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的個人生活太空虛，而他的政治生活從一開始就是「要麼一切，要麼什麼也沒有」。隨時準備自殺的心態，一直伴隨著他的政治生涯。最後，他還想把德國，被戰爭殘留下來的那部分，一起帶向死亡。
關於希特勒的一切依然能吸引世人的眼光，而有關他的是非曲直仍然有待解讀：他是如何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頹廢藝術家一躍而成為「才華橫溢」的政治家的？他上台之後在德國創造了怎樣的成就而使德國人為之瘋狂？他的外交成功是必然的還是偶然的？他的極端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政治思想錯在哪裡？他的政治決策又是如何與其政治目標背道而馳的？「紐倫堡審判」對希特勒的戰爭罪指控是否是他的真正罪行？他是在德國人的心目中是至高無上的「元首」還是叛國者？
《解讀希特勒》（譯林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是一部歷史散文領域的傑作，其最大特點就是突破了編年體的局限，從生涯、成就、成功、錯誤、失策、罪行、背叛等方面，對希特勒作了客觀深度的剖析，讓人們更清楚地看到了希特勒背叛德國及反人類的本質。
以下文字摘自該書第一章：生涯。
作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譯者：景德祥
阿道夫·希特勒的父親，一生走的是上坡路。作為一個女用人的私生子，他力爭上遊當上了一個地位較高的官員；他死時很受人尊敬。
阿道夫·希特勒從一開始就走下坡路。他沒有完成實驗中學的學業，未能通過藝術學院的錄取考試，從十八歲到二十五歲，先在維也納，然後在慕尼黑，他過著一個提前退休者與波西米亞式藝術家的生活，既沒有職業，也沒有職業目標。他依靠孤兒撫恤金與偶爾的賣畫所得維持生計。1914年戰爭爆發時，他自願到巴伐利亞軍隊報名參戰。隨後是四年的前線兵役。在這四年中，他作戰勇敢，獲得了一級和二級鐵十字勳章，但因缺乏指揮才能，未能獲得二等兵以上的軍銜。戰爭結束時，他正在後方的一家軍事醫院養傷。戰爭結束後，他當了一年的「兵營居民」。職業計劃與前景，他依然沒有。他當時已經三十歲了。
在這個年齡，他參加了一個極右小黨，很快就在其中扮演主要角色，隨之開始了最終使其成為一個歷史人物的政治生涯。
希特勒生於1889年4月20日，卒於1945年4月30日，活了幾乎正好五十六年，比一般人的壽命要短一些。在前三十年與後二十六年之間，似乎存在著一條無法解釋的鴻溝。在前三十年里，他是一個古怪的失敗者；之後幾乎立刻成為一個地方政治名人，到最後，整個世界政治都圍著他轉。如何解釋與彌合這條鴻溝呢？
這一鴻溝使得人們作出了許多觀察與解釋，但它更多是表面的，不完全真實的。不僅僅因為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個十年是支離破碎的，也不僅僅因為希特勒作為政治家最終還是被證實為（當然是最大級別的）失敗者，而且首先因為希特勒的個人生活，在其下半生即在其公共生活階段仍然是內容貧乏，可憐巴巴；而與此相反，他內心的政治生活，仔細看來，在其表面上毫無意義的前半生，就已經有許多為後來所有一切作準備的不同尋常之處。
希特勒一生的分界線，不是橫向的，而是縱向的。不能說1919年以前是軟弱與失敗，1920年以後則是力量與成就；而應該說前後都一樣，一方面是非常激烈的政治生活與經歷，另一方面是非常貧乏的個人生活。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古怪浪漫藝術家，就像一個頭等政治家那樣融入了當時的政治生活，而後來的領袖與總理的個人生活，仍是一個成名藝術家的個人生活。此人一生的決定性標誌就是其單調性。
