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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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新頒布的法律,舊時光的烙印,26個故事。

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尼克爾,19歲,來自肯塔基(攝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瑪格蘭圖片社/紐約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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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們半個世紀的文化大戰中的所有戰役里,也許還沒有哪一個問題,在我們的法律和道德層面上,像墮胎一樣遠沒有得到解決。現在是這場戰鬥的第五個十年,然而在過去的兩年裡,美國的26個州已經通過了超過111個限制墮胎條款。四十一年前的德克薩斯州,一名化名簡•羅伊的單身孕婦為爭取墮胎的權利而提起訴訟。同樣在該州,溫蒂•戴維斯因為阻擾墮胎法案的通過成了民族英雄,而該州州長卻因為簽署了這一法案也成為民族英雄。

訴訟進行了,法院也做出了判決,但是人們似乎仍然未就婦女是否能終止妊娠以及於何時、何地、如何終止妊娠達成一致。甚至是在羅伊訴韋德案中,最高法院在其判決中都有所保留:僅僅在妊娠的頭三個月,墮胎可以由個人決定;在懷孕的第二個三個月里,各州可以基於保障母親的健康對墮胎進行干預;一旦胚胎被認為「可存活的」,其所在的州可以設置任何該州認為恰當的對墮胎的限制。

一系列的法庭裁決確保了在墮胎法的起草上的更多的自由,立法者也通過制定一系列法規對此作出回應:阿肯色州禁止懷孕十二周後墮胎,而在路易斯安那州,墮胎前要將婦女的超聲波檢查結果給她看。在加利福利亞,目前一名受過培訓的護士就可以實施墮胎手術,但是在密西西比州,做墮胎手術的人必須當地醫院具有接收病人權利的產科醫生。這條規定可能使該州最後一個留存的診所關閉了。本月,聯邦上訴法院支持了德克薩斯州的一部類似法律,除了為數不多的幾個,其他的全部予以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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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對於所有的法規和抗議來說,儘管墮胎「安全、合法、稀少」以及「墮胎是謀殺」,墮胎還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所有的妊娠中大約有一半是意外妊娠;每年,這一半當中又有一半(120萬)妊娠會以墮胎來終結。

然而,我們可能需要將墮胎這個概念抽象出來才能更加輕鬆地加以討論;墮胎所激發的情感太複雜以至於我們不能夠正視這些情感的所有特性。這可能也就是為什麼甚至是在這個國家開放程度高的地方也很少有人公開地談論這樣的經歷。這使得墮胎的事實和與之相隨的情感,成為我們的政治對話中的沉默的人證。即使是現在,羅伊的事情發生後的四十年,一些婦女只有在我們不印出她們的真名的情況下才和我們談論墮胎的事。

正如她們故事所表現的那樣,2013年發生在美國的墮胎經歷差異很大。這些經歷不僅因州而異,還因文化、種族、收入、年齡、家庭而異;因男朋友是否載她們去或者請求她們不要去診所墮胎而異;因醫務人員的同情或者麻木而異;因她是單獨在家裡吃墮胎藥還是設法穿過診所外的抗議者去墮胎而異。一些人羞於告訴他們的朋友或者家人;另一些人則因為這樣的經歷變得更強大。同一個人可能會在某個早晨帶著悔恨醒來,而第二天又心懷安慰——大多數人會為一塊示威標語感到糾結。一名婦女告訴我們:「我們沒機會去談論我們心中的猶豫和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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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尼克爾,19歲

