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力、暴力、死亡與現實……好的電影可以教會我們很多人生重大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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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網絡
好的電影可以和觀眾一起探討很多人生重大課題。我們邀請心理學家各自挑選出一部電影，從《教父》到《第七封印》，為我們講解權力、暴力、死亡與現實。
《索爾之子》是一部可以稱之為教科書的電影。故事背景設定在1944年的奧斯維辛，一位叫做索爾的猶太人在特遣隊工作，他被迫負責將送進來的人送往毒氣室，然後在下一批人進來之前將屍體處置掉。電影中幾乎每一個鏡頭都充斥著殘酷的氣息，這些進來的人註定要死去，或者說他們其實早就已經墮入了地獄的深淵。
整個電影都會讓你陷入難以想像的、噩夢般的道德抉擇之中。你是否應該欺騙和你一樣的囚犯，讓他們相信他們只是進去洗個澡？是否應該承擔起責任來告訴他們實話，讓他們不要再遭受進一步的創傷與痛楚？《索爾之子》向人們提出了一個又一個有關人類境況的問題。很多電影——從神聖的到世俗的——都有著這類作用。本文將列舉五個經典的電影，他們都從心理學角度探索了人類的行為。
《土撥鼠日》，菲利帕·佩里（Groundhog Day，Philippa Perry）
「弗洛伊德給他的患者們機會來重新編輯自己的故事。」
在《土撥鼠日》中，氣象預報員菲爾•康納斯日復一日過著重複的生活。有一次，他在酒吧里和兩個醉漢交談：「如果你被困在了一個地方，每天都過著幾乎一樣的生活，你所做的一切其實都沒有什麼意義，你會怎麼辦？」「這正是我所面臨的情況。」醉漢說。其實這也是對我們大多數人的總結。弗洛伊德曾經鼓勵患者，讓他們講述自己的故事，對自己的故事進行自由聯想，發現自己對自身的想法和感覺。這給了患者重生的機會，讓他們重新檢測自己，甚至重新編輯設計與現在截然不同的生活。我們從前的環境對我們有著非常重大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形成了我們對這個世界的看法以及與這個世界交互的方式。
當我們第一次看見由比爾•莫里扮演的康納斯時，過去發生在他身上的一切讓他粗魯暴戾、憤世嫉俗，與外界格格不入。他總是沉浸在自我陶醉中，覺得自己比別人都要優秀，不願意融入社區，而他身邊的人也都對他敬而遠之。在心裡療法中，我們有一種說法叫做「自證預言」（ self-fulfilling prophecy）——如果你預期別人都不喜歡你，那麼你就會表現的非常反叛，你的預言也就因此會實現。康納斯陷入同樣的一天是對他陷入這種生活模式的隱喻。
《土撥鼠日》還向我們闡釋了客體關係理論：我們怎樣在當下的客體中發現那些不好客體的影子（過去對我們造成的負面影響）。為了發現那些不好的客體，我們不斷尋找那些消極的痕跡，而在其他人眼中，這些消極痕跡可能是不存在的。比如說，在土撥鼠日時，菲爾在普蘇塔尼小鎮（Punxsutawney）進行播報，他所能看見的只有虛偽和滑稽，而電視製片人麗塔（Andie MacDowell扮演）眼中看到的卻是傳統之美以及這一節日帶給人們的無限歡愉。在客體關係理論中，心理分析學家在患者眼裡是美好的客體，在心理分析學家的幫助下，患者發現了此前沒有發現的美好事物。麗塔在菲爾眼中是美好的客體，她也就成了菲爾轉變的催化劑。她的影響開始不斷顯現。菲爾漸漸發現文學、藝術和音樂的樂趣。他開始了解別人，並幫助他們。