許多傳記在其傳主的名字下面用「他的生活與他的時代」之類的副標題，其中的「與」所起的作用更多的是隔離，而不是聯結。傳記的章節與時代的章節相互交替；偉大的個人赫然顯現在大幅勾畫的時代背景前，他既有別於後者，又介入後者。希特勒的一生不能這樣描述。所有要素都與時代的歷史融為一體，它就是時代史。年輕的希特勒在反思時代史，中年的希特勒仍在反思它，但已經介入；晚期的希特勒則在決定著時代史。先是歷史創造了他，然後是他創造了歷史。這值得探討。希特勒生活的其他內容，基本上是空缺，1919年以前與以後都一樣。簡言之：
在他的生活中——無論是「前一段」還是「後一段」——缺少所有在一般情況下能賦予人生深沉、溫暖、尊嚴的東西，譬如教育、職業、友情與愛情、結婚、養育子女。希特勒的一生，除了政治與政治熱情，是一個沒有內容的生活。所以，他的生命雖然未必是不幸福的，但卻是輕飄飄的、無根基的且可隨意拋棄的。隨時準備自殺的心態，也一直伴隨著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最後，理所當然的，他自殺了。
眾所周知，希特勒沒有結婚，也沒有孩子（近來有人說，希特勒在1917年曾與一個法國女人有過一個私生子。即便真是如此，他也沒有見到這個孩子。希特勒的一生缺乏做父親的經歷）。愛情在其一生中的角色也出乎尋常地渺小。他的一生中有過幾個女人，不多；他不把她們當回事，沒有使她們幸福。愛娃·布勞恩因為受不了他的冷落與經常性的侮辱（「他只因一定的目的需要我」）兩次試圖自殺。她的前任、希特勒的外甥女格莉·勞巴爾真的自殺了——可能是出於同一原因。無論實情如何，希特勒當時正在做競選旅行，而她的死迫使他中斷了這件對他來說更為重要的事情，而這也是唯一的一次。希特勒很懷念她，但也用人替代了她。這件悲哀的事情，便是希特勒一生中最接近偉大愛情的事情了。
希特勒沒有朋友。他喜歡與他的下屬（如司機、保鏢、秘書）一連好幾個小時坐在一起，而只有他一個人說話。他在這種「司機聚會」中放鬆自己。對真正的友情他終身拒絕。他與戈林、戈培爾、希姆萊這些男人的關係，一直是冷冰冰的。他的追隨者中唯一與他在早期稱兄道弟的羅姆，讓他槍殺了。當然，主要是因為羅姆在政治上礙手礙腳。總之，兄弟情義未能讓希特勒槍下留情。考慮到希特勒對親密關係的普遍恐懼，我們簡直可以懷疑，對於希特勒來說，羅姆已經過期的友情要求反倒是一個額外的除掉他的動機。
還剩下教育與職業兩點。希特勒沒有受過系統的文化教育；只上過幾年實驗學校，成績很糟糕。不過，在其遊蕩的歲月中，他閱讀了很多東西，但按其自己所說的，只是吸收了其中他自認為早已知道的知識。在政治領域，希特勒的知識近乎一個讀報迷。他真正過硬的只是在軍事與軍事技術方面。在這方面，前線戰場上的作戰經驗，使他能夠將書面知識有批判地消化吸收。這聽起來很奇怪，但前線的經歷大概是他唯一的受教育經歷。除此以外，他一輩子都是個典型的半瓶子醋——一個總自認為比別人知道得多，而且到處兜售其所閱讀到的半生不熟的或以訛傳訛的知識，最喜歡在一群無知的公眾面前炫耀。他在領袖總部的桌邊談話，記錄了他那不光彩的知識缺陷。
希特勒從未有過一個職業，也沒有尋求過一個職業。恰恰相反，當他本來有時間從事一個職業的時候，他簡直是故意避開了。與他對婚姻與親密關係的恐懼一樣，他對職業的恐懼是他的一個引人注目的特徵。我們也不能把稱他為一個職業政治家。政治是他的生命，不是他的職業。在他從政的早期，他曾稱其職業為畫家、作家、商人與宣傳員；後來他只是一個不向任何人負責的領袖，先是黨的領袖，最後是那個絕對的「元首」。他擔任的第一個職位是國家總理；從專業的角度來看，他是一個奇怪的總理，他想走就走，看不看文件、怎麼看、什麼時候看，都隨他。他不定時召開內閣會議，1938年以後乾脆根本不開了。他的政治工作方式，不像一個最高官員，而像一個自由自在的、獨立就業的藝術家。他等待著靈感的到來，一連幾天、幾個星期，似乎是在偷懶，但當靈感到來的時候，便突然急急忙忙地投入行動。在他生命的最後四年，希特勒第一次從事一個定時的工作，即當軍隊最高統帥。這時，他不能躲開一日兩次的軍事會議；而這時他的靈感就越來越少了。
