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逮捕年輕男人，用刀捅他們，打他們，還強姦女人。我們厭倦了像羔羊一樣被屠戮的生活。」這是這個國家人民心被撕裂著的痛苦吶喊。
逃出來的倖存者形容不想再把地獄般的祖國成為家園。
但是，這個不幸的國家卻沒有得到世界的援助，一個聯合國發言人表示，目前募得的賑災基金只能夠滿足需求的1/10。
今年3月份，聯合國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網絡（SDSN）和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共同發布的報告顯示，非洲國家蒲隆地排在戰火紛飛的敘利亞之後，成為世界上最不幸福的國家。這裡有不可調和而悠久的種族仇殺歷史，民不聊生。以下為《衛報》在這個國家發回的實地報道。
尼亞如古蘇難民營的兒童區。圖片來源：Griff Tapper/IRC
Thierry想要說些什麼，但一想到父親哀嚎著乞求蒙面男子能放他一命，最終卻還是被活活砍死，這股血淚記憶洪流讓他哽咽到說不出話來。他的身體縮成一團，坐在一把潮濕的木椅上凍得瑟瑟發抖，顯得極其無助。他已經來到了塔桑尼亞，但與地獄僅有數千米之隔。兩小時前，他還把河對岸的那個國家稱為家園。
「蒲隆地已經血流成河，這就是那裡的真實情況。」這個年輕的父親捲起了褲腿和袖管，向我們展示了他的刀傷和劃痕，這些傷口和他的悲傷一樣鮮活。他要求我們使用化名來保護仍在蒲隆地的家人。27歲的他成了一個難民，事實上，他所遭遇的這場危機已經迫使25萬人走上逃亡之路。這個地區正面臨著種族屠殺的威脅。逃亡者的故事裡充斥著折磨、攻擊、劫持以及謀殺這樣的字眼。
「我想要忘記蒲隆地的一切，甚至是我們的名字。」一名年輕男子帶著他16歲的姐妹在穿過界河達到安全地帶的難民登記站後癱坐著。她的姐妹被人強姦後懷上了孩子。他們的另一個姐妹在去年命喪政府軍槍口下。
倖存者們警告稱，因為暴力事件不斷增長以及反對派武裝在鄰國受訓的傳言四起，蒲隆地政府害怕失去對國家的控制，轉而大肆宣揚惡毒的種族主義。蒲隆地過去的內戰以及鄰國盧安達的種族屠殺都肇始於這樣的種族宣傳。
然而，世界似乎根本沒有注意到蒲隆地。國際社會並不急於制止蒲隆地的分崩離析，援助組織也表示，國際社會甚至沒有多少興趣為遇難者提供食物和帳篷。
「我們的國家處於戰爭的邊緣，我們感覺被世界遺忘。」Genevieve Kanyange是執政黨的高級別叛逃者，在潛逃前的數周中，他四處藏匿。「如果我們不能及時得到幫助，那麼一切都晚了。」
去年，癖性乖張的總統恩庫倫齊扎（Pierre Nkurunziza）宣布將不顧憲法規定，競選第三任總統。恩庫倫齊扎曾擔任過體育老師、民兵指揮官，同時也是一個虔誠的「重生」基督教徒。在他宣布這一消息後，蒲隆地國內開始出現暴力事件。
此事還誘發了一場失敗的政變、大規模的抗議以及暴力鎮壓。最終，暴力成了蒲隆地的常態。地區援助機構數據顯示，2016年，平均每天有超過100個蒲隆地人穿過邊境前往坦尚尼亞。
截至去年年底，已經有大約25萬蒲隆地人流亡在坦尚尼亞、盧安達、烏干達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內。難民營里人滿為患、食物短缺。一個聯合國發言人表示，目前募得的賑災基金只能夠滿足需求的1/10。
去年12月，首都布瓊布拉Nyakabiga區街頭，男人們抬著一具屍體。圖片來源：STR/AP
很多難民在晚上出逃，穿過荊棘叢和樹林，為的是避免被民兵追捕。如果被抓到，他們會被定性為叛國者。個別人會被處以警告然後遣返，但絕大多數人會遭到攻擊並被殺害。
