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不滅，中國必亡！」魯迅先生曾經發出過這樣的吶喊聲。事實上，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包括錢玄同、胡適在內的一批學者都曾力主應該廢除漢字。
這些知識分子發出這樣的聲音，是因為他們認為中國的貧弱，很可能問題的根源在於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傳統。錢玄同曾經在一封寫給胡適信中道：「欲使中國不亡，欲使中國民族為二十世紀文明之民族，必須廢孔學、滅道教為根本之解決。而廢記載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之漢文，尤為根本解決之根本。」
當年廢除廢除漢字的主張今日已無人再提，但一篇名為《改造國文教育，從廢除拼音開始》的卻又再次掀起波瀾。
這篇文章的作者秋風，是現代「新儒學」的研究者。他說與西方文字的語音中心不同，中國文字是文字中心的，這一偉大傳統使中國文字不隨語音而變，中國文化的根基由此而定。
秋風認為，人人爭造拼音文字系統，又發明所謂語法，這對中國文化的傳承、弘揚，貽害無窮。怎麼辦？自然是要「重構國文教育體系」，首當其衝的第一件事，就是「廢除拼音」。
然而，漢語不是一成不變的系統，一味忽略漢語拼音在普及語文教育、塑造新國民中的積極作用，實則是忽略了漢語本身的發展歷史。如果說，「廢除漢字」是激進的反傳統，那麼秋風的「廢除拼音」則可以說是激進的「反現代」了。
拼音是否必要？
秋風先生「廢除拼音」的最直接的理由是：拼音其實無用，不過是「贅疣」。古人無拼音，照樣讀書識字，中國孩子學了拼音再學識字，多此一舉，浪費時間，耽誤學習，還降低學習效果。這個理由實在是既不新鮮也不有趣。無拼音識字和藉助拼音識字，其中有難易之分，正是為了更方便地普及教育，這才有使用這套簡易方便的拼音方案的必要，否則，難道用傳統音韻學的直音法和反切法不成？
傳統音韻學採用的注音反切表，因注音方法極複雜難以普及
事實上，是否有必要藉助拼音來掃盲識字的疑問，1950年代新中國推行漢語拼音方案時就已提出。其時有人將拼音方案譏諷為「背在背上的拐杖」，而推行和參與語言文字改革的周恩來、吳玉章、周有光等就已解答。
1958年，周恩來發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的講話，其中說：「我看應該承認: 漢字是難讀難寫的, 因而也就難記。現在我們一方面簡化漢字的筆畫，另一方面給它註上拼音，目的在於減少漢字讀和寫的困難，讓它容易為廣大群眾掌握。」周恩來一併列舉了拼音的幾大用處：為漢字注音便於學習，拼寫普通話規範語音，作為各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幫助外國人學漢語以促進國際文化交流。
而當時山東、河北、江蘇三省的拼音掃盲試點也已證明，拼音簡單易學、節省教學時間、提高教學效果、便於自學、能有效鞏固掃盲效果；吳玉章就觀察到，群眾認同拼音的功效，視其為「不說話的老師」，故周有光將拼音稱為「文化革命的新武器。」
細察之下，作為「新儒家」代表人物而非現代漢語專家，秋風先生大張旗鼓地主張廢除拼音，技術性理由恐怕只是枝節問題。重點在如下幾句：他以為「人人爭造拼音文字系統」的最大問題是「對中國文化之傳承、弘揚，貽害無窮。」何以如此？因為拼音的使用悖逆中國的「文字中心」的傳統，是「誤入西方語音中心主義歧途的產物」，體現了中國對西方文明的盲目崇拜，故而秋風先生才會呼籲，「今天，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中國人有了文明自覺，可以預料，中國文字絕不可能拼音化了。」看來，秋風先生如此討厭拼音，意欲廢除而後快，其根本原因正在此。然而，拼音方案竟然到了事關中國文化傳承和文明自覺的地步，這又從何說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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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漢字」：拼音化運動的激進理念
要論廢除拼音，不如先簡單考察一下為何要推行漢語拼音。漢語拼音化運動起源於清末，1892年盧贛章出版《一目了然初階》，創造了「中國第一快切音新字」，被稱為是「中華首創音字之元祖」。自此而後，近百年的漢語拼音化運動拉開帷幕，歷經世界語運動、國語羅馬字運動、拉丁化新文字運動，而有今天的局面。在歷次漢語拼音化運動中，對中國文字的批判和否定不絕於耳，甚至直接延伸至對中國文化的批判。
最初的清末切音字運動，受教育救國論的影響，要求改良文字來開啟民智，以救國圖強，其原因，在於「文字之易難，智愚強弱之所由分也」，而中國漢字繁難，「文網之密，字學之繁，實為致弱之基。」故而有人宣稱：「今日欲救中國，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識之字不可；欲為易識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
對「漢字繁難」的認識到了世界語運動中，進一步變成了「漢字野蠻論」，例如吳稚暉就說，「中國略有野蠻之符號，中國尚未有文字」，因而要鼓吹「中國文字，遲早必廢」，「廢除漢字」之後如何？「改用萬國新語」，即世界語。