或許有人會說，私人生活的空虛，對於完全獻身於一個自我確定的偉大目標、擁有創造歷史雄心的男人來說，並不罕見。錯了。世界歷史上的確有幾個男人，出於不同的原因，可以與希特勒相比，但是他都比不上他們。他們是拿破崙、俾斯麥、列寧。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包括拿破崙在內，最後像希特勒那樣一敗塗地；這是他不能與他們相提並論的主要原因，但這一點我們暫且不談。我們在這裡想指出的是，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像希特勒那樣只是一個政治家，而在其他方面是個零。他們都接受過較高的教育，在他們進入政治與歷史以前，都有過一段成功的職業經歷：拿破崙當過將軍，俾斯麥當過外交官，列寧當過律師。他們都結婚了，只有列寧沒有孩子。他們都曾有過幸福的愛情：拿破崙有約瑟芬·博阿爾內，俾斯麥有卡塔林娜·歐羅夫，列寧有伊涅薩·阿爾曼德。這賦予這些偉人人情味；沒有完整的人情味，他們的偉大就有所缺憾；而希特勒就有所缺憾。
他還有一個缺憾。在我們涉及希特勒生活中值得研究的部分之前，我們還必須略微提及，在希特勒那裡，沒有性格與個人素質的發展與成熟。他的性格早就成型了（或許更恰當地說，是停止了），而且一直驚人地一成不變，沒有新發展。這不是一個親和的性格。如果我們不把他那有時像膽怯一樣的交往恐懼看成一個和藹可親的特徵的話，他就沒有一點柔和的、可愛的、和藹的地方。他的積極的性格特徵，如意志力、大膽、勇敢、毅力，都是屬於「強硬」面的。他的消極性格特徵更是如此：肆無忌憚、耿耿於懷、背信棄義、殘酷。另外，這也是一開始就是如此，他完全缺乏自我批評的能力。希特勒的一生非常自負，自始自終傾向於高估自我。史達林把對他的個人崇拜當作政治工具，但他自己並沒有因此昏頭。希特勒不僅僅是「希特勒崇拜」的對象，而且是其最早的、最持久的、最熱烈的信仰者。
年輕時的希特勒
到這裡，我們已經講了足夠多的希特勒個人及其內容貧乏的身世，讓我們轉向他確實值得觀察且與其個人生活不同的、不乏發展與上升的政治生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早在其公開登台之前就已經開始，它經歷了七個階梯或飛躍。
1. 早年便專心政治，把政治當作生活的替代。
2. 第一個（還是私人的）政治行動： 從奧地利移民到德國。
3. 決定當政治家。
4. 發現自己作為大眾演講者的魅力。
5. 決定當領袖。
6. 決定在其有生之年完成其政治時間計劃（這也是發動戰爭的決定）。
7. 決定自殺。
最後兩個決定有別於前面的幾個決定，因為它們是孤獨的決定。其他決定的主觀因素與客觀因素難以分開。它們是希特勒的決定，但就像一陣風鼓起一扇風帆那樣，時代精神或時代氛圍每次在希特勒身上或通過希特勒都在發揮作用。
希特勒十八九歲時萌發的對政治的狂熱興趣，就與時代氛圍相吻合，或者說是來源於時代氛圍。當時，希特勒當藝術家的雄心失敗了，但他把其雄心帶入了他的新的興趣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的歐洲，政治氣氛要比今天的歐洲高昂得多。當時的歐洲是一個帝國主義大國的歐洲——所有的大國都處在持續的競爭、持續的地位鬥爭、持續的戰備狀態之中：這對於每個人都有吸引力。當時的歐洲也是一個階級鬥爭的歐洲，被喧囂與恐懼的紅色革命所籠罩的歐洲；這也很扣人心弦。當時，在資產階級的餐館聚會上，在每個無產階級的酒館裡，人們都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無休止地發表政治見解。個人生活——不僅對於工人來說——在當時比今天要狹小得多，貧乏得多。但是在晚間，每個人都與他的國家一樣，是一頭雄師或一隻雄鷹，與他的階級一起，是偉大未來的旗手。希特勒，除此以外無所事事，整天扮演著這種角色。在當時，政治在一定程度上幾乎對所有人來說都是生活的替代品，而對於希特勒來說，它是百分之百的生活替代品。
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是強有力的發動群眾的口號。如果能夠設法把它們結合起來，它們將會迸發出何等巨大的爆炸力！有可能，希特勒在年輕時就已經有了這個主意，但我們不能肯定。後來他寫過，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即在1910年前後的維也納歲月里，就奠定了其政治世界觀的「堅實基礎」；不過，至於這一世界觀是否已經被命名為民族社會主義，這還是可以爭議的。但是，希特勒的真正的磐石，其最初的、最底層的基礎，並不是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結合，而是民族主義與反猶主義的結合。而且，反猶主義似乎是其中的最早成分。希特勒從一開始就帶著他的反猶主義主張，猶如一個天生的駝背。不過，他的民族主義，一種特別的、帶有族民主義與大德意志色彩的民族主義，無疑來自其維也納時期。社會主義很可能是後來的附加物。