普蘇塔尼小鎮有一個傳統，如果土撥鼠（也叫菲爾）在土撥鼠日這天可以看見自己的影子，那麼小鎮的冬天將會延長六周。這讓氣象播報員菲爾花費了很長時間來觀察他自己的影子，而當最後他終於看見自己的影子時，這一天竟然神奇般地過去了。在榮格理論中，影子指你性格中那些消極的一面，是你想要極力否認的一面。它們也可能是那些隱藏在意識背後的積極一面。榮格認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影子，這些影子在個體意識生活中體現的越少，那麼它的黑暗程度越大，潛在的破壞性也就越大。
儘管我們不可能永遠生活在自己想要的那一天，來認清我們都做錯了哪些事，我們也可以通過那些反覆犯的錯誤來找出自己的缺點，加以改正。我們在地球上生存的時間足以讓我們來採取行動做一些事。
菲利帕·佩里（Philippa Perry）是一位心理治療師，同時也是圖解小說《長椅小說》的作者。
《教父》，史蒂文·平克（The Godfather，Steven Pinker）
「這部電影闡釋了為什麼暴力傾向會進化成一種可供選擇的策略。」
《教父》並不是一部明顯的心理學電影，不過其展現的別具一格的暴力行為卻揭示了很多關於人性的奧秘。
除非是在戰爭地帶，人們絕不願意死於暴力。然而通過觀看《伊利亞特》，我們發現人類總會分配時間和資源，來重演暴力事件。大腦似乎在不斷提醒我們這句格言：「欲求和平，必先備戰。」我們沉迷於唬弄和威脅的邏輯，沉迷於對聯盟和背叛的算計，致力於弄清人類的軀體有多脆弱，怎樣才利用它們或庇護它們。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在我們的進化史中，暴力是對身體強健的威脅足夠強大，以至於每個人都必須弄明白它是如何運作的。
在許多暴力影視作品類型中，具有長久吸引力的一種便是霍布斯驚悚片（Hobbesian thriller）——故事背景設置在混亂、侷促的空間裡，但保留了我們這一時代熟悉的標誌，但是故事中的人物一定無法解除現代的強大守護人（警察和法官），因而只能訴諸於暴力。這樣的例子包括諜戰、戰地戲劇、殭屍啟示、空間傳奇以及一些關於有組織犯罪的電影。在走私經濟里，你無法確保自己的競爭對手是誰，無法尋求警察幫助，所以應對暴力威脅的可靠方法只有自我保護。
黑手黨電影的代表作無疑當屬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導演的《教父傳奇》。影片充分展現了人類在超越現代設施的情況下所展現出的人性。影片共有四條主線：在開始的場景中，因為維托•唐•科萊昂之前答應過要替受害者懲罰那些不公的判決，這些受害者為美國的強大分子所拋棄，他展示了互惠互利如何成為傳統社會的粘合劑：「總有一天，或許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我會讓你們來回報我。但是在那一天到來之前，我會幫助你們，把這種正義的行為作為結婚禮物送給我女兒。」
長子悲慘死去之後，維托在對競爭家族頭目們的講話中解釋了當前不合理性存在的戰略合理性：「我是一個迷信的人，如果一些不好的事意外降臨到我兒子身上，如果我兒子被閃電擊中，那我就會懲罰那些在場的人。」在其他地方他也曾這樣闡釋：「意外不會發生在那些將意外當作是對自己侮辱的人身上。」
其中的一個競爭對手——一位步兵解釋到為什麼暴力傾向會進化成為一種選擇性的策略，而不是隨性的殺戮慾望或是壓力：「我不喜歡暴力。我是個生意人。血腥是一種非常昂貴的代價。」
而對於我們魯莽的衝動，麥可解釋說這需要具有控制情緒的智慧：「不要憎恨你的敵人。這會影響你的判斷。」
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是哈佛大學的一位心理學教授。