墮胎時間:2013,肯塔基

那是在剛剛過去的這個春天,預約流產的日子逐漸臨近了——我有點害怕。我想留下這個孩子,我的男朋友總是參加橄欖球訓練,因此他不能和我一起去看醫生。如果他去了,他應該會有不同的感覺吧。但是他說「我絕不會去的」,我想向他表明我很愛他,愛到願意為他打掉孩子的地步。在我懷孕十三周時,我們預約了在肯塔基州離我最近的一家診所,去那裡要花上4個小時;但就在前一晚上,我們還是決定不去了。凌晨兩點鐘的時候,他打電話來說「穿好衣服」,我說「我不想去」,我們兩人一路上都在哭。我不認為流產是謀殺,但我一直反對流產。當我告訴他診所的信用卡掃瞄儀壞了時,他問我是否在找藉口。我們去了一個加油站的ATM機那兒取了1000美元,我頓時情緒崩潰了,他說「好吧,你不用回診所去了」我聽了簡直太開心了。然後他說,「我們開了這麼遠的車,別哭了,拿出成年女子的樣子來。」我聽了非常生氣,但實在是太睏了,懶得和他爭吵。當我在做超聲波檢查時,我要求看一下圖片,那個護士說,「當真要看嗎?」一個月後,我男朋友說他也後悔了。我獨自一個人為此傷心哭泣,他覺得談論此事會讓我傷心,但我不想讓我們的寶貝認為我們就這麼忘了它。我還沒有聽說這裡有其他人流過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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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克里希(攝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瑪格蘭圖片社/紐約雜誌)

克里希,39歲

墮胎時間:2004、2005、2007,伊利諾斯

我查了芝加哥的黃頁,預約了一個我以為是流產診所的地方。他們讓一個黑人女的進來和我談談,那個人告訴我他的丈夫曾經剛開始也不想要孩子,還努力說服我留下自己的孩子。然後他們給我看一段宮頸擴張和吸取胎兒的視頻。我們以為我靠政府發放的食物券生活。當時,我不知道怎麼說清他們那樣的想法對我而言是種冒犯。我當時28歲,是一名律師助理,並不是他們想的那種人。他們送我回家,還給了我一個嬰兒用的搖鈴和嬰兒套裝。那發生在2002年,不是什麼老早以前的事情。他們送我到去另外一個地方進行免費的超聲波檢查。操作超聲波的技師說,「如果你現在做流產的話,將會使你的子宮破裂,未來就不能再懷孕生孩子了。」我茫然不知所措,我不想因不能生孩子而後悔,所以我繼續懷孕並生下了我的兒子。在我丟掉工作之後,我就付不起我的醫療保險(COBRA)【注】、水電煤氣費、房租和食物了,也沒再見過那些人了。從那之後,我經歷了三次流產,我不清楚我的身體,也沒人給我提供任何相關的信息。第三次流產後,我偶然遇到一位支持生育公平的擁護者,最後是他教會了我如何弄清楚自己的生育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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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COBRA:聯邦統一綜合預算協調法(Consolidated 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Act)是美國勞工法的一部分,離職後某些符合條件的前僱員和家屬仍然可以在至少18個月內繼續享受醫療保險,但保險費需全部由個人承擔。

米拉,29歲

墮胎時間:2004,南達科他

在我被大學錄取的那一天,我的妊娠測試呈陽性,我去了社區衛生中心,說我想和護士談談我都有哪些選擇,他們把我趕了出去。離我最近的三家診所都在300英裡外,我借了我媽媽的車。我的男朋友,現在的是我的丈夫,他陪我一起去了。我確實不清楚我是怎麼籌到了700美元的。下班後我們5點鐘出發,開車前往科羅拉多。那是正值隆冬時節,異常寒冷。整個洛基山脈地區的天氣變化無常,我們待在夏延【注】的一處旅館裡,這又花了我們60美元,但我們始終無法入睡。我感覺焦躁不安,除了我男朋友外,我希望能有個人陪在我的身邊。我們到了診所後,我們和一名警衛在車裡見了面,他問我們是否想要一件防彈背心。在診所內,醫生抓住我的手,對我得大老遠的跑到這裡表示抱歉。十分鐘之後,流產手術就做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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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夏延:Cheyenne,位於美國懷俄明州。

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雷德(攝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瑪格蘭圖片社/紐約雜誌)