希特勒的反猶主義是東歐社會的產物。在19與20世紀之交，西歐的反猶主義正在衰退，在德國也是如此。猶太人的同化與融入受到歡迎，而且在全面進行中。但是，在東歐與東南歐，人數眾多的猶太人自願或不自願地作為孤立的民族生活在其他民族之中，那裡的反猶主義是獨特的且殺氣騰騰的，目標不是同化與融入，而是趕走與消滅。梅特涅曾經說過，維也納的第三區以外就已經是巴爾幹。這種屠殺性的、不給猶太人出路的東歐反猶主義，傳入了維也納市內的大街小巷。年輕的希特勒在那裡吸入了它；但是如何吸入的，我們不得而知。沒有有關他的不愉快的個人經歷的報道，他自己也沒有講過此類事情。在《我的奮鬥》中，希特勒就猶太人是另類的人的觀察，便得出結論：「因為他們與眾不同，他們必須離開。」敘述希特勒是如何將此結論自圓其說的，是本書後一章的任務；他又是如何將其付諸實施的，則又是再後一章的任務。這種深深與牢固地潛入這位青年心靈的、屠殺性的、來源於東歐的反猶主義，暫時沒有在希特勒古怪的生活中產生什麼實際影響。
與此不同的是其維也納歲月的另一產物，即他的大德意志民族主義。1913年，它引發了希特勒一生中的第一個政治決定，即向德國移民的決定。
青少年時期的希特勒是一個奧地利人，但他不感到自己是一個奧地利人，而是一個德國人，而且是一個吃了虧的、被德國統一與德意志帝國無理開除的、撇下不管的德國人。同時代的許多德裔奧地利人，都有著與他同樣的感覺。奧地利德意志人曾以全德國為後方，控制並影響了他們的多民族國家。自1866年以來，他們被開除出了德國，成了自己國家裡的少數民族。長遠來看，他們無法抵抗許多被迫成為奧地利人的正在甦醒的民族主義浪潮，他們被迫實行其力量與人數已不足以維持的（已與匈牙利人平分的）統治。人們從這一棘手的處境中得出各種結論。青年希特勒，從來就很會下結論，很早就得出了最極端的結論：奧地利必須瓦解，但在其瓦解過程中必須產生一個包括所有奧地利人的大德意志帝國，並且通過其強大的實力重新統治那些後繼的小國家。在他的腦子裡，他已經不把自己當作奧匈皇帝與國王的臣民，而是這一未來大德意志帝國的國民。就此，他也為自己得出了結論，而且又是一個最極端的結論：1913年初，他出走了。
今天我們知道，希特勒從維也納逃到慕尼黑，是為了逃避奧地利的兵役。這並不是因為懦弱與膽小。當1914年戰爭爆發時，他自願報名參戰，就證明了這一點；不過，他不到奧地利軍隊，而是到德國軍隊報了名。1913年戰爭的氣息已瀰漫在空氣中；而希特勒不願意為一件內心已經告別的東西而戰，不願意為一個他認為無法挽救的國家而戰。當時，他離決定當一位政治家還很遠——作為一個德意志帝國的無職業的外國人，他又如何可能當一位政治家呢？——但他的行動已經是政治行動了。
在戰爭中，希特勒在政治上是幸福的。只是他的反猶主義情緒沒有得到滿足——按照他的願望，人們應該利用戰爭在帝國國內消滅「國際主義」（他用sz 拼寫，意指猶太人）。但除此以外，四年的日子過得很痛快——節節勝利；只有奧地利人打敗仗。他從戰場以知情人的腔調給慕尼黑的熟人寫道：「奧地利的前途將不出我所料。」
我們現在來講講希特勒的當政治家的決定——這是他稱為「我一生中最艱難的決定」之一。客觀上使之成為可能的，是1918年革命。如果是在德意志帝國，像希特勒這樣社會地位的外國人，連進行政治活動的一點基礎都沒有——除非在社會民主黨那裡，但希特勒又不適合該黨，而且就對國家政治的真正影響而言，這也是一條死胡同。革命為政黨開闢了通向國家權力的道路，而且同時動搖了原來的政黨制度，使得新建的政黨也獲得了機會——1918與1919年新建的政黨數不勝數。
