使這次交涉告吹。
《宇垣一成日記》這份第一手資料確鑿地記錄孔祥熙答應日本外相：國民政府將悄悄逐步地承認「滿洲獨立」，「派公使或大使」同偽滿建立邦交;國民政府認可日本「共同開發」中國資源和向中國政府派遣顧問;內蒙「特殊化」，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蔣介石及其代理人對日交涉作出放棄領土、主權的重大退讓，難道這是 「正常之舉」「並沒有錯」?
有的「戰時正常因應」論者也使用《宇垣一成日記》這份原始資料，但只引日方提出「承認滿洲獨立」等六項無理要求，卻不提《日記》所載孔祥熙在對案作出「派公使或大使」的承諾。(註：王建朗：《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對外關係》第四章《日本誘降與中日秘密接觸》，中共黨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95—196頁。使用《宇垣一成日記》原始資料又掩蓋國民政府面目者不僅這一處。第四章作者引用《宇垣一成日記》資料，卻避開張群提名汪兆銘「出面交涉」和宇垣稱汪兆銘、張群在中國人看來是「親日派巨頭」，他們出面交涉會被「貴國國民譴責親日派賣國求榮」兩段重要情節。其表述是：「後來宇垣又顧慮張群的親日名聲可能會把事情弄糟，遂又建議改請行政院長孔祥熙出面」。(見該書第194 頁)類此改變第一手資料原意而「為國民政府諱」的做法是嚴謹學風所不宜採取的。)這豈不是「為國民政府諱」嗎?
第二樁：1939年蔣介石直接指揮的復興社杜石山與日本萱野長知、小川平吉之間的香港談判。
1939年1月，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在中國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政策。在這一歷史背景下，3月4日，他致電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杜石山指示他同日本進行「和平交涉」，方針是：「和平之基礎」「尤不能忽視盧溝橋事變前後之中國現實狀態」。(註：《蔣介石致杜石山》(1939年3月4 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11—612頁。)3月16日，宋美齡蒞港指導。17日，柳雲龍、杜石山、萱野長知在香港大酒店350號房間開始交涉。柳雲龍提出如下條件：(一)平等互讓;(二)恢復盧溝橋事變前的狀態;(三)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四)(日本)撤兵;(五)簽訂防共協定;(六)中國贊成經濟合作;(七)不追究維新政府、臨時政府人員的責任;(八)對滿洲另行協定。(註：《萱野長知電報》(1939年3月18日)，同上書，卷2，第614頁。)3月24日，日本前鐵道大臣小川平吉抵港參加談判。日本方面對柳雲龍的條件不予置理。4月初，小川平吉提出一個和談的「先決問題」，即要求蔣介石將「容共抗日」改為「排共親日」，首先討伐共產黨，然後實行局部停戰，同時開始「和平交涉」。(註：《小川平吉致東京諸公閣下》(1939年 4月8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18—619頁。)這個「先決問題」是在中共領導的人民抗日力量日益壯大的情況下提出的，表明日方將「討共」 作為日蔣妥協的基礎。這是此次香港交涉內容與以前和談的明顯不同之處。杜石山將小川所提首先討共的「先決問題」報告宋美齡，宋稱可以密約辦理。隨後，杜致電蔣介石請示，蔣復電「用密約辦理」。(註：《杜(石山)氏筆談》(1939年3月末)，《小川平吉關係文書》， 卷2，第615頁。)
詭譎的小川試探蔣介石的誠意，指出：「方案內容極為微妙而且秘密，非面晤蔣委員長心腹要人不能詳細議談。」蔣介石聽到小川要求派孔祥熙或居正赴港，表現逡巡不前。杜石山搪塞小川：此次交涉乃蔣之「嫡系人物」所秘密進行。柳雲龍是蔣委員長姨母之子，直接與蔣以密電聯絡。且陳誠已派參謀長來港說明對付共產黨的準備工作：山西、陝西兩省有70萬大軍對共軍取包圍態勢，各軍校共系學員已悉行驅逐。 5月11日，小川平吉直接致函蔣介石：「當此艱局，毅然不惑，如揮快刀而斬亂麻，此誠真英雄豪傑之所為也。」請蔣派要員來港，或允小川偕萱野赴渝聆教。(註：《小川平吉致蔣介石函》(1939年5月11 日)，《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24—625頁。)
小川密函轉到重慶，蔣介石提交嫡系幹部會議討論。但事為中國共產黨和桂系得悉。中共要求「通緝主和人員」，要蔣履行西安抗日約言，不得中途妥協;桂系聲稱：如果議和，廣西軍隊將單獨抗戰。(註：《杜(石山)氏筆談》(1939年6月6日及9日)， 《小川平吉關係文書》，卷2，第634、635頁。)
當日蔣圍繞派遣要員問題糾纏不休之際，汪精衛降日活動已有進展。東京確定實行「倒蔣立汪」政策。9月13日， 日本政府聲明：將扶持汪精衛成立中央政府列為施政方針。於是，萱野長知10月13日離港，日蔣交涉停頓。
《小川平吉關係文書》是日本談判者收集蔣介石在秘密議和中所發大量「密電」及其代理人杜石山與日本人「筆談」手跡編纂而成的歷史文獻。它揭示出蔣介石指揮香港談判諸多秘密活動，內容翔實，具有說服力。這一文獻反映出的歷史事實告訴人們：蔣介石確曾允諾日本談判對手可以「首先討伐共產黨」，雙方「用密約辦理」。這是國民黨統帥背離他本人向國人莊嚴宣布國共合作，「共保國家的生命與生存」諾言的鐵證。《小川平吉關係文書》揭示蔣介石與敵密謀簽訂「討共」密約的歷史事實，很值得肯定蔣介石對日議和的研究者深思：所謂「為了結束戰爭而進行交涉並做出一定妥協並沒有錯」的論斷是否符合實際?顯然，「並沒有錯」的結論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樁：1940年「桐工作」(又稱「宋子良工作」)香港、澳門談判。
