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拿馬文件曝光，中國和西方均榜上有名。但中國封鎖消息的做法，也引發全球對其解決腐敗問題的誠意和能力的質疑。
仿佛是對外界的回應，4月18日中共領導人習近平主持深改組會議，審議通過進一步規範領導幹部家屬經商辦企業行為的試行規定，要求「嚴格界定經商辦企業行為，細化規範程序」。
顯然，在中國轉型的特殊時期、在價值觀和話語權西強中弱的現實下，中共一方面封鎖不利於社會穩定的消息，但另一方面也藉助外部壓力迅速出台更為嚴苛的反腐敗舉措。
解讀反腐
其實，自十八大中共大舉反腐以來，西方主流就極少正面解讀。要麼認為只是內部權斗，要麼認為缺乏透明和監督的一黨制根本不可能解決腐敗問題。美國學者裴敏欣甚至在最新的《美國利益》雜誌上發表封面文章，認為反腐打破了黨內團結，從而會成為中共走向崩潰的原因之一。
不過，中共對此還是信心滿滿，主導反腐的王歧山甚至發出「不信邪」的豪語。應該說，中共的自信也有歷史和現象的依據。比如據透明國際的排名，中國周邊國家如俄羅斯、蒙古、印度、菲律賓、印尼、泰國、烏克蘭等國（更不用說非洲的民主國家了）的腐敗程度均超過中國，但只有中國發起了大規模的反腐敗行動。這種鮮明的對比，西方很少去探究為什麼，更不會質疑為何那些國家不能如同中國一樣去反腐。
Image copyrightXinhua Image caption中共主導反腐的王歧山發出「不信邪」的豪語
首先，大量事實證明，腐敗的產生主要與經濟發展階段有關。從歷史上看，西方各國在工業化時期都出現過大規模的腐敗。
僅以美國為例，十九世紀下半葉 經濟起飛時期的美國也被稱為「盜竊橫行的時代」，政治體制被唯利是圖的企業主和政客所把持。參選各方都需要進行賄賂、舞弊，甚至依賴街頭惡棍威脅選民。政治人物勝選後，立即給予回報。甚至總統的名字也可以借給商人為公司起名，進而用作商業詐騙。
這種共同的歷史現象並不難理解，轉型期缺乏規則，工業化帶來的巨大財富也給腐敗創造了條件。但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腐敗的成本增加，同時再加上法律的完善，腐敗終於被控制到一個社會可以接受的程度——沒有哪個國家可以令腐敗絕跡。
制度與腐敗
這也是為什麼目前和中國處於同一發展階段的許多採用西方制度的國家也都存在嚴重的腐敗，而且多數國家腐敗程度遠遠超過中國。這一點可從德國「透明國際」每年發布的全球廉潔排名中得到驗證。
其次，非民主國家同樣做到了高度廉潔。特別是以華人為主體的國家和地區，都在經濟現代化的基礎之上，成為全球最廉潔的範例。這就是新加坡和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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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自建國以來就是人民行動黨一黨執政，在創造經濟奇蹟的同時，也創造了華人社會的廉潔奇蹟：全球排名第五，亞洲排名第一，遠超英法德美日意等西方已開發國家。
目前，香港也是亞洲最廉潔的地區。比較奇特的是，在綜合條件相似、具有可比性的亞洲四小龍中，沒有完全實行西方民主制度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潔程度卻遠遠超過移植西方民主制度的韓國和台灣。
這裡特別要說一說台灣。在蔣經國時代，台灣是非常廉潔的。反而是民主化之後，台灣的腐敗迅速惡化。從李登輝開始搞黑金，到陳水扁家族親信塌方式腐敗，現在的馬英九雖然個人很廉潔，但其親信官員的腐敗卻屢屢發生。那麼，何以蔣經國強人政治時期可以做到廉潔，到 了民主化時代反而惡化了呢？
腐敗與規模
對中國而言，出現腐敗，是市場經濟條件下社會發展規律的再現而已。而與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的情況下，則有新加坡和香港這樣成功治理腐敗的範例。在這樣的事實面前，中國自然有信心打贏反腐戰。
當然，這不是說中國的反腐敗可以輕而易舉，相反由於文化和規模的原因，中國的腐敗更為複雜，治理難度更高。
看一下德國透明國際的排名，就會發現，在富裕國家（地區）中，國家（地區）規模越小，清廉度越高。比如排名前十五位的丹麥、芬蘭、紐西蘭、 瑞典、新加坡、瑞 士、澳大利亞、挪威、加拿大、荷蘭、冰島、盧森堡、德國、香港、巴貝多。這些國家（地區）人口要麼只有幾萬、幾十萬、幾百萬，過千萬的只有德國和加拿大。