「他們拿走我們的錢，打我們，然後問：『你難道不支持總統嗎？』」30歲的Kigeme Kabibi是五個孩子的母親，她第一次嘗試逃跑是在丈夫被槍打死之後。和幾乎所有的蒲隆地難民一樣，她害怕遭到報復，要求外國媒體使用化名。第二次逃亡時，她避開了大路，成功地逃到了坦尚尼亞。
政府的意圖很明顯：如果蒲隆地通過嚴格把控邊境從而遏制難民危機，那麼已經混亂不堪的國際社會很可能會忽略蒲隆地。蒲隆地政府對於邊境的管控如此嚴苛，以致於數以萬計手無縛雞之力的國民只能選擇躲起來，或是露宿在森林中，或是躲在朋友家中，而不會選擇冒風險穿越邊境。
對於那些已經穿越邊境的蒲隆地人，坦尚尼亞政府也只能提供最基礎的保護。資金的短缺以及新難民源源不斷的到來讓難民營人滿為患，食物配給甚至無法保證難民一天吃上一頓，女性和兒童性侵事件也時有發生。
Fabian Simbila是一個醫護工作者，他在一個狹小的邊境登記哨亭內遇到了Thierry和他的家人。他能夠呼叫醫療緊急服務並為難民提供毛毯來禦寒，但卻無法給這些家庭提供食物，他們大多空著肚子走了數天。「他們到達的時候是晚上，直到在第二天到達官方難民營後才吃上東西。這讓人感到為難，你感覺很對不起他們。但我能夠做什麼？」他說。每天都有數十個難民到達邊哨站，他微薄的收入無法為所有人提供口糧。
尼亞如古蘇紅十字會女性中心裡的女性難民。圖片來源：Griff Tapper/IRC
對於某些人來說，在坦尚尼亞忍飢挨餓也好過在家裡惶惶不得終日。「我今天或許可以重新睡上好覺了。」21歲的Jacques是一位農民，他和父母從邊境省份魯伊吉的一個村莊逃亡出來。他已經超過24小時沒有進食了，但他表示，他的家人都不在意。
「我不想再經歷小時候看到過的事。」他指的是蒲隆地曠日持久的內戰，戰爭直到2005年停止，「他們逮捕年輕男人，用刀捅他們，打他們，還強姦女人。我們厭倦了像羔羊一樣被屠戮的生活。另外，我的父親年事已高，他央求我們現在就離開，因為如果危機來勢洶湧，他可能沒辦法逃。」
以Jacques為代表的農村難民講述的故事至關重要，因為蒲隆地的農村地區如此貧窮、與世隔絕，以至於活動人士經常對那裡發生的暴力事件認知不足。律師Lambert Nigarura表示，在蒲隆地首都布瓊布拉以及其他主要城鎮中，不少同情人士使用智慧型手機偷偷發送殺戮和人員消失的信息，即使他們本身也因此面臨著巨大的性命危險。
在蒲隆地這個世界上最貧窮國家的鄉村中，鮮有手機、網絡可供活動人士使用，這也就意味著他們若想發布暴力事件的信息必須藉助更加老式且風險更高的渠道。「在偏遠的鄉村，信息更難發布；這些暴力事件無法得到鏡頭的聚焦。」Nigarura在一封信中回憶了一系列虐待事件，「我們只在某些地區擁有觀察員，因此當那些派駐了觀察員的地方出事的時候，我們能夠知情。但如果是在其他的地方，我們就無從了解情況。」
鄉民也無從得知國家危機的程度。電視在城市以外的地區很稀罕，而政府也在去年5月查封了全國所有的獨立電台。最受歡迎的電台——Publique Africaine甚至遭到了火箭的襲擊。僅存的國家電台也只起到為當局宣傳的作用而不是傳播信息。
「在農村，人們被殺戮，但你卻無法從電台上聽到信息。」在一名男性親屬被劫持的當晚，54歲的Fabrice決定帶著自己的妻子和12個孩子離開。在他們給當地監獄和警局去電卻得到該親屬不在那裡的回覆後，他們再也沒想著能夠見到他。
然而，當村莊逐漸人去樓空，這家人的出走計劃一再延期，因為——如同難民營的絕大多數人一樣——他們覺得這是一條不歸路。「一旦知道我們在難民營，他們會奪走我們的田地。」Fabrice補充道，「我們永遠都回不去。」
援助機構也表達了和Fabrice一樣的擔憂，他們估計在未來的許多年裡都要照顧這些蒲隆地難民，即使蒲隆地國內的暴力能夠在數月內平息。「我對回到蒲隆地不抱任何希望，也沒有慾望回去。這是一段難熬的長期流浪。」國際救援委員會主席戴維·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說，「我認為我們應該為最壞的情況做打算，這將是一場持續多年的危機，難民將不停地到來。」