世界語作為一種旨在消除國際交往中的語言障礙而創設的、蘊含著世界大同想像的人造語，因其書寫形式採用拉丁字母，語音和書寫完全一致，自傳入中國，即深受國人青睞。而此時，伴隨著對漢字的批判，初步發展出了從象形、表意到拼音文字的進化論迷思，在這種進化論中，拼音文字是中國文字的最終歸宿。
錢玄同，（1887年-1939），原名錢夏，五四運動前夕改名玄同。新文化運動中主張廢除漢字。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鋒們最終直截了當地點明了拼音化運動、廢除漢字與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1918年，錢玄同在《新青年》發表《中國今後之文字問題》，其中言及：「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何以如此呢？「二千年來用漢字寫的書籍，無論那一部，打開一看，不到半頁，必有發昏做夢的話。」 「中國文字，自來即專用於發揮孔門學說及道教妖言故。」 「此種文字，斷斷不能適用於二十世紀之新時代。」廢了漢字如何？答曰：代之以「文法簡賅、發音整齊、語根精良之人為的文字ESPERANTO（即世界語）。」
錢玄同之所以主張激烈，其根本訴求，是要借「廢漢字」的主張來徹底批判傳統文化，以作為開創新文化的起始和根本。這一訴求得到了新青年同仁的認同，例如陳獨秀在回複錢玄同時即言：「然中國文字，既難傳載新事新理，且為腐毒思想之巢窟，廢之誠不足惜」。胡適也是「極贊成」「先廢漢文，且存漢語，而改用羅馬字母書之」的辦法，他甚至連步驟都想好了，「先用白話文字來代文言的文字，然後把白話的文字變成拼音的文字。」
自此而後，漢語拼音化運動的理論根據和文化想像中便始終蘊含著一種替代漢字的激進訴求，在這種激進訴求和想像的背後，是開創一種不同於傳統的現代文化的渴望。從清末切音字運動直到新中國的文字改革和拼音方案的出台，拼音化運動始終與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密切相關，對於這種建構而言，推行言文一致、塑造有文化的新國民，開創新文化，始終是其目標。
反傳統還是反現代？
秋風先生所耿耿於懷之處，恐怕就在於拼音方案背後的這種歷史-文化內涵。這種歷史-文化內涵的敏感之處就是：為了創建新的民族-國家和新的、現代的文化，必須「廢漢字」、反傳統。
然而，1950年代新中國推行語言文字改革、制定漢語拼音方案時，其主要目標，仍然是工具性的和實用性的，即在於掃盲識字、規範語音。蘊藏於漢語拼音化運動中的激進訴求如果不是徹底消失了，也是被有效地擱置了。
1958年周恩來表示：「漢語拼音方案是用來為漢字注音和推廣普通話的，它並不是用來代替漢字的拼音文字。」至於漢字的前途，是「千秋萬歲永遠不變」，還是最終「被拼音文字代替」，「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忙作出結論。」
很顯然，現今漢語拼音早已經徹底工具化，已經褪去了替代漢字的激進訴求。如著名語文學家胡明揚針對新中國的漢語拼音方案所言的：「漢語拼音方案儘管最初是作為文字方案設計的，但是只考慮了語音原則，完全沒有考慮作為一種書面語必須考慮的詞語原則和歷史原則，因此就沒有傳遞足夠的語言信息，也就難以成為一種實用的文字，而只是一種注音字母或者說音標。」
換言之，漢語拼音當今更多是作為識字的輔助工具，作為「正音的工具」即推動「語音規範化」的工具而存在，那種必然會以拼音取代文字的進化論迷思早已從人們的一般意識中清除了。如此一來，拼音的使用，也就談不上是對「文」的否定。因此，秋風先生對目前所普遍採用的拼音方案的意見，實在是針對了一個已然消失的靶子。
當今語文基礎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漢語拼音表
秋風先生無視了漢語拼音方案在普及教育、塑造新國民的巨大歷史意義，也無視了其在當代漢語教育中仍然有效行使功能的角色，卻指責拼音方案的推行是誤入西方語音中心的歧途，是文明不自覺的表現。這未免過度敏感了。
有趣的是，秋風先生竟然引德希達的語音中心論，來構造「中國文字中心」與「西方語音中心」的對立，並與其它意識形態性的二元對立綁定在一起：非拼音與拼音，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
在他的意見里，這些全部都是兩極對立、非此即彼、不可通融的。這種邏輯就導致了：因為中國是文字中心的，所以現代語言學引用語音中心的拼音，就是顛倒錯亂。但德希達所做的，恰恰是要解構中心性，解構二元對立，以開放多樣性。秋風先生借用德希達來批判語音中心和漢語拼音，建構的卻是「中國文字中心」，就這種中心性而言，不同樣是德希達所要批判的嗎？
此外，秋風先生雖然在文中斥責胡適「荒唐至極」，但他自己的態度卻好像還是五四式的。廢除拼音，很容易讓我們聯想到廢除漢字的錢玄同。如果五四精神的問題之一是「激進反傳統」，那麼秋風先生則是「激進反現代」了。這種歷史的反轉和顛倒，倒是值得玩味。
更值得玩味的是，秋風先生的意見還讓我們想起他在五四運動九十周年之際對五四的批評：「如此大全盤反傳統，結果得到了什麼？是一浪高過一浪的思想激進化與政治激進化」，「不尊重傳統的人，怎麼可能有未來？因為他連自己是什麼、在哪兒都不知道。」
而秋風先生廢除拼音的意見，不只是相當激進化，也似乎讓他自己脫離了自己之所是、自己之所在，卻置身在一種凝固不變的傳統想像中來批判現實，批判這一活著的、綿延至今並構造著我們、賦予我們之所是、定義我們之所在的「現代傳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