《青春年少》，達契爾·克特納（Rushmore，Dacher Keltner）
「它告訴我們要想集聚力量必須團吉他人。」
所有的藝術，在法國社會理論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看來，都是社會等級的表現。從你欣賞的音樂到你貼在牆上的裝飾都可見一斑。至今為止還很少有電影能像韋斯•安德森1998年的電影《青春年少》那樣，富有想像力地解決了富人與窮人之間分層的問題。
影片設定在德克薩斯州休斯敦的一個預備學校「拉什莫爾學院」，講述了男孩 Max Fischer（詹森•舒瓦茲曼飾演），這位理髮師之子和商業大亨Herman Blume（比爾•莫瑞飾演）之間的友誼故事。他們同時愛上了一位剛剛失去親人的女教師（奧莉維亞•威廉士飾演），並且用盡各種方法對其展開追求。隨著這場持續的競爭不斷展開，電影從隱藏在幕後的心理科學角度為我們揭示了一些社會等級和權利的原則問題。
首先——財富會引起一些不道德的、與社會脫節的行為——這在Blume兒子的生日晚會上有所展現。Blume的兒子和Max一起就讀於拉什莫爾學院。這兩個孩子在一堆禮物之間穿來穿去，兩人最滿意的都是一個石弓。而在附近，Blume的妻子正和一個年輕男子打情罵俏。Blume則遠離喧囂，往他並不幹凈的池塘里疲倦地投擲著高爾夫球。
這一場景捕捉到了最近一項研究所揭示的真諦，上層階級往往會表現出衝動、冷淡的社會行為，包括誤讀他人的情感、喜歡詛咒、在比賽中撒謊從而獲得獎項、破壞道路規則。
一些導航性的力量機構，比如預備學校，往往是下層社會個體壓力的來源，會增加與壓力相關的荷爾蒙素的水平。為了適應這種社會壓力，來自下層社會的人們會試圖與他人建立聯繫——這是階級和權利的第二個原則。研究發現，來自下層社會的人們往往更懂得與人分享、與人合作，更能細心地照顧他人、團吉他人，這也是他們在缺乏優勢血統時提升個人能力的一種方式。基於這種細節，安德森將這一原則應用到了Max的社會偏愛行為：組建俱樂部。Max在每個富有創意的俱樂部中都是領隊，包括養蜂人協會、功夫俱樂部以及天文俱樂部——所有這些令人激動、離奇古怪的活動都向我們揭示了一條深層次的原則：為了提升自身力量，我們必須團吉他人。
達契爾•克特納（Dacher Keltner）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一位心理學教授。
《變形博士》，蘇·布萊克莫爾（Altered States，Sue Blackmore）
「該影片提出了我們在現實中意味著什麼這一問題。」
肯•羅素（Ken Russell）執導的電影《變形博士》將時間設定在20世紀70年代，影片里一些科學家會服用致幻藥來進行科學研究。其中一位， John Lilly，將自己置於獨立的實驗箱內，在那裡他覺得自己仿佛在絕對的科學裡遨遊，而這也導致了他出現絕對的情感喪失，總是會出現離奇的想像和幻覺。
影片的英雄是一位叫做Eddie的科學家（William Hurt飾演），他服用致幻藥水來探索意識的其他境界以及我們對現實的注意力。有一次，他從自己的獨立實驗箱裡沖了出來，變成了一個猿人——不過我對這種不切實際的想像倒是不大感興趣。讓我感興趣的是這部電影是如何處理這種意識轉換的。我們知道當服用了這種致幻藥水以後，早期的幻覺是非常簡單的、多彩的、充滿幾何圖案的。出現隧道和漩渦的幻覺很普遍，這是靈魂出竅、接近死亡時要經歷的。影片在將要結束之時出現了大量的隧道和漩渦，Eddie被它們吸走、淹沒。儘管這些都是幻想的電影元素，但是漩渦卻能讓我們很好地感受到幻覺是什麼。