他在參觀了尼亞如古蘇（Nyarugusu）難民營後發表了這番言論，尼亞如古蘇難民營已經是世界上第三大的難民中心，在這座遍布雜亂棚屋的城鎮里生活著15萬餘個難民。
蒲隆地難民聆聽著坦尚尼亞總理Kassim Majaliwa在坦尚尼亞基戈馬Nduta難民營中的講話。圖片來源：STR/AP
稍許幸運一些的逃亡者帶著錢或是有親戚能接納他們，這些人絕大多數都去到了盧安達首都基加利。記者、活動人士以及政客聚集在那裡，從蒲隆地難民那裡收集消息，討論著如何提高這場危機的關注度，從而結束暴力。
很多人都擔憂蒲隆地國內的軍事形勢惡化，並認為外國和平人士是蒲隆地避免發生戰爭的最大希望。但難民營里的難民和無組織的逃亡者心中的怒火正愈燃愈烈，悲傷的倖存者想要拿起槍殺回蒲隆地。「我希望我能夠回去戰鬥，但我不知道去那裡參軍。」這名逃亡者化名Billy Ndiyo，以保護仍在國內的家人，他在政府監獄中遭到了無情的折磨。
在危機發生前，Ndiyo一直是一名司機。蒲隆地國內的經濟動盪讓他失去了工作。去年夏天，他上街買麵包的時候被民兵包圍了。他從未參與過政治活動，他認為自己被捕僅僅因為他是一個生活在反對派勢力盤踞街區的年輕男性。
他被帶到了一個軍事基地後面的一棟別墅中，活動人士知道這裡被當成一所監獄。戴上手銬的Ndiyo被民兵狠揍，還被刺刀劃傷了臉。「他拿起刀，捅到我眼睛下方，喊道：『你好大的膽子，竟然敢看我』。我舉起手試圖止血，然後他又用刀捅我的手，接著他又用刀砍了我的頭和另一隻手。到處都是血，最後一刀讓我失去了意識。」
他來到了一間侷促的囚室中，那裡已經有八個驚魂未定的囚徒，幾個來自他生活街區的熟人告訴他，他不可能活著出去。他很快知道了原因。「晚上民兵帶走了兩個囚徒。民兵告訴他們：『過來，我們找到了一個適合你的地方。』從此再沒有人見過他們。隔天晚上當民兵帶走另一個囚徒的時候，他哭著試圖反抗，於是民兵們就開始在我們的面前捅他。」
Ndiyo很幸運，一個富有的近親保釋了他，並把他徑直送到了邊境附近。他覺得，他的獄友們肯定都死了。
我們很難核實難民的說辭，因為蒲隆地國內局勢依然動盪，蒲隆地政府也拒絕給我們簽證。但由蒲隆地不同地區人民講述的故事向我們展現了暴力、酷刑以及行兇者的諸多細節。
蒲隆地難民需要走上數小時到尼亞如古蘇難民營外拾柴。圖片來源： Griff Tapper
許多被關押在政府監獄裡的蒲隆地人表示他們是在街上被安全部隊和民兵逮捕的。這些軍事力量宣稱是在抓反叛者。這些突擊檢查越來越頻繁以至於很多地方的年輕男性一連數周躲在家中。
另一個日常的暴力行為就是突闖民宅，他們經常以尋找非法武器為藉口。「他們徑直闖進你的家，認為你是另一政黨成員，然後說他們正在尋找槍枝。即使沒有找到任何武器，他們也會把人帶走，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Fabrice說。
那些殺死Thierry父親的士兵認為他的父親是叛軍集團的一員，然而在這麼多年的動盪歲月里，這個老人從沒有拿起過槍枝。「我的父親在乞求他們，『我沒有持槍。即使你把你的槍給我，我也不知道該如何使用』。」
除了用刺刀捅，安全部隊還想出了各種酷刑。據一些倖存者回憶，民兵用一根細線將一桶水綁在男性的陰莖上，逼迫他們站起蹲下，他們的生殖器被重物拉得變形。
布瓊布拉街頭的一名士兵正在巡邏。圖片來源：Griff Tapper/IRC
許多暴行的執行者都戴著面具、隱去了姓名。但有一個團體反覆出現在這些抓人、作姦犯科的故事中，它就是令人畏懼的執政黨青年羽翼——Imbonerakure。這個名字在基隆迪語中的意思是「那些高瞻遠矚的人」，他們和執政黨一樣是從解散的民兵組織中發展起來的。批評人士認為它們從未擺脫戰爭心態，儘管政府堅稱他們只是一個政治團體。