希特勒的奧地利國籍，也不再是積極參與德國政治的障礙。「德意志奧地利」（當時人們對奧地利德意志部分的稱呼）加入德國雖然被戰勝國禁止，但自1918年就被邊境兩邊的人們所強烈期盼著，而且在內心已經提前實現了，以至於一個奧地利人在德國幾乎不算是一個外國人。社會地位方面的障礙，在一場消滅了諸侯統治與貴族特權的革命之後，對於一個德國政治家來說，則完全不存在了。
我們對此這樣強調，是因為這一點總是被忽視。眾所周知，希特勒進入政界時自稱是「11月罪惡」的死敵，所以人們不願意將他看成革命的產物。但客觀上他是它的產物，就像拿破崙是法國革命的產物一樣，在某種意義上，拿破崙也克服了法國革命。沒有前面發生的革命，兩者都無法想像。兩者也沒有重建革命消滅的東西。他們是革命的敵人，但他們又是革命的繼承人。
在主觀上，也是1918年11月革命（就此我們可以相信希特勒的自我表白）讓他作出了當政治家的決定，儘管他到1919年秋季才作出這一決定；但1918年11月革命是他的覺醒經歷。「再也不允許而且也不會在德國發生像1918年11月那樣的事情」，這是他在許多政治上的苦思冥想與空想之後下的第一個決心，是這位年輕的私人政治家給自己樹立的第一個具體的目標——也是他唯一真正實現的目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確實沒有發生類似1918年11月革命的事件：既沒有戰爭的及時中斷，也沒有發生革命。希特勒阻止了兩者的發生。
讓我們看清楚，「再沒有1918年11月」都包括了些什麼。其內容很多：第一是防止將來在類似1918年11月局勢下發生一場革命；第二卻是——否則第一無從談起——再造這一局勢。這就意味著，再次挑起失敗的或被放棄的戰爭，這是第三。第四，這場戰爭必須在不存在可能發動革命的力量的內政狀況下重新發動。這就離第五點不遠了：取消所有左翼黨派——既然如此，為什麼不一下子取締所有黨派？但是因為不能消滅左翼黨派的後盾，即工人階級，就必須在政治上爭取他們支持民族主義。這意味著：第六，必須給他們提供社會主義，或者是一種社會主義，即民族社會主義。但是，他們至此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必須消滅，這是第七點。這又意味著第八點，在肉體上消滅馬克思主義政治家與知識分子。謝天謝地，在他們當中又有一大批猶太人，因此第九點，可以消滅所有猶太人——這是希特勒最早的願望。
我們看到，希特勒的所有內政綱領在他步入政界時就已經全部形成了，在1918年11月與1919年10月間，當他成為政治家的時候，他也有足夠的時間理解一切並且自圓其說。而且我們必須承認，他不乏理解某種事物並得出結論的能力。他在維也納的青年時期就不缺乏這一能力，也不缺乏將其得出的理論性（而且是極端的）結論以同樣的極端性去付諸實施的能力。不過，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這整個思想樓閣都是建立在一個錯誤認識基礎之上，他錯誤地認為革命是德國戰敗的原因；而實際上，革命是戰敗的後果。但這是希特勒與很多德國人共有的錯誤認識。
1918年的覺醒經歷，還沒有給他帶來一套外交方面的綱領。這套綱領是他在以後的六七年內得出的。不過，我們可以在這裡順便交代一下。首先是無論如何要再次發動那場（在希特勒看來過早中斷的）戰爭的決定。其次的想法是，不把這場新戰爭僅僅當作舊戰爭的重複，而是要在新的、更好的結盟格局下，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與之後使敵對聯盟破裂的矛盾來進行設計。這一想法形成的各個階段，以及1920至1925年間希特勒考慮的各種可能性，我們這裡省略不談——讀者可以在其他書籍中看到。最終的結論（寫在《我的奮鬥》中）是一個計劃。在這一計劃中，希特勒把英國與義大利當作同盟國或者善意的中立國，奧匈帝國的後繼國家與波蘭被視為協助民族，法國是首先應該被打敗的次要敵國，俄羅斯是一個應被占領而且長期被征服的主要敵人，應該被改造成德意志生活空間，一個「德意志印度」。這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原本計劃。但它從一開始就不能奏效，因為英國與波蘭不接受希特勒為它們設想的角色。我們在下文還要多次涉及這一點。這裡，我們要講的是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因而不能過長時間地逗留在這一點上。