這是大家所熟悉的一次日蔣「和平交涉」。這裡僅簡略地列舉一些歷史事實，來論證蔣介石在敵人提出更為苛刻的亡華計劃的情況下，他為謀求妥協是怎樣作出重大退讓的。
1939年底，日本軍部為了擺脫陸軍泥足深陷和汪精衛集團難成氣候的窘境，重新確立同蔣介石直接交涉的策略。
蔣介石侍從室親信幕僚唐縱在其日記這樣記載：雨農(戴笠)說：日本人「天天在香港尋求中央路線講和。據敵方的表示，如果中央接受和平談判，汪逆可以棄而不理，日方可以撤兵，而且板垣(征四郎)可以來重慶」。(註：《唐縱日記》，1940年3月2日條，第115頁。)
於是，軍統局派曾廣冒充「宋子良」在香港同日本參謀本部鈴木卓爾中佐掛上了鉤。日蔣雙方持官方證書的代表於1940年3月、6月在香港、澳門進行兩輪交涉。
日本代表提出經參謀總長載仁批准的「停戰先決條件」：重慶政府應當保證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保證與汪精衛派合作，重新建立中央政府或與中央政府合併;正式調整邦交，實現「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中國承認「滿洲國」;日軍駐紮於華北、蒙疆要地;華北、長江下游實現日中「經濟合作」;在治安恢復後日本始能撤退防共協定以外的兵力。(註：參謀總長載仁：《對實施桐工作的指示》(1940 年2月21日)，《今井武夫回憶錄》，中國文史出版社1987 年中譯本， 第335—337頁。)隨後，日本方面又增加一條要求：日本在海南島設置海軍基地。
顯然，這是比先前兩次「和平交涉」更為苛刻的亡華條件。它有兩個特點：一是要求「汪蔣合流」;二是將對華軍事占領擴大到全國範圍，而且長期化、合法化。其實質是：要求蔣介石放棄抗日容共政策;讓日軍占領從東北四省、華北、內蒙乃至海南島的中國國土;聽任日本掠奪中國的資源，使中國淪為日本的獨占殖民地。
據日本檔案《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 《今井武夫回憶錄》收錄雙方「對答記錄」和中國方面3月10 日提出書面的《和平意見》的記載，重慶代表在交涉中對日本方面作了大幅度的讓步：
(一)「滿洲國的獨立是既成事實」，蔣委員長「對表示承認毫無異議」。目前，中國方面主張中日「締結特別協定，兩國共同將其作為保護國」。(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4、136、341頁。)
(二)原則上同意「締結防共協定及使內蒙地區特殊化」;萬一「在國防上有必要時，可推遲一部分撤兵」。(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7、340頁。此外，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部《桐工作圓桌會議的經過概要》(1940年3月)的表述是：「中國方面提出，當撤兵之際，在具體方法上，日本軍可在必要地點，相當長期地延緩撤兵。」)
(三)中國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乃和平協定後中國所取之必然步驟」。(註：中國委員：《和平意見》第二條，《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9頁。)重慶代表、最高國防會議秘書主任章友三強調： 「自然停止抗日」;「中國正在努力剿共，所以防共問題可交給中國好了。」(註：《今井武夫回憶錄》，第132—133頁。)
(四)可以把華北、長江下游地區作為「經濟合作」地帶。(註：《今井武夫回憶》，第133頁。 )「絕對同意」給日本臣民以在中國內地的居住、營業自由。(註：中國委員：《和平意見》，第五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五)中國招聘日本的軍事、經濟顧問。(註：中國委員：《和平意見》，第六條，《今井武夫回憶》，第139頁。)
此外，重慶代表指出：汪精衛問題「純為中國內政問題」，無庸列為和平條件之一;絕不承認日軍駐兵華北。
日本軍部實行以戰迫降的故技。日軍占領入川門戶宜昌;猛烈轟炸重慶;迫使英國封閉滇緬公路三個月。在這種高壓之下，蔣介石於6 月22日同意與板垣征四郎、汪精衛舉行三人「長沙會談」，解決中日之間「所有問題」。
此刻，美國「制日援華」動向開始出現，中國共產黨反對中途妥協的勢頭強勁。舉棋不定的蔣介石在最後關頭決定「暫時擱置」他已同意舉行的「長沙會談」。
蔣介石在「桐工作」交涉中對日退讓範圍之廣泛，性質之嚴重是空前未有的。同前兩次議和中讓步相比較：在滿洲問題上，由應允「派公使或大使」進一步退讓到締結協定，認可「滿洲國」是日本的「保護國」;由同意簽訂「討共」密約升格為承諾「放棄抗日容共政策」;吐口日本「可推遲一部分撤兵」;把「經濟合作」地域具體化，同意日本在「華北、長江下游」開發資源;明白表示招聘日本軍事、經濟顧問;聽任「日本臣民」自由地在內地居住和經營……這些重大退讓牽涉到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上的大是大非，實為民族大義所不容，極端有害於抗戰事業。這表明蔣介石把自己一貫標榜的「領土完整、主權獨立」八個字快要丟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