這說明了一個規律，就是規模越大，治理腐敗的成本和難度越高。中國是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超大型國家，而且還處於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所以中國出現大量的腐敗，並不令人意外。儘管如此，需要指出的是，在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中國在「透明國際」排名中是 最廉潔的國家之一，僅次於巴西，由此也可看出中國反腐敗的有效性和打擊的力度。
Image caption美國學者魏德安寫了本專著《雙重悖論》，解讀中國特殊的現象
文化上的原因則要歸於人情社會。人情社會不僅加深了腐敗的程度，而且增加了反腐敗的難度。許多貪官在自述中都提到迫於人情而不得不受賄的心態。關於這一點，如果觀察一下台灣這個號稱唯一一個華人民主社會的地方，或許會有更清楚的認識。根據西方的理論，賄選一般都發生在貧窮國家或地區。但台灣 卻是一個例外：即使台灣早已是發達經濟體，但賄選卻仍然十分普遍和嚴重。這裡面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人情社會這一文化因素。
發展階段、超大規模以及人情社會，加大了中國的腐敗程度和治理的難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中國最終能夠有效治理腐敗，確實是對人類文明的一大貢獻。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中國確實是一個非常獨特的國家，就是腐敗也是如此。西方學者一向認為，腐敗會扭曲市場信號，錯置資源和損害公平，必然導致經濟增長的停滯。30多年來，中國雖然腐敗一度很嚴重，但經濟增長速度卻一直很高。
以至於美國學者魏德安寫了本專著《雙重悖論》，來解讀中國特殊的現象。他的結論也很有趣，中國的腐敗屬於發展性腐敗，而且隨著經濟的發展，腐敗日益商業化，這都對經濟增長產生了刺激作用。而有些國家則是掠奪性腐敗，蠶食了國民經濟。不過魏德安的另一個結論也很重要：由於中國政府的反腐敗措施已發揮一定效力，使腐敗得以控制而不至於對經濟造成毀滅性的破壞。
遏制腐敗
雖然歷史和現實都表明中共能夠反腐敗，但中共究竟憑藉什麼來有效地遏制腐敗？
首要的自然是經濟發展。中國今天人均GDP已經超過8000美元，距人均1萬美元不過2000美元的差距。而1萬美元是公認的成為已開發國家的門檻。依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中國能很快跨過中等收入陷阱，進入工業化國家行列。這是中國成功遏制腐敗的物質基礎。
Image caption中共有自己獨特的反腐敗體制——紀委
其次，中共是一個繼承中國政治優良傳統的政黨。中國政治傳統從精神和價值上是「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之生民非為君，天之生君以 為民」的人民優先論和民本論。與「民本」相緊密聯繫的則是「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天命觀。現代的為人民服務的自我標榜，再加上民本的政治傳統，所以使中共有剷除腐敗的自覺和道德壓力。
美國學者福山在其新著《政治秩序的起源》中對比過中國和俄羅斯政治的不同：「與中國不同的是，俄羅斯最高精英沒有對國民負責的類似道德感。在中國，政治等級越高，政府質量越有改進。但在俄羅斯，它卻變得越糟。當代精英願意借用民族主義，使自己權力合法化，但到最後，好像仍在為己著想」。可謂一語道破中國政治傳統的本質。
當然，在網絡、智慧型手機和經濟全球化時代，這種壓力除了傳統和道德，也和國內外可以有效監督中共息息相關。
再次，中共有自己獨特的反腐敗體制——紀委。雖然按西方的標準看，紀委的角色作用超越司法部門，但從另一個角度則是紀委加司法部門聯手打擊腐敗。這完全取決於從什麼立場來解讀。當然，最根本的還是結果。只要最終中國有效地遏制腐敗，這套獨特的體制就會被全球所認可。
最後自然是完善法治。在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上，依法治國首度成為中共全會的主題。2015年，「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成為中共的理論創新，其中有兩個全面都和反腐敗直接有關：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中共領導人談到反腐敗，都強調以治標贏得制度建立這一治本的時間，實現從不敢腐 到不能腐的轉變。
(責編：歐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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