我們現在講到希特勒進入政界與輿論界的時刻，即1919年秋冬於1920年初。這是在1918年11月之後他的突破性經歷。而且，這一突破不是指他在德意志工人黨（他不久將它改名為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工人黨）很快成為了領袖人物——這不需要多大本事。這個黨，當他加入的時候，還是一個亂糟糟的無名小協會，有幾百個無足輕重的會員。他的突破性經歷是他發現了自己的演說魅力。這發生在1920年2月24日，那天希特勒在一個大眾集會上做了第一次演講，他獲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眾所周知，希特勒能夠將由各種不同的人群（人越多越雜越好）組成的集會轉化為一個同質的可塑群體，先把這一群體引入一種近乎夢幻的狀態，然後給予其一種近乎集體的感受。這一能力的基礎並不是演說藝術（希特勒的演說進展緩慢而疙疙瘩瘩，沒有多少邏輯結構，而且有時幾乎沒有明確的內容，而且希特勒的聲音沙啞，喉音很重），而是一種催眠能力，一種能隨時控制所存在的集體潛意識的能力。這一對大眾的催眠能力是希特勒第一項政治資本，在很長時間內是他唯一的政治資本。至於這一影響如何強大，親身經歷者能提供無數的證據。
比對大眾的影響更重要的，是它對希特勒自己的影響。只有想像一下，一個有理由認為自己是陽痿的男人突然發現自己能夠創造性能力奇蹟時會是何等感受時，我們才能理解這對於希特勒來說是何等巨大的影響。在此之前，當他與他的戰友們在一起的時候，當講到讓他激動的話題，即涉及到政治與猶太人的時候，有時他會從對他來說正常的沉默狀態中覺醒，突然開始胡言亂語、慷慨激昂。當年他只是使人感到詫異，被看成是個「瘋子」。現在這個「瘋子」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大眾控制者，一個「鼓手」、「慕尼黑之王」。一位被低估者的寂寞而苦澀的高傲，轉變為一個成功者的陶醉的自豪。
他現在知道，他能做一件無人能做的事情。他也已經知道，至少在內政方面，他十分清楚自己想要幹什麼；而且他不能不注意到，在他很快成為有名人物的右翼圈子中，暫時比他要有名得多的政治家中沒有人真正知道他們要達到什麼目的。兩者加起來應該賦予他一種獨一無二的感覺，作為一個失敗者與被低估者，他本來就有著此類感覺的基礎。由此逐漸醞釀出了大概是他政治生活中真正最重大的與革命性的決定，即當領袖的決定。
我們無法確定他何時作出了這一決定，它也不是由一個具體的事件激發產生的。我們可以肯定，這一決定在希特勒政治生涯的最初幾年中還不存在。那時，希特勒對成為一位宣傳演講者，一位民族覺醒運動的「鼓手」，已經心滿意足了。他還尊敬那些當時集中在慕尼黑策劃各種政變的帝國遺老，特別是那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最後兩年中擔任德國作戰首腦的、現在被公認為所有進行顛覆活動的右翼運動中心人物的魯登道夫將軍。
進一步認識魯登道夫以後，希特勒對他的尊敬消失了。除了他獨有的能控制大眾的感覺以外，希特勒又逐漸感到自己能在政治上與思維上戰勝所有可能的競爭對手。在某一個時刻，希特勒可能又認識到（而這不是理所當然的），這一競爭的目標不僅僅是未來政府中職位的分配與地位的高低，而實際上是史無前例的東西，即一個集權的、不受憲法或分權限制的、不受集體領導限制的長期的獨裁位置。
這裡顯現出了在王朝及其復辟可能性消失以後所遺留下來的空缺。魏瑪共和國不能填補這一空缺，因為它既不被1918年11月的革命者所接受，也不被其反對者所接受，這個空缺是（按當時的口號）一個「沒有共和黨人的共和國」。在20年代初期，產生了一種氛圍，用雅科布·布克哈特的話說，即「對於一個與以前的政權相似的東西的渴望」，這種渴望已不可抵抗，而且在「為那唯一的人運行著」。德意志民族的大部分人都在期待著「那唯一的人」，不僅僅是為了找到失去的皇帝的替代，而且是出於另一個原因，即出於對戰敗的不滿，以及對被感受為侮辱的、強加的和約的無助與憤慨。詩人斯特凡·格奧爾格表達了一種普遍的心聲，他預言一個時代即將到來，在那個時代將會