他們同樣也被報道參與了種族衝突。蒲隆地與盧安達相鄰，與後者的種族構成也很相似。由1994年盧安達種族大屠殺帶來的恥辱和恐懼陰霾至今仍未消弭。和盧安達一樣，蒲隆地的胡圖族和圖西族之間也爆發過慘烈的種族滅絕戰爭。
2005年，一份精心擬定的和平協議終結了蒲隆地最近的一場戰爭，也緩解了國內的緊張局勢，在軍隊、政府甚至國有企業中實現了種族平衡。Imbonerakure這樣的團體居於官方權力結構之外，卻也削弱著官方權力結構的基礎。
軍隊業已分裂。上月，一個與恩庫倫齊扎關係密切的高級軍官在軍隊總部宣讀告示時遭到槍擊身亡。
「軍隊的異見者和忠誠者之間在互相殺戮。這除了表明蒲隆地局勢相當危險之外還能表明什麼？」國際危機組織（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的中非問題專家Richard Moncrieff說，「如果我們回顧蒲隆地的歷史，我們會發現這個國家發生大規模暴力事件的風險相當高。」
隨著政府鼓吹仇恨，蒲隆地面臨著墜入種族屠殺深淵的風險，而軍隊內部的爭鬥也將把整個國家拖入全面內戰的泥淖。
「我認為政府正試圖將問題轉變為種族矛盾。我們稱之為『自上而下的種族主義』。」Moncrieff說，「這個政府正在對它的人民進行洗腦，我們很難判斷蒲隆地的未來將走向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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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6世紀，蒲隆地形成封建王國。隨後它相繼被德國和比利時殖民。
20世紀60年代，蒲隆地在國王Mwanbutsa四世的帶領下正式獨立，3年後，胡圖人在議會選舉中獲得大多數席位，國王Mwanbutsa四世拒絕任命一個胡圖族總理。1966年，軍官Michel Micombero武裝奪權。
1972年，胡圖族起義後，政府軍在南部屠殺了10萬餘人。Micombero在一場軍事政變中被趕下台。
1987年，Pierre Buyoya通過另一場軍事政變上台執政。一年後，數萬胡圖人被圖西人屠殺。更多的胡圖人逃到了盧安達。
1993年，一個親胡圖政府在選舉後上台。10月，圖西族士兵刺殺了總統，一場奪走30萬人生命的種族戰爭正是拉開了帷幕。
1994年，胡圖族總統Cyprien Ntaryamira上台，兩月後，他和盧安達總統Juvénal Habyarimana乘坐的飛機被擊落，此事也成了盧安達大屠殺的導火索。
2000年，阿魯沙和平協議生效，這也成了蒲隆地權力分配原則的基礎性文件，儘管戰爭依然在此後持續了數年。
2005年，恩庫倫齊扎被選為總統。2010年，在各反對黨的杯葛下，他贏下了選舉。2015年，他認為自己在總統位上不尋常的表現讓他能夠枉顧憲法繼續當選新一屆總統。
2015年，反對派政變失敗後，恩庫倫齊扎以70%的選票贏得了第三次選舉。一場暴力、謀殺、恐嚇的運動引發了區域性的難民危機，對經濟造成了毀滅性打擊也孤立了蒲隆地。
2016年，國際社會加快了制止危機的步伐，但成效甚微。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訪問了蒲隆地，歐盟停撥救濟款，英國、歐盟國家以及美國對一些蒲隆地高級官員進行了制裁。非盟正在考慮派遣維和部隊。
（翻譯：韓宏；編輯：陳昇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