雷德,30歲

墮胎時間:2008,賓夕法尼亞

我男朋友的控制欲很強,在我懷著我的兒子的時候,他讓我相信節育會傷害我的身體。我們通常在車裡睡覺。我在一處荒廢的空房子外面對著一個用來攪拌水泥的桶小便,就這麼做了妊娠測試。我覺得,不能因為自己一個愚蠢的決定就去墮胎。有人告訴我說你愛這個孩子是下意識的,但這可不是真的。之後在2008年,我懷了男友史蒂夫的孩子,我們在塔基特百貨一起工作。他想要結婚並讓我生下孩子。我幾乎都快養不起我自己的兒子了,那時我還和父母住在一起。我不想一輩子都綁在史蒂夫的身邊。我媽媽和我去了計畫生育中心。那天下著滂沱大雨,示威者在車前攔住我們,給我們看那些噁心的圖片。我當時情緒特別激動,但我又很害怕如果我表現出了任何情緒,他們就不會讓我去墮胎了。我告訴他們我已經生了一個孩子,醫生讓墮胎看起來像是一種流水線的工作。我只是告訴史蒂夫我流產了。我們又在一起了一年的時間,但那個秘密完全破壞了我們的關係。如果我是住在車裡,被男友虐待的話,人們也許會更能理解我的選擇。這次,我節育了,有了一份全職工作和男朋友。人們可能會想我應該留著孩子,但是我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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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瑟,32歲

墮胎時間:2011和2013,田納西

我已經有兩個女兒了,都是意外懷孕,但我從沒有過墮胎的念頭,因為我是在虔誠信仰宗教的環境下長大成人的。而現在我墮過兩次胎,如果我家人知道了,他們肯定會和我斷絕關係。我第一次墮胎是在兩年前。那時我和丈夫經濟困難,而且正在考慮分居,我只好放下良心去墮胎。那個醫生很古怪,吹著流行的調子。伴著他的口哨聲,我可以聽到真空管吸出胎兒的聲音。現在我聽到那種曲調還是會發抖。後來,那個醫生丟掉了他的行醫執照。一個月前,我又懷孕了。我的公公婆婆幫我們解決了經濟困難,所以我們別無選擇,只能讓他們參與到我們的決定中來。他們給了500美元現金讓我們去診所,我很不情願,覺得是為了維持現在的家庭而被迫去墮胎。我被金錢幫助所操縱了。我深深地愛著兩個女兒,根本無法想像要是將她們流掉了會怎樣。內心的愧疚與羞恥幾乎將我淹沒。候診室里一片難以名狀的死寂,每個人都在剋制著自己的感情,這種克制讓人悲傷心碎。真正的反墮胎者應該謹慎地評判墮胎行為,因為人們有時會出於羞恥而去墮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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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的女性在45歲之前曾有過至少一次的墮胎經歷,但有多少人會談起過這件事?

達娜(攝影:克里斯多夫‧安德森/瑪格蘭圖片社/紐約雜誌)

達娜,42歲

墮胎時間:2009,科羅拉多

蒂勒醫生被殺後,我在電視上看到一個人在新聞上講話,我不知道他就將成為我的醫生了,我摸著自己的肚子,想著怎麼可能會有人去做晚期流產。但一個月後,我明白了。第29周的超聲波檢查發現,胎兒大腦內腦室擴大。幾周后我們得知胎兒的神經系統未形成,沒有任何詞語能夠形容那一刻我的心情。並不是說我不想要一個有缺陷的孩子,而是即使我們用盡所有的防護措施,她70%的時間裡還是會處於發病狀態,無法吸氣或者呼吸。在那之前我們都發現不了這個難題。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兩歲的兒子。沒人說我可以選擇墮胎——是我自己問的。開車回家的路上,我不停地對丈夫說:「求求你,別認為我是個壞人。」據我所知,這個國家只有一位醫生願意做那麼晚期的流產,即使是出於醫學上的原因。他一定要答應我們。他在科羅拉多州,而我們在馬里蘭州。我開始感覺孩子在我體內緊緊地抓著我。第二周我們飛往博爾德,現款支付了所有的費用:17,500美元支付手術費,3,500美元支付這次緊急旅行的費用。他們給我做了個聲波檢查,找到了胎兒的心臟,然後用一根長長的針注射進去。我數她動到第四下,孩子沒有了。那天,我本來應該回到那間診所,但早上六點時,我感覺到羊水破了。我獨自一人呆在賓館衛生間里,離家萬里。我不想丈夫受傷害,便沒讓他進來。我生下了她,完完整整地,就坐在廁所里,一直到醫生和護士過來小心地把她抱走。這件事對我來說不同於對我丈夫。是我懷了她。直到我第二個女兒出生我才得到解脫。現在,我有三個孩子,都活得好好的,那位醫生拯救了我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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