誕生那個唯一拯救的人
並且已經為他設計好應該做些什麼：
他砸毀鎖鏈，把秩序掃進垃圾堆，
把迷路的趕回永恆法理，
偉大的再次成為偉大
主人再次成為主人，
規矩再次成為規矩，
他把真正的象徵別在民族的旗幟上，
他領導其忠誠的群眾
經過晨曦的風暴與危險的信號
於日出之後辛苦建立嶄新的帝國。
這似乎是針對希特勒說的！甚至「那個真正的象徵」，勾形十字架，幾十年來就裝潢著斯特凡·格奧爾格的書籍（不過沒有反猶的含義）。格奧爾格1907年的一首舊詩聽以來似乎是對希特勒的預見：
那個人！那個壯舉！人民與高級委員會在渴望
不要指望與你們同桌吃飯的某個人！
或許是那個長年坐在你們的兇手中的，
睡在你們的監獄裡的人：他站起來，採取了行動。
希特勒不大可能知道格奧爾格的這首詩，但是他感受到了這首詩所表達的心聲，這種心聲影響了他。儘管如此，做出自己當「那個人」，當那個所有人都期待的、希望他帶來奇蹟的人的決定，無疑還是需要一定的粗野的勇氣，這種勇氣在當時與後來除了希特勒沒有人有。在1924年口述的《我的奮鬥》的第一冊，記錄了這一完全成熟的決定，在1925年新建政黨時，它第一次被正式付諸實施了。在新建的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工人黨中，自始至終只存在一個意志，即領袖的意志。後來充當領袖的決定，在更大的範圍內實現了，但這與其起初的決定相比，在希特勒內心的政治成長過程中只是一個較小的飛躍。
按照不同的算法，到達那一步希特勒還要度過六年、九年，甚至十年，因為希特勒獲得不必向任何人負責的全面權力的時間不是1933年，而是興登堡去世的1934年，當他成為領袖時，希特勒已經四十五歲了。然後他面臨的問題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內政與外交綱領能夠實現多少。他以其一生中最奇特的——至今仍然不是人所皆知的——第一個完全保密的政治生命決定回答了這一問題。他的答覆是：全部！這一回答包含著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決定：他讓其政治與政治時間計劃服從於他自我估計的壽命長度。
希特勒與愛娃·布勞恩，倆人在自殺前結婚
這是一個的的確確史無前例的決定。試想一下：個人的生命是短暫的，國家與民族的生命是漫長的。對此不僅所有國家制度，不管是共和制還是君主制，就是那些要「創造歷史」的「偉人」（或出於理智，或出於本能），都理所當然地做出了相應的安排。我們在前面與希特勒比較過的幾個人中，沒有一個認為自己是不可取代且將這一觀點付諸實施的。俾斯麥在一個長遠規劃的憲法制度內，為自己打造了一個權力巨大但權限清楚的職位，而當他必須離開這一職位時，他離開了，儘管很不情願，但還是服從了。拿破崙試圖建立一個王朝。列寧創建了黨，同時也把黨作為接班人的培養基地，而且這個黨確實產生了有能力的接班人，並排除了無能的接班人，儘管有時要渡過流血的危機。
所有這些在希特勒那裡都不存在。他故意把一切建立在其個人的不可替代性上，建立在永久的「要麼我，要麼混亂」的基礎之上，幾乎可以說，是建立在「我以後可以是洪水猛獸」的基礎之上。沒有憲法；沒有王朝（撇開希特勒對婚姻的恐懼以及沒有子女不談，這也不合時宜），但也沒有一個真正能擔負國家重任的、推出領袖的、長久的政黨。納粹黨只是希特勒個人奪權的工具；它從來沒有一個政治局，他不讓接班人出現。他拒絕考慮身後的事情，並做出身前的安排。一切都必須通過他本人實現。
這樣，他給自己施加了必然帶來過急且不現實的政治決策的時間壓力。因為任何政策，如果它不從具體環境條件與可能性出發，而是取決於一個人的壽命長短，都是不現實的。但希特勒的決策就是這個意思。它尤其意味著，他的生存空間大戰必須在他活著的時候由他自己進行。當然，他沒有就此公開講話；否則，德國人會感到有點不對。但是，在1945年2月波曼的筆記中，他都坦白地承認了。在抱怨自己開戰晚了一年，也就是沒有在1938年而是在1939年開了戰（「但是我沒有辦法，因為英國人與法國人在慕尼黑答應了我所有的要求」）以後，他繼續說：「糟糕的是，我必須在一個人的短暫一生中完成一切……其他人擁有無限的時間，而我卻只有可憐的幾年時間。其他人知道他們有接班人……」 不過，他沒有接班人，是他自己的安排。