Lilly試圖理解現實的本質，這也是影片想要向我們展示的一面。我們所謂的現實到底是什麼？你可能會說，我們所知道的，以及Eddie 在電影中所假想的是，存在一種物理現實，並且我們的大腦能夠闡釋它。那種幻覺並不真實。但是如果你把致幻藥放在大多數人的頭腦里，他們的經歷會驚人地相似。
影片中還有一個非常有愛的場景， Eddie去參加墨西哥一個土著部落的儀式。他喝了一劑藥水，進入了一個完全變形的世界，看到星星如溪流一般從他的體內傾瀉而出。這些星星並不是真實的，因為沒有白色的光閃現，但是大多數服用了同樣藥水的人都會看到一樣的景象，因此，存在某種現實——一種人人共享的體驗。
在意識研究中，我們一直在與「意識的難題」鬥爭。這是一種深奧的神秘現象——客觀的大腦是如何產生主管的感受的？我們並不知曉。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認為這並不是一個「很難的問題。」我們在孩童時期就變成了二元論者——我們認為思想和大腦是分離的——這也就是為什麼我們會遇到這樣一個問題：大腦是怎樣產生思想的。莫名其妙地，我們不得不將這兩者看成同樣的事。很多人都有這種幻覺的體驗，宣稱自己是非二元論者。我們在這部影片中並未得到答案，不過如果能找到答案的話想必應該是非常神奇的。
蘇•布萊克莫爾是一位作家、演講家以及普利茅斯大學的客座教授。
《第七封印》，蘇珊·格林菲爾德（The Seventh Seal，Susan Greenfield）
「這是一部有關人類心理——希望變得更好的影片。」
英格瑪•伯格曼（Ingmar Bergman）執導的這部電影相當質樸、堅定，不同於當今的大部分影片。一位參加完十字軍東征歸來的騎士，回到自己的祖國瑞典，卻發現這裡已經被瘟疫吞噬。而隨後他自己也遭遇到死神的拜訪，整個呈現的是面色蒼白、身穿黑斗篷的形象。他和死神展開了一場棋場博弈，如果他贏了，就能夠避開死神繼續存活下去。
事實上，《第七封印》是一部黑白影片，拍攝於20世紀50年代，這正是像希臘悲劇那樣保有持久吸引力的證據——它講述了永恆的價值，人們的希望和恐懼。它並不依賴於當前的文化。它曾受到諷刺，最著名的當屬英國喜劇六人團體——蒙提•派森（Monty Python）的《人生的意義》（The Meaning of Life）。在這部劇中，死神出現在一個中產階級家庭的晚餐桌上。這部劇非常有趣，但並沒有貶低原作。在原作中，每個人生來就註定會死去。這與現在電影中皆大歡喜的結局恰好相反。
這部電影在生活在溫柔、愜意時代的人看來有一種黑暗、虛無主義的感覺。其中有這樣一個鏡頭，其中的一個角色——一位演員爬到樹上，死神此時來臨看到了這一幕。他問死神：「你是誰？」死神說他就是來找他的。男人說他現在沒有時間，還要去演戲。死神說：「已經取消了，因為死亡已經到來。」是的，你所有的夢想和希望都會因為死亡而宣告無效。
我不清楚伯格曼是否一定在影片中闡釋了什麼特殊的心理學理論，不過他確實提及了上帝的沉默，這在很多人看來是正確的。我認為這部電影確實談到了人類的心理學——人們希望自己能變得更好、與眾不同，認為可以擺脫一切不好的事情。
騎士開始告解，開始告訴神父他下一步想怎麼走。當然了，這裡的神父就是死神。你無法打敗死神，我們每個人都是在與死神對弈——在某種程度上來說也就是希望自己不會得癌症，不會得心臟病，希望這些發生在別人身上，而不是自己身上。我認為很多人都會有這種心理，而這部電影則會讓你找到這種感覺。我是一個積極樂觀的人，這部影片則以其高度透明、主觀的本質讓我更加欣賞當下的生活。
蘇珊•格林菲爾德是一位科學家、作家、廣播員，也是上議院的一名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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