在1939年戰爭爆發期間，他也曾幾次（儘管不是在公開場合）隱約表示過，他決心將德國歷史納入並服從其個人生命。1939年初，他對到柏林訪問的羅馬尼亞外長伽芬庫說：「我現在五十歲，我寧願現在，而不願意在我五十五歲或六十歲時開戰。」在他的將軍們面前，他以其「個人的地位與獨一無二的權威」來論證「他不可動搖的開戰決定」，這種權威或許以後不再存在：「誰也不知道我能活多久。」幾個月以後，在11月23日，在同一群人面前，他在督促他們加快實現西線進攻計劃時說：「作為最後一個因素我必須提及我本人：不可替代。既沒有一位軍人也沒有一個文職官員能夠替代我。刺殺行動可能再次發生……帝國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我。我將就此行動。」
歸根結底，是讓歷史服從於自己的一生，讓國家與民族的命運服從於自己的生涯：一個真正令人吃驚的、本末倒置的、誇張的思想。希特勒什麼時候開始有這個思想，難以確定。在其20年代已經形成的領袖概念中，它已經萌芽了：從領袖的絕對不負責任，到領袖的不可替代，沒有多大距離。但有跡象表明，希特勒在30年代晚期才邁出了意味著走向戰爭的一步。其第一文獻跡象，是在所謂的《霍斯巴赫備忘錄》中記錄的1937年11月5日的秘密談話。在這次談話中，他讓其最高級部長與將領第一次但相當模糊地了解他的戰爭計劃，當時還讓他們嚇了一跳。可能還需要他自己沒有預想到的其執政初年的驚人成就，他的自信才能發展到迷信的地步，發展到受到上帝的特別委任的感覺，不僅讓他有理由把自己與德國視為同一，而且（「帝國的命運完全取決於我」）讓德國的興亡服從於自己的生與死，這一點反正他最後是這樣做了。
對於他來說，生與死總是離得很近。眾所周知，他以自殺告終，而他的自殺不是憑空而來。他以前在失敗的時候也傾向於自殺，作為最後的一步，他隨時準備拋棄這一生命，儘管他將德國的命運交給了它。在1923年暴動失敗以後，他先躲藏在恩斯特·漢夫施丹格爾那裡，他對後者說，他將自我了結，開槍自殺。漢夫施丹格爾費了好大勁才讓他打消了這個主意。據戈培爾說，在以後的一個危機中，當1932年12月納粹黨行將分裂的時候，希特勒對戈培爾說：「如果黨分裂，我會在五分鐘之內用手槍了結。」
1945年4月30日，他真的自殺了。因此，我們不能把他以前的自殺言論看成是空話。在對戈培爾的話中的「在五分鐘之內」幾個字很耐人尋味。在以後的同類言語中，就成了幾秒鐘，最後甚至是「一剎那」。可見，希特勒一生都在考慮，如何迅速自殺，因此自殺如何輕而易舉。史達林格勒戰役後，他對陸軍元帥保羅沒有自殺而是投降了俄國人很失望，他發泄道：「這個人應該開槍自殺，就像以前的將領面臨失敗時沖向寶劍一樣……一個人怎麼能夠害怕這能夠把他從痛苦中解脫出來的一秒鐘呢，如果沒有責任讓他留在這個痛苦的深淵的話，咳！」在遭遇1944年7月20日的刺殺以後，他又說道：「如果我的生命告終了，這對我個人來說，只意味著從憂愁、失眠的夜晚以及嚴重的神經煎熬中解脫出來。這只是一剎那，然後人就解脫了一切，有了他的安寧與永遠的安息。」
當希特勒的自殺真正發生時，幾乎沒有引起驚奇，它被看成幾乎是理所當然的，這並不是因為擔當責任者在戰敗後自殺普遍被視為是理所當然的，相反它恰恰非常罕見。希特勒的自殺顯得理所當然，因為他的一生幾乎就孕育著這樣的結局。希特勒的個人生活太空虛，以至於在不幸中對他還有保留的價值；而他的政治生活從一開始就是「要麼一切，要麼什麼也沒有」。在結論是「什麼也沒有」時，自殺似乎是順理成章的。自殺所需要的勇氣，希特勒一直有，如果人們自問一下的話，也一直相信他會有。值得注意的是，人們也沒有責怪他自殺，這顯得太自然了。
顯得不自然且似乎屬於自我風格背離的是，他把其在生前不大在乎的情婦帶走了，以一種特別感人的、小市民式的、煞風景的方式，在共同終結前的二十四小時與她結了婚。他很幸運，很久以後才公開的（因為人們當然會對他很不滿）是：他還想把德國，被戰爭殘留下來的那部分，